汉魏并州党之五：曹氏最后的栋梁（下）

司马懿由太尉转太傅后，继任太尉的是征东将军满宠，此前满宠作为曹休的继任者，在扬州数次击破乘胜而进的孙权\逼退陆逊，而且他又是自曹操领兖州以来的老臣，就资历与威望，足以当太尉之尊。在满宠死后，骤然越过司徒与司空、直接超升为太尉的蒋济，在《三国志》中与程昱、郭嘉、董昭、刘晔并为一传，以上诸人皆是以谋臣著称，其中董昭虽然建议曹操创立魏国，但到魏明帝太和年间才升为司徒，当时已经超过了八十岁。除董昭外，以上诸人位多不过九卿，唯有蒋济年位即轻，一直以来只见献策，不见立功，此人骤升为太尉，这是以上三公补任表中的一大疑点。

案之《三国志•蒋济传》：“齐王即位，徙为领军将军，进爵昌陵亭侯。迁太尉。”再往前看，任领军将军之前，蒋济是由中护军就迁为“护军将军，加散骑常侍。”

关于“领军将军”的详细注解，可见于《宋书•百官志》：“领军将军，一人。掌内军、、、文帝即魏王位，魏始置领军，主五校、中垒、武卫三营。”“五校”即屯骑校尉、步兵校尉、越骑校尉、长水校尉、射声校尉，在汉时分掌京师五处的宿卫营兵，另外中垒营主将为中垒校尉，武卫营主将为武卫将军，以上京师的七处营兵，全在领军将军的统领之下，换句话说，领军将军即汉魏以来京都的禁卫军总管。

“护军将军”的由来，是“魏初因置护军，主武官选，隶领军”。另外“魏、晋江右领（军）、护（军）各领营兵”。就此理解，魏时的护军虽然主持武官选拔，但还是隶属领军。而且，护军与领军各领有两个独立的营——护军营与领军营。另外领军将军、护军将军与中领军、中护军的区别是“领、护资重者为领军、护军将军，资轻者为中领军、中护军。”

所以“护军将军”虽然与“领军将军”只有一字之差，但是手中的实力却天差地别，护军虽掌武官选举，有一定的威势，但却只能直接指挥护军营一营之兵；领军却统领包括护军营在内所有的京师营兵，也就是谁成为领军将军，谁就掌握了京师的军权。

蒋济是在明帝去世，齐王芳继位时“徙为领军将军”，在看他之前的领军将军，则有“帝以燕王宇为大将军，使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对辅政。”前任领军将军，刚好是在明帝托孤之变中黯然下台的夏侯献。所以在齐王芳继位时，蒋济由护军将军骤升为领军将军，可以直接与当时政变的胜利者刘放、孙资、司马懿挂勾起来，刘放、孙资、司马懿取得托孤权之后，第一时间也必须任命最为亲信可靠的重臣掌握京城的军权。在看蒋济与司马懿的切合点，确实符合这一条件：

曹操在世时，“司马宣王及济说太祖曰：‘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攻之失，於国家大计未足有损。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原也。可遣人劝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太祖如其言。”（《三国志•蒋济传》）

——或许从这一时刻起，两人就因智者所见略同而成为知已。

“护军总统诸将，任主武官选举，前后当此官者，不能止货赂。故蒋济为护军时，有谣言‘欲求牙门，当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宣王（司马懿）与（蒋）济善，间以问济，济无以解之，因戏曰：‘洛中市买，一钱不足则不行。’遂相对欢笑。”（《三国志•夏侯玄传》后裴注引《魏略》）

——此条则直接表明司马懿与蒋济关系亲密，所以司马懿问起护军卖官求财之事时，蒋济无从否认，还能够相对诙谐的一笑了之。而纵观诸多魏臣中，能让司马懿这样释然欢笑的人，也只有蒋济一个。

满宠死后，蒋济由领军将军超升为太尉，却失去了对京师禁军的控制，从“爽弟羲为中领军，训武卫将军”来看，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端倪了：正始三年，曹爽一党借太尉满宠去世之机，将领军将军蒋济提为太尉，却把领军之位授给了曹爽之弟曹羲，一跃控制了京城的兵权，由于资历较轻，所以曹羲的正式官号是“中领军”而非“领军将军”。。这和曹爽当初奏请司马懿由太尉转任大司马如出一辙——明升地位、暗夺实权。由于时机是在满宠去世之际，看起来十分自然；方式是由领军到太尉的超升，对当事人而言乃是莫大的荣誉，所以这似乎是一个让人找不到拒绝理由的任命。对此，刘放、孙资、司马懿、以及蒋济是否有过努力推拒已经不得而知，但事情的结果终是曹爽一方取得了主动，而此事的直接影响就是——司马懿集团在京城被翦去了羽翼，只能放手让曹爽为所欲为。

以上情况的侧面表现就是：正始二年，蒋济仍掌握京城兵权，“夏五月，吴将朱然等围襄阳之樊城，太傅司马宣王率众拒之。”正始三年蒋济失去禁卫军权，往后尽管对吴蜀战事频发，司马懿除在正始四年年底率军前往淮南屯田，时间为三个月，此后再没有参与任何军事形动，可以表明他已经被软禁在了京城，而且这个时间，一禁就是五年。

—正始五年征蜀之役

正始二年的朱然围樊城之役作为十年间司马懿的唯一一次出阵，几乎没有发生正面交锋，吴军就退却了。但是战后却引发了一系列的人事变动：

《三国志•张既传》后裴注引《魏略》：“（夏侯）儒字俊林，夏侯尚从弟。初为鄢陵侯彰骁骑司马，（宣王）〔囗囗〕为征南将军、都督荆、豫州。正始二年，朱然围樊城，城中守将乙修等求救甚急。儒进屯邓塞，以兵少不敢进，但作鼓吹，设导从，去然六七里，翱翔而还，使修等遥见之，数数如是。月馀，及太傅到，乃俱进，然等走。时谓儒为怯，或以为晓以少疑众，得声救之宜。儒犹以此召还，为太仆。”

尽管上段引文中有脱字，但中后面发生的事件不难判断：正始二年朱然围樊城时，作为荆州、豫州方面军团长的是夏侯尚从弟夏侯儒，不过夏侯儒却因逡巡不进，战后“犹以此召还，为太仆”。招他回去的，自然不会是包括从子夏侯玄在内的曹爽一党。

相较于征南将军夏侯儒(感谢梅花的校正)的怯弱不进，他的部下、荆州刺史胡质则是：“轻军赴之。议者皆以为贼盛不可迫，质曰：‘樊城卑下，兵少，故当进军为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临围，城中乃安。”战后，有功的胡质虽然得到了提升，但却是：“迁征（镇）东将军，假节都督青、徐诸军事。”而继夏侯儒之后，都督荆、豫两州的则另有其人：

“正始中，（王昶）转在徐州，封武观亭侯，迁征南将军，假节都督荆、豫诸军事。”（《魏书•王昶传》）。王昶的征南将军、都督荆豫军事的任期，从此时起，一直延续到了司马家的下一个世代。

以上人事运作的结果，就是诸曹、夏侯系出身的夏侯儒在一场没有失败的战事后，丢掉了荆豫方面军团长的位置，而司马懿之并州党集团的王昶未立战功，却取代夏侯儒，控制了魏国南方地区的军权。而被新任命都督青、徐两州的胡质，是蒋济的寿春同乡，同时得到也是蒋济的提携才进入曹魏集团（注19）。

正始二年樊城之役后，到蒋济失去禁卫军权之前，曹魏几个主要战区的都督（军团长）及部下刺史如下表所示：

除王昶与胡质是在樊城之役后得到任命以外，都督扬州的王淩与都督雍凉的赵俨，都是齐王曹芳继位后不久就被任命为都督一方的军团长：

王淩，“正始初，为征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

赵俨，“齐王即位，以俨监雍、凉诸军事，假节，转征蜀将军，又迁征西将军，都督雍、凉。”

赵俨并非司马懿的嫡系，但作为“辛陈杜赵”之一，是被安排为代替司马懿镇抚关中的重臣；而王淩作为并州当的重要人物，在曹芳即位之际即被任命都督扬州，可以是作是司马懿—孙资夺去托孤权之际的胜果之延续，加上正始二年后并州党的王昶及与蒋济渊缘深厚的胡质各自取得都督一方的地位，以上三人的连续重用表明，从曹芳继位起到正始二年这三年里，司马懿与孙资集团成功在中央把持着主导权，蒋济对禁军的控制，就是这份主导权的后盾。不过司马懿集团在三年内陆续任命三个嫡系人物为拥兵一方的都督（军团长），足以让以守护曹魏皇权为立身基础的曹爽集团产生恐慌，或许这就是他们在正始三年策划夺取蒋济手中禁军兵权的直接原因。

在辽东公孙渊被平定的情况下，河北成了魏国的大后方，只有在前方对吴蜀作战立功，才能帮助曹爽一党提升威望、扩大兵权，从而获得全面压制司马懿的实力，但是在荆豫、扬州、青徐三个方向都被安排给了司马懿的嫡系，他们手中的兵权不可能说夺就夺，曹爽集团对地方军权垂涎而不可得之余，关中都督赵俨的称疾告老，终于给了他们见缝插针的机会：

正始四年，“（赵俨）老疾求还，征为骠骑将军。”（《三国志•赵俨传》）

赵俨告老是在正始四年， “（正始）五年春二月，诏大将军曹爽率众征蜀。”而且在此之前，几乎是与赵俨告老还乡的同时，曹爽一系就立刻任命夏侯玄“为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州诸军事。”所以不久之后曹爽征蜀时，夏侯玄以关中都督成为曹爽的副将。另外，还有夏侯霸“代夏侯儒为征蜀护军，统属征西。”。“时征西将军夏侯玄，於霸为从子，而玄於曹爽为外弟。”“（夏侯）霸，正始中为讨蜀护军右将军，进封博昌亭侯，素为曹爽所厚。”此次征蜀的重要将领，全是诸曹、夏侯一族。

关于曹爽征蜀的目的，是“（邓）飏等欲令（曹）爽立威名於天下，劝使伐蜀，爽从其言。”对此，司马懿“止之不能禁”，他自然是不希望曹氏亲党通过这场战争重新立下威名的。另一方面，曹爽为了安抚司马懿，也作出了一定的补偿：

《魏略》：“（夏侯）既迁，司马景王（司马师）代为护军。”《晋书•景帝纪》：“（司马师）拜散骑常侍，累迁中护军。”——领有护军营一营之兵，主持武官选举的中护军之职，在夏侯玄就任征西将军之际，被转授给了司马师，使得司马方获得了少量的禁卫军权，所以司马懿在得到一定甜头之后，对于征蜀之役的兴起也不可能展开全力反对。

正始五年征蜀之役，在蜀国方面较客观的记载了当时的形势：

“（蜀汉延熙）七年春，魏大将军曹爽率步骑十馀万向汉川，前锋已在骆谷。时汉中守兵不满三万，诸将大惊。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敌，听当固守汉、乐二城，遇贼令入，比尔间，涪军足得救关。’平曰：‘不然。汉中去涪垂千里。贼若得关，便为祸也。今宜先遣刘护军、杜参军据兴势，平为后拒；若贼分向黄金，平率千人下自临之，比尔间，涪军行至，此计之上也。’惟护军刘敏与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诸军及大将军费祎自成都相继而至，魏军退还，如平本策。”（《三国志•蜀书•王平传》）

王平以不到三万人应对十万魏军，成功抢先据险，随后费祎的主力从成都赶到，使得蜀方立于不败之地。当时魏军“前锋已在骆谷”，却被王平抢去了先机。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从开春的二月直到五月的梅雨季节，曹爽的近十万人在近三个月的时间里一直被困在骆谷，眼睁睁的看着费祎的主力从成都、从涪赶至汉中，最终完全失去了胜机，不得不悻悻撤退。在这个过程中王平率军据险是蜀方的胜利因素之一；相应的 “前锋已在骆谷。时汉中守兵不满三万，诸将大惊”，能让蜀国诸将大惊，表明魏军抢得了相当大的先机，但是随后在与王平抢占险地的竞争中失败，使得这分先机被失去，直接导致十万大军被停滞于骆谷之内，在三个月内又无法突破王平的防线，就以上问题，魏军的先锋进军不力、作战不力应该负主要责任。

“五年，夏侯玄伐蜀，（郭）淮督诸军为前锋。”（《三国志•魏书•郭淮传》）

郭淮作为前锋，进军不力，是由于王平抢险的形势被动造成，还是郭淮的主动意愿造成，已经无从考证，以上只是列出事实，表明当时的情况。

接下来的三个月里，魏方的情况是“关中及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入谷行数百里，贼因山为固，兵不得进。”另一方面，王平依久不可突破，而费祎的主力正在赶来。身在洛阳的司马懿对于以上形势了如指掌：

裴注引《汉晋春秋》：“司马宣王谓夏侯玄曰：‘春秋责大德重，昔武皇帝再入汉中，几至大败，君所知也。今兴平路势至险，蜀已先据；若进不获战，退见徼绝，覆军必矣。将何以任其责！’玄惧，言於爽，引军退。”

司马懿直接陈述意见的对象是夏侯玄，因为司马师的第一任妻子是夏侯尚之女，也就是夏侯玄的姐妹，在夏侯氏被司马父子毒杀的事实没有显露于世的情况下，夏侯玄与司马家还算是有着姻亲为纽带的通家之谊（注20），在《三国志•夏侯玄传》中，也多见夏侯玄与司马懿有书信往来的记载。司马懿将自己的形势分析告诉夏侯玄，只是私人间的书信言遇往来，却导致“玄惧，言於爽，引军退”，在曹爽退兵之际，背后的怂恿者司马懿却不需要负担任何正面责任。

最初进军时萎靡不振的魏军先锋郭淮，在退军之际似乎变得生龙活虎：“淮度势不利，辄拔军出，故不大败。”尽管郭淮迅速撤退，但他也不可能擅自退兵，应该是受到了曹爽的退兵命令才行动。而在退兵过程中，“费祎进兵据三岭以截爽，爽争险苦战，仅乃得过。”在这场“争险苦战”中，郭淮所部可能相当的活跃，所以曹爽退出骆谷之后，“还假淮节”，在一场败战之后，郭淮还得到了一定的提拔。向前时进军不利，后退时却英勇奋战，郭淮前后的表现在此看来似乎有点过于矛盾。

而许多年后的嘉平二年，司马懿诛灭曹爽之后大分赃时，还不忘给远在关中的郭淮送上一笔报酬：“诏曰：‘昔汉川之役，几至倾覆。淮临危济难，功书王府、、、今以淮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持节、都督如故。”此时所赏 “汉川之役、、淮临危济难”之功，赏的是郭淮最开始的顿兵不进，还是后来撤退时的奋勇掩护，已经无从计较了。

作为前锋进军不利的郭淮，成为战后的功臣，而主持这场征蜀之役的曹爽，威望却受到大大的挫损，成为这场远征中唯一的失败者。

—步步施压与以退为进

和司马懿的背后怂恿相反，在曹爽征蜀之际，亦不乏正面直谏者：

“正始中，（钟毓）为散骑（侍郎）〔常侍〕。大将军曹爽盛夏兴军伐蜀，蜀拒守，军不得进。爽方欲增兵，毓与书曰：‘窃以为庙胜之策，不临矢石；王者之兵，有征无战。诚以干戚可以服有苗，退舍足以纳原寇，不必纵吴汉于江关，骋韩信於井陉也。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盖自古之政。惟公侯详之！’爽无功而还。”（《三国志•钟毓传》）

这位正面给曹爽泼冷水的钟毓，是钟繇的长子、也即钟会的兄长。此后不久，他便以“失爽意，徙侍中，出为魏郡太守”。

曹爽的打击异己行为，并不限于司马懿的并州—河东—河内集团，而是在魏国中央泛滥成灾，另一方面，对于许多遭到曹爽贬斥的名士、俊秀，司马懿都展开了或明或暗的笼络：

“时曹爽秉政，何晏为吏部尚书，（傅）嘏谓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静而内銛巧，好利，不念务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将远，而朝政废矣。’晏等遂与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傅嘏受到何晏挟嫌报复免官之后，“太傅司马宣王（司马懿）请（傅嘏）为从事中郎。”

“明帝临崩之时，以曹爽为大将军，宜得良佐，於床下受遗诏，拜（孙）礼大将军长史，加散骑常侍。礼亮直不挠，爽弗便也，以为扬州刺史、、、徵拜少府，出为荆州刺史，迁冀州牧。”后来孙礼在平原与清河争界的裁断中顶撞曹爽，“爽见礼奏，大怒。劾礼怨望，结刑五岁。在家期年，众人多以为言，除城门校尉、、乃以礼为并州刺史、、往见太傅司马宣王，有忿色而无言、、礼曰：‘、、、今社稷将危，天下凶凶，此礼之所以不悦也。’因涕泣横流。宣王曰：‘且止，忍不可忍。’”

孙礼以“礼亮直不挠，爽弗便也”从而多次受到曹爽的打压，每逢这个时候，司马懿都对他进行笼络安抚。使得这位由魏明帝亲自任命给曹爽的长史，逐渐加入司马懿镇营，与司马懿一起“忍不可忍”之事。孙礼在就任曹爽的僚属之前，已经历任阳平太守、尚书，有着相当的仕宦经历，所以也有了对曹爽“亮直不挠”的底气。曹爽在赶走这类僚属之后，他的大将军府中之剩下两类人，要么是事事都迎合他的亲信，要么是刚刚步入仕途不久的年轻士人：

裴秀，河东闻喜人，裴潜之子，“度辽将军毌丘俭尝荐秀于大将军曹爽‘孝友著于乡党，高声闻于远近’，爽乃辟（裴秀）为掾，袭父爵清阳亭侯，迁黄门侍郎。”（《晋书•裴秀传》）

王浑，“字玄冲，太原晋阳人也。父昶，魏司空。浑沈雅有器量。袭父爵京陵侯，辟大将军曹爽掾。”（《晋书•裴秀传》）

王沈，“沈少孤，养于从叔司空昶，事昶如父。奉继母寡嫂以孝义称。好书，善属文。大将军曹爽辟为掾，累迁中书门下侍郎。”（《晋书•裴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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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全都是并州—河东士人中骨干人物的子弟，从引文来看曹爽辟他们为掾的时间，都是这些士人刚进入仕途之际，从这个角度来讲，当时曹爽似乎是自认为司马懿故去之后，朝政终将集于自己一身，所以对并州—河东乃至司马懿亲族集团中的第二代人物展开了辟命拉拢。关于这些年轻士人们被征辟时的心态，有两个人的对话足以显示其一斑：

“（羊祜）与王沈俱被曹爽辟。沈劝就征，祜曰：‘委质事人，复何容易。’及爽败，沈以故吏免，因谓祜曰：‘常识卿前语。’”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王沈是在初涉世事不深的情况下受到辟命，带着对仕途的憧憬欣然就征为曹爽的大将军掾属，曹爽事败后受到连带免官才追悔莫及。

在这里，与王沈“俱被曹爽辟”的羊祜，为“泰山南城人”、“（晋）景献皇后同产弟”，也就是后来被追为晋景帝的司马师之妻弟。由于羊祜十二岁丧父，足以使得加深他对姻亲一族司马氏的依靠，因而算得上是司马氏集团中第二辈的子侄系人物，由于司马懿与王昶的密切关系，所以羊祜与王昶之侄王沈相善也在情理之中。但是连羊祜都受到曹爽的辟命，足以表明曹爽的拉拢策略已经在并州—河东以及司马懿之亲党集团内全面展开，在无法搬动以司马懿为首的第一代并州—河东—河内士人首领的情况下，曹爽选择了从他们的第二代子侄辈入手，以辟命的方式建立对未来并州—河东—河内士族的领导权，是十分高明的策略。而不管朝中内外的支持者有多少，如果以时间为筹码，面对年轻的曹爽，已经渐达到七十岁的司马懿，几乎注定是失败者。为了改变着个游戏规则，也为了继续保持司马家作为并州—河东—河内集团领导者的地位，司马懿最终选择了以退为进、再放手一搏。

“（正始）八年夏四月，夫人张氏薨。曹爽用何晏、邓扬、丁谧之谋，迁太后于永宁宫，专擅朝政，兄弟并典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帝（司马懿）不能禁，于是与爽有隙。五月，帝称疾不与政事。”（《晋书•宣帝纪》）

“（正始）九年春二月，卫将军中书令孙资，癸巳，骠骑将军中书监刘放，三月甲午，司徒卫臻，各逊位，以侯就第，位特进。”（《三国志•魏书•少帝纪》）

裴注引《资别传》：“大将军爽专事，多变易旧章。资叹曰‘吾累世蒙宠，加以豫闻属讬，今纵不能匡弼时事，可以坐受素餐之禄邪？’遂固称疾。”

作为领导者的司马懿全面退出政务，身为协助者的刘放、孙资也只好全面撤退，以他们的影响力，已无法在中央独力阻挡曹爽的锋芒。另一方面，孙刘二人如果继续共掌机密，只会让曹爽继续保持高度的警戒和对抗心，反而不利于司马懿行事。

正始“九年冬，李胜出为荆州刺史”，曹爽在安排亲信蚕食地方兵权的同时，还公然让李胜到司马懿面前去炫耀，“宣王（司马懿）持杯饮粥，粥皆流出沾胸。胜愍然，为之涕泣”，回去之后李胜又“更向爽等垂泪云：‘太傅患不可复济，令人怆然。’”至此曹爽一党足以对司马懿的命不久矣信已为真。相应的也失去了最基本的警戒心。

—司马门之变

司马门，即汉时皇宫的外门。裴駰《史记集解》：“凡言司马门者，宫垣之内，兵卫所在，四面皆有司马，主武事。总言之，外门为司马门也。”

魏正嘉平元年（公元249）正月甲午日，曹爽一族护卫齐王芳前去祭拜，这正好是魏明帝去世的第十年。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司马懿父子已经做了长期的准备：

“宣帝（司马懿）之将诛曹爽，深谋秘策，独与帝（司马师）潜画，文帝（司马昭）弗之知也。将发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觇之，帝（司马师）寝如常，而文帝（司马昭）不能安席。”

曹爽一行出城后的当天早晨，司马懿父子会兵于司马门外，当时他们直接控制的兵力包括：

——“及齐王即帝位，（司马懿）迁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与爽各统兵三千人，共执朝政。”在司马懿的太傅府中，与曹爽的大将军府一样，有府兵三千人。
——“时景帝（司马师）为中护军，将兵屯司马门。”（《晋书•景帝纪》）。在司马门下，本来就有司马师的护军营兵若干。
——“初，帝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也。”（《晋书•景帝纪》）。长年以来司马师在洛阳内外，阴蓄了三千死士。

以上总兵力超过了六千人。

另外，与司马懿父子一同出阵的自然少不了司马懿的兄弟司马孚，好友太尉蒋济，随后司马懿与“太尉臣济、尚书令臣孚等，皆以爽为有无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卫，奏永宁宫。”

“正始八年夏四月、、曹爽用何晏、邓扬、丁谧之谋，迁太后于永宁宫，专擅朝政。”《晋书•宣帝纪》

“奏使郭太后出居别宫、、皆（丁）谧之计。司马宣王由是特深恨之。”（裴注引《魏略》）

永宁宫的郭太后，在明帝病重时才被立为皇后，齐王芳继位后被尊为皇太后，最初曹爽与司马懿共同辅政之际，“宰辅统政，与夺大事，皆先咨启於太后而后施行。”但是曹爽采纳丁谧之计将郭太后迁居到永宁宫，加强了对朝政的专擅，这也是导致司马懿旁落的原因之一。相应的郭太后对曹爽集团也决不会抱有好感，所以司马懿聚兵于司马门之后，率先向郭太后请示讨伐曹爽的诏令，几乎有十足的把握得到许可。郭太后在与司马懿、蒋济、司马孚等人商议后，一面令司马懿三人“如奏施行”，另一面作出了两个任命：

“于是假司徒高柔节，行大将军事，领爽营。”“命太仆王观行中领军，摄羲营。”

在高柔前去占据曹爽军营时，司马懿对他言道：“君为周勃矣。”高柔作为中立派的人物，在这种事发突表的情况下，突然受到任命，一时间未必能明定双方的是非，或许是出于这个缘故，司马懿才以西汉时的周勃没收吕氏之兵的典故作为正面例子，向高柔强调占据曹爽府的正当性。另一方面，曹爽府中虽然只有三千配兵，但却集中了曹爽一系的主要亲信，若以蒋济、司马孚等司马集团中的亲信人物前去收兵，未必能让曹爽府兵心服，反而还会使得司马懿的这些亲信置身险地，所以以中立的重臣高柔前去曹爽府，既有利于让曹爽的府兵信服，另一方面，高柔就算收服府兵不成，他的死活也无关司马氏集团痛痒。在此情况下，“君为周勃矣”也是司马懿为高柔在打气，让他涌起化身为当代周勃的豪情而忽视此行的风险。

然而，曹爽府中的将领看到司马氏准备充分、全力而发的势头，本身已经产生了动摇： “初，宣王勒兵从阙下趋武库，当爽门，人逼车住。爽妻刘怖，出至厅事，谓帐下守督曰：‘公在外。今兵起，如何？’督曰：‘夫人勿忧。’乃上门楼，引弩注箭欲发。将孙谦在后牵止之曰：‘天下事未可知！’如此者三，宣王遂得过去。”（裴注引《世语》）。曹爽的夫人既没有主见，府中的帐下督门也首鼠两端，连直接取司马懿性命的机会都错过了，等到司马懿进一步掌握主动，派遣高柔前来收兵时，也只有束手服从而已。

和中立系的大臣高柔相比，郭太后派去“行中领军，摄羲营”统领全部禁军的王观，则既是司马懿部下的故吏出身，又与曹爽有着宿怨：

“王观字伟台，东郡廪丘人也、、太尉司马宣王（司马懿）请观为从事中郎，迁为尚书，出为河南尹，徙少府。”

“大将军曹爽使材官张达斫家屋材，及诸私用之物，（王）观闻知，皆录夺以没官。少府统三尚方御府内藏玩弄之宝，爽等奢放，多有干求，惮观守法，乃徙为太仆。”（以上皆出自《三国志•王观传》）

既有中护军司马师的领兵协助在前，又有郭太后的诏令在后，加之王观以身为九卿的身份统军，足以使得因为曹爽兄弟全部出城而群龙无首的京城禁军，再一次被纳入到司马氏集团的掌握之中。

司马懿与蒋济一行掌握了京城的兵权之后，屯兵于洛水北岸的浮桥附近。曹爽一行前往的高平陵，位于洛阳南方洛水以南九十里。

司马懿向曹爽发起的正面攻击，只是一封直呈给曹爽身边皇帝的奏折，此奏先是数落了曹爽兄弟诸多罪行，但只要求：“主者及黄门令罢爽、羲、训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车驾；敢有稽留，便以军法从事。”这封奏折名为呈给皇帝，但必然会由曹爽先查阅，所以司马懿在其中故意提示对曹爽的惩罚，只是像先前的曹肇、夏侯献、秦朗一样，免官“以侯就第”。

“以侯就第”的许诺，让恐慌过后的曹爽兄弟已经失去了决死一战的勇气，除了身边的智囊桓范提醒曹氏兄弟：“当今日，卿门户求贫贱复可得乎？”外，曹爽身边其它人却是应者寥寥。在皇帝身边，有“侍中许允、尚书陈泰说爽，使早自归罪。”不管陈泰等人事前是否有参与司马懿，但此时他们已起到了内应的作用。在内部意见无法统一的情况下，曹爽更加失去战意，于是“遣（许）允、（陈）泰诣宣王，归罪请死”。

相应的，司马懿“使许允、陈泰解语爽”让曹爽放宽心，而蒋济又写信给曹爽，阐明司马懿保证其活命的宗旨，蒋济也连带以自己的人格作了保证：“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谓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为誓。爽信之，罢兵。”

然则曹爽兄弟罢兵回府后，司马懿“於是收（曹）爽、（曹）羲、（曹）训、（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张）当等，皆伏诛，夷三族。”曹氏亲族中最后的活跃者，及其仅有的一群沛国宿老和中坚士族全部被清除干净，至此司马氏集团已成为魏国真正的主宰者。

另外，司马懿也将事后的重惩限制在了一定的范围内，被曹爽辟为大将军掾的并州、河东士族子弟虽然多随例免官，但不久马上又得到任用，仕途几乎未受打击：

裴秀，“爽诛，以故吏免。顷之，为廷尉正”。

王沈，“及爽诛，以故吏免。后起为治书侍御史，转秘书监。”

王济，“爽诛，随例免。起为怀令，参文帝（司马昭）安东军事，累迁散骑黄门侍郎、散骑常侍。”

在外部，司马懿征召夏侯玄还京，不过对于这个一直保持着来往的“通家子”，司马懿没有舍下情面下毒手，只是将夏侯玄转为大鸿胪。在关中，并州党的郭淮正式被提拔为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而右将军领征蜀护军夏侯霸，“闻曹爽被诛而（夏侯）玄又徵，以为祸必转相及，心既内恐；又霸先与雍州刺史郭淮不和，而淮代玄为征西，霸尤不安，故遂奔蜀。”

这场对决中，刘放、孙资等人告老，郭淮、王昶、王淩等人外任，并州党中的重要人物几乎都无法为司马懿提供直接协助，而他们第二辈的子侄人物多被曹爽辟命，也说明司马懿在退让期间，对并州—河东党的控制力有所削弱。在此形势下，司马懿冒着相当大的危险，可以说是赌上了自己的全部家底，最终将形势一举扳回，随后，他又开始重新加强对并州党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