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曹氏最后的栋梁(上)
—明帝之死
魏明帝在用人方面,虽然没有识人善恶的明鉴,却有着用人唯材的度量,司马懿化解了明帝自继位以来的多次军事危机,逐渐被明帝奉为圣人:“初,魏文帝置度支尚书,专掌军国支计,朝议以征讨未息,动须节量。及明帝嗣位,欲用孚,问左右曰:‘有兄风不?’答云:‘似兄。’天子曰:‘吾得司马懿二人,复何忧哉!’转为度支尚书。”(《晋书•司马孚传》)。只要能力与司马懿相似,便放心大担的任用,所以在司马懿专征伐之际,司马孚作为度支尚书掌握了魏国的财政大权,外姓之人兄弟并掌大权,这在曹魏前期是绝无仅有的。对此,也引起了诸曹、夏侯氏亲族集团的警戒。
景初二年十二月,魏明帝曹睿久病不愈,已经到了托付后事的时候,当时司马懿刚刚平定辽东的公孙渊,正在南归途中,然则生死不等人,为了争夺临终受命权,在洛阳发生了一场不见血的政变。
魏明帝在弥留之际,起先也是照着其父文帝的例子,招来一堆诸曹、夏侯氏贵臣以托孤辅政:“帝以燕王宇为大将军,使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对辅政。”(裴注引《汉晋春秋》)
其中燕王曹宇,是曹操幼子、明帝的叔父,“明帝少与宇同止,常爱异之。及即位,宠赐与诸王殊。”辈份高且关系亲,又与明帝相友,所以被任命为首席托孤重臣;另外“屯骑校尉曹肇”是前贵臣曹休之子,“武卫将军曹爽”是曹真之子,这两人的任用可以说是明帝继承了文帝的遗愿,而“骁骑将军秦朗”则是曹操纳秦宜禄之妻为妾时连带收的养子,生性谨慎;“领军将军夏侯献”所出则不详。从魏明帝最初的任命来看,他再次丢开三公,选取了一群诸曹、夏侯出身的贵臣来托孤,这似乎已成为文帝以来的成规。
但以上任命却引起了共掌机密的刘放与孙资不安:
“中书监刘放、令孙资久专权宠,为朗等素所不善,惧有后害,阴图间之。”(裴注引《汉晋春秋》)
“(刘)放、(孙)资久典机任,(夏侯)献、(曹)肇心内不平。殿中有鸡栖树,二人相谓:‘此亦久矣,其能复几?’指谓放、资。放、资惧,乃劝帝召宣王。”(裴注引《世语》)
在明帝最初任命的五大托孤人选中,就有秦朗、夏侯献、曹肇三人与刘放孙资不善,在这场冲突的双方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对仇家的影子:孙资是贾逵的挚友,曹肇是曹休的嫡子,孙资与曹肇的不和,很难说没有当年贾逵与曹休交恶的遗怨因素在内。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这场冲突实际上也可以定义为是并州—河东士人与曹氏亲族集团矛盾的一个缩影。在这场冲突中,并州党出身的孙资(太原)与同为北方士人的刘放(涿郡),选择司马懿成为己方的首脑。另一方面,早在魏明帝青龙四年:
“诏‘欲得有才智文章,谋虑渊深,料远若近,视昧而察,筹不虚运,策弗徒发,端一小心,清脩密静,乾乾不解,志尚在公者,无限年齿,勿拘贵贱,卿校已上各举一人’。太尉司马宣王以昶应选。”(《三国志•王昶传》)。
魏明帝求材时,司马懿所举的并非同乡的河内士人,而是太原王昶,再联系到孙资的行为,可以说司马懿与并州士人之间早就有来有往,已经抱成了一团。
对于魏明帝的托孤,曹氏方首要人物燕王曹宇一开始还颇有犹豫,遂给了刘放、孙资以机会:
“(曹)宇性恭良,陈诚固辞。帝引见放、资,入卧内,问曰:‘燕王正尔为?’放、资对曰:‘燕王实自知不堪大任故耳。’”(《三国志•刘放传》)
对此事,《三国志•魏书•明帝记》后裴注引《世语》则记之更详:
“帝气微,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议,未还,而帝少间,惟曹爽独在、、、(刘放、孙资)乃突前见帝,垂泣曰:‘陛下气微,若有不讳,将以天下付谁?’帝曰:‘卿不闻用燕王耶?’放曰:‘陛下忘先帝诏敕,籓王不得辅政。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与才人侍疾者言戏。燕王拥兵南面,不听臣等入,此即竖刁、赵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统政,外有强暴之寇,内有劳怨之民,陛下不远虑存亡,而近系恩旧。委祖宗之业,付二三凡士,寝疾数日,外内壅隔,社稷危殆,而己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
观魏文帝托孤与曹真、曹休的行为,“藩王不得辅政”恐是确有其事,成为刘放、孙资排除燕王曹宇的正面理由,他们以此动摇了明帝的信念之后,又连带着推称曹肇、秦朗“此即竖刁、赵高也”并揭发“曹肇、秦朗等便与才人侍疾者言戏”的隐情以激起明帝的愤怒。在后悔有愤怒双重负面情绪的作用下,明帝便丢掉了之前任命诸曹、夏侯的初衷,转而询问一直以来的亲信刘放、孙资:“谁可任者?”对此,《汉晋春秋》与《世语》有两个回答:
《世语》:“(刘放、孙资)乃劝帝召宣王。帝作手诏,令给使辟邪至,以授宣王、、、帝问放、资:‘谁可与太尉对者?’放曰:‘曹爽。’帝曰:‘堪其事不?’爽在左右,流汗不能对。放蹑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
《汉晋春秋》:“放、资乃举爽代宇,又白‘宜诏司马宣王使相参’。”
对比以上两处记载,《世语》之辞似乎多有夸张,在文帝以来托孤重臣必有曹氏宗亲的原则下,刘放与孙资不可能首先舍曹氏而举荐外姓之人,况且前面《世语》引文中也已提到“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议,未还,而帝少间,惟曹爽独在”,倘若当时曹爽即在眼前,那么刘放与孙资首先要推举的,只可能是曹爽,其次才是司马懿。对于司马懿的才干,明帝自是百分认可,曹爽有多少斤量,或许他也清楚,但是在已经听信刘放、孙资,否定了曹宇、曹肇、秦朗的情况下,一时间,他也只能接受这样的答案。当曹肇等人得知了明帝的新安排后,做出了最后的反抗,同样也遭到了刘放、孙资的封堵,尽管《汉晋春秋》与《世语》所记的过程不同,但结果都是诸曹一方的全面失败:
《世语》:“曹肇弟纂为大将军司马,燕王颇失指。肇出,纂见,惊曰:‘上不安,云何悉共出?宜还。’已暮,放、资宣诏宫门,不得复内肇等,罢燕王。肇明日至门,不得入,惧,诣延尉,以处事失宜免。帝谓献曰:‘吾已差,便出。’献流涕而出,亦免。”
《汉晋春秋》:“放、资出,曹肇入,泣涕固谏,帝使肇敕停。肇出户,放、资趋而往,复说止帝,帝又从其言。放曰:‘宜为手诏。’帝曰:‘我困笃,不能。’放即上床,执帝手强作之,遂赍出,大言曰:‘有诏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於是宇、肇、献、朗相与泣而归第。”
作为这场无流血政变的失败者,夏侯献与秦朗的结果史料无载,曹肇与曹宇都得到了善终,曹宇之子曹奂,最后还被司马昭安排入继宗家,成为魏国最后的皇帝。
撇开中间的曲折经过,《三国志•明帝纪》后所引《魏略》,正可叙其结果:
“帝既从刘放计,召司马宣王,自力为诏,既封,顾呼宫中常所给使者曰:‘辟邪来!汝持我此诏授太尉也。’辟邪驰去、、、宣王得前诏,斯须复得后手笔,疑京师有变,乃驰到,入见帝。劳问讫,乃召齐、秦二王以示宣王,别指齐王谓宣王曰:‘此是也,君谛视之,勿误也!’又教齐王令前抱宣王颈。”
《魏略》中所提及的使着“辟邪”,与前面《世语》中的“令给使辟邪至,以授宣王”相符,“斯须复得后手笔”又与《汉晋春秋》中的“宜为手诏”相符,故而应该是比较中允详细的记载。
作为外姓臣子的司马懿,本来只能是服从先前曹宇、曹肇拟定的诏书,不入洛阳,直接由河内赶往长安,继续担任他的“都督雍梁诸军事”,但是刘放、孙资二人通过在明帝榻前的反复努力,终于击败了曹氏亲族中政治斗争经验不足的年轻一辈,司马懿的人生轨迹从此也发生剧变,由一介地方军团长开始重新进入中央、分担朝政。而被迫退出政治舞台的曹宇、曹肇等人,分别是文帝、明帝以来曹氏亲党中的最受宠顾者、从而也是影响力最大者,他们退出后,就留下一个在亲族中已被分化孤立的曹爽,从这一时刻起,魏晋嬗代的大门便已打开。在这个过程中,并州党出身的孙资和涿郡刘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与司马懿的合作,是为危急时刻为保身家的迫不得已、还是互通消息早有计划的预谋,后人已经不得而知了。 —太尉、大司马与太傅
魏明帝死后,司马懿与曹爽辅佐齐王曹芳继位,随即两人就展开了初次交锋,时间是景初三年二月丁丑:
“丁谧画策,使(曹)爽白天子,发诏转宣王为太傅,外以名号尊之,内欲令尚书奏事,先来由己,得制其轻重也。”(《三国志•曹爽传》)
“丁丑诏曰:“太尉体道正直,尽忠三世,南擒孟达,西破蜀虏,东灭公孙渊,功盖海内。昔周成建保傅之官,近汉显宗崇宠邓禹,所以优隆隽乂,必有尊也。其以太尉为太傅,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三国志•魏书•齐王芳纪》)
从《曹爽传》来看,司马懿被动的就任太傅,似乎处在了劣势,但是《齐王芳纪》中有表明司马懿“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他的军权没有受到丝毫削弱。另外,曹爽同样也以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与司马懿共掌军权。
“(司马懿)与大将军曹爽并受遗诏辅少主。及齐王即帝位,迁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与爽各统兵三千人,共执朝政,更直殿中,乘舆入殿。爽欲使尚书奏事先由己,乃言于天子,徙帝为大司马。朝议以为前后大司马累薨于位,乃以帝为太傅。”(《晋书•宣帝纪》)
曹爽最初奏议的是以司马懿为大司马,《曹爽传》中曹爽“内欲令尚书奏事”、《宣帝纪》中“爽欲使尚书奏事先由己“都是曹爽奏请将司马懿由太尉转为大司马的原因。但是“朝议以为前后大司马累薨于位,乃以帝为太傅”,所谓朝议,实际上还是掌机密的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发挥了作用:
“於是帝使中书监刘放、令孙资为诏曰:‘昔吴汉佐光武,有征定四方之功,为大司马,名称于今。太尉体履正直,功盖海内,先帝本以前后欲更其位者辄不弥久,是以迟迟不施行耳。今大将军荐太尉宜为大司马,既合先帝本旨,又放推让,进德尚勋,乃欲明贤良、辩等列、顺长少也。虽旦、奭之属,宗师吕望,念在引领以处其下,何以过哉!朕甚嘉焉。朕惟先帝固知君子乐天知命,纤芥细疑,不足为忌,当顾柏人彭亡之文,故用低佪,有意未遂耳!斯亦先帝敬重大臣,恩爱深厚之至也。昔成王建保傅之官,近汉显宗以邓禹为太傅,皆所以优崇俊乂,必有尊也。其以太尉为太傅。’”(裴注引《魏书》)
在西汉,“初,武帝以卫青数征伐有功,以为大将军,欲尊宠之。以古尊官唯有三公,皆将军始自秦、晋,以为卿号,故置大司马官号以冠之。”(《后汉书•百官志》)。所以大司马是武官中在大将军之上的荣位,《晋书•职官志》:“汉制以冠大将军、骠骑、车骑之上,以代太尉之职,故恒与太尉迭置,不并列。及魏有太尉,而大司马、大将军各自为官,位在三司上。”
东汉以来,大司马常于太尉等同而不并置,到了曹魏,太尉成为定职,大司马与大将军就都在太尉、司徒、司空之上了。所以曹爽奏请将司马懿由太尉升作大司马,是由三司升到了三司之上,而且自汉以来大司马的位望略与大将军同,而在大将军之上,所以诏中称曹爽是“乃欲明贤良、辩等列、顺长少也”,但是诏书也特别指出“先帝本以前后欲更其位者辄不弥久,是以迟迟不施行耳”,自曹魏立国以来,曹仁、曹休、曹真等人都是被任为大司马后不久就病死,所以“大司马”这个词就成为曹魏中核心人士的禁忌,曹爽作为当事人曹真之子,对此应该最有体会,而不该轮到刘放、孙资来教育,所以刘放孙资在诏书中特别提示:“当顾柏人彭亡之文”,汉光武帝时,大将岑彭征蜀,在名为“彭亡”之地被公孙述派去的刺客暗杀, “彭亡”也成为要后人小心避讳的代名词,这也可以看作是对曹爽的警告。最后,任命司马懿为太傅,则是一种真正的尊崇,太傅与太师、太保一样,作为自古以来的上公,常在三公之上,与三公的界限上下分明,曹魏立国以来,只有钟繇曾由太尉转升为太傅,相比大司马曾由曹仁、曹休、曹真等骨干将领担任而言,司马懿继钟繇之后就任“太傅”,也使得他被赋予了与钟繇一样的“一代伟人”的定义。从以上这个过程我们也可以看到,刘放与孙资自明帝去世后,便与司马懿绑到了一起,这种合作一直延续到了后来。
另一方面,无论是以上几处正文,还是正始十年司马懿剿灭曹爽以后的记载,都不见有司马懿再度加任“录尚书事”的记载,由此推测,司马懿“录尚书事”的特权并没有因转任太傅而被削除,只是太傅“论道经邦,燮理阴阳”,“掌以善导,无常职”,作为尊老之官,就不好与自魏立国以来常置领政务的大将军抢先去录尚书事了,另一方面,司马懿对于曹爽此后的一系列举措与用人,大多都采取了被动旁观的态度。 —“四聪八达”的选择
“爽弟羲为中领军,训武卫将军,彦散骑常侍侍讲,其馀诸弟,皆以列侯侍从,出入禁闼,贵宠莫盛焉。南阳何晏、邓飏、李胜、沛国丁谧、东平毕轨咸有声名,进趣於时,明帝以其浮华,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复进叙,任为腹心、、、乃以晏、飏、谧为尚书,晏典选举,轨司隶校尉,胜河南尹,诸事希复由宣王。宣王遂称疾避爽。”(《三国志•曹爽传》)
由于魏文帝的“藩王不得辅政”,使的魏国武、文、明三代嫡亲子侄全部被摒除到中央政治舞台之外,自明帝时起,曹休、曹真这两家同族就成为曹氏亲族在政治舞台上的活跃代表,然而在魏明帝去世时的托孤权争夺中,曹休一系的曹肇又黯然出局,所以曹氏一门中还在活跃的亲族栋梁,只剩下曹真—曹爽这一支。在此形势下,曹爽已经难于在曹氏一族中寻找政治上的合作者,为此他不得不直接将自己的弟弟曹羲安插为中领军,曹训安排武卫将军,前代贵臣夏侯尚之子夏侯玄作为曹爽的“姑子”即表兄弟,不久也迁为中护军,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禁卫军的兵权。以上诸人,就是曹爽辅政之际,诸曹、夏侯在中央政治的主要参与者。
另一方面,从曹爽的亲信诸人中,也可以看出一定的问题:“乃以晏、飏、谧为尚书,晏典选举,轨司隶校尉,胜河南尹”,其中:
何晏南阳人,与秦朗一样,被曹操收养,但是“晏无所顾惮,服饰拟於太子,故文帝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尝谓之为‘假子’。晏尚主,又好色,故黄初时无所事任。及明帝立,颇为冗官。至正始初,曲合于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为散骑侍郎,迁侍中尚书。”何晏最初被文帝、明帝所闲置,他的任用,除了“曲合于曹爽”之外,和秦朗一样类似的曹氏养子出身,恐怕也占了一定的原因,另外,何晏又娶了曹操女金乡公主为妻。
李胜,南阳人,“胜少游京师,雅有才智,与曹爽善。”
邓飏,南阳人。“初,飏与李胜等为浮华友。”
毕轨,兖州东平人,“子尚公主,居处殷富。”“素与曹爽善,每言於爽,多见从之。”
丁谧,沛国人,“父斐,字文侯。初,斐随太祖,太祖以斐乡里,特饶爱之。”与曹爽为同乡,且“曹爽宿与相亲”。
另外还有一个早已显达的大司农桓范,也是沛国(郡)人,“(桓)范於沛郡,仕次在曹真后。于时曹爽辅政,以范乡里老宿,於九卿中特敬之,然不甚亲也。”
从以上诸人的籍贯、出身以及与曹爽相交往的经历来说,曹爽的这群亲信大多有着几个特性:与曹氏沾亲带故(何晏“假子”“尚公主”、毕轨“子尚公主”),曹氏之同乡(沛国丁谧、桓范),此外与曹爽相善也是他们共同被重用的原因之一,而且以上诸人全部都是中原士人。由此可以初步定义为,他们是一个以曹氏亲党为中心的中原士人集团。随着这个集团的行成,除此之外,他们中也有一些人如李胜、邓飏、丁谧,原来是归属于在魏明帝时期遭到贬抑的中原年轻士人集团“四聪八达”。
“当世俊士散骑常侍夏侯玄、尚书诸葛诞、邓飏之徒,共相题表,以玄畴四人为四聪,诞辈八人为八达,中书监刘放子熙、孙资子密、吏部尚书卫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父居势位,容之为三豫,凡十五人。帝以构长浮华,皆免官废锢。”(裴注引《世语》)。
“明帝禁浮华,而人白胜堂有四窗八达,各有主名。用是被收,以其所连引者多,故得原,禁锢数岁。”(裴注引《魏略》)
魏明帝时的“四聪”、“八达”、“三豫”共十五人,互相标榜,其声势似于汉桓、灵时期的“三君”、“八俊”相似,所以遭到魏明帝的免官禁锢,几乎又是一次小规模的党锢之祸,但是魏国建祚时间不长,以上十五人多与重臣员勋有所牵连,而且魏国本身就是靠着经历党锢之祸的汝颍士族支持起家,故而对于这群浮华之士,多有宽贷,“以其所连引者多,故得原,禁锢数岁。”
除了列明“三豫”为刘放子刘熙、孙资子孙密、卫臻子卫烈,在所见的各处记载中,只提及“四聪”为(夏侯)玄(之)畴四人,“八达”为(诸葛)诞(之)辈八人。而隐去了其名字。可能盖有后来晋人为尊者讳的缘故。 “ “(何)晏尝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玄)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师)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盖欲以神况诸己也。”(裴注引《魏氏春秋》)
“景皇帝讳(司马)师,字子元,宣帝长子也。雅有风彩,沈毅多大略。少流美誉,与夏侯玄、何晏齐名。”(《晋书•景帝纪》)
《魏氏春秋》中何晏以自己与夏侯玄、司马师并夸,《晋书•景帝纪》中记司马师少与夏侯玄、何晏齐名。所以“以(夏侯)玄畴为四聪”中的夏侯玄之畴四人,极有可能其三就是司马师、何晏、夏侯玄。
曹爽辅政之后,尽管魏明帝时代的名士中有何晏、邓飏、李胜、夏侯玄等人列为曹爽的亲信,但是原的的“四聪”、“八达”、“三豫”已经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分裂,除司马师是司马懿的必然追随者之外,“三豫”中刘熙、孙密所代表的刘放、孙资也是司马懿的长期合作者,而另一“豫”卫烈之父卫臻,也拒绝与曹爽结成统一阵营。
“卫臻字公振,陈留襄邑人也。父兹、、、太祖之初至陈留,兹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太祖亦异之,数诣兹议大事。从讨董卓,战于荥阳而卒。太祖每涉郡境,辄遣使祠焉。”(《三国志•卫臻传》)“太祖到陈留,始与兹相见,遂同盟,计兴武事。”(裴注引《先贤行状》)
《世语》:“陈留孝廉卫兹以家财资太祖,使起兵,众有五千人。”
卫臻之父卫兹,乃是就是散尽家财助曹操起兵的“陈留孝廉卫兹”,陈留卫氏的历史资历,使得这个家族对于曹氏而言,与在沛郡的“乡里老宿”性质一致,在魏明帝期间,卫臻就以已经作为侍中、尚书右仆射典选举,景初二年十一月,也就是明帝去世的前夕,卫臻由司空升任为司徒。
然则“曹爽辅政,使夏侯玄宣指,欲引臻入守尚书令,及为弟求婚,皆不许。固乞逊位。”曹爽对卫臻这位与曹氏关系非比寻常的宿老主动寻求亲近,不仅欲引他“守尚书令”还“为弟求婚”,这些示好举动全都遭到了卫臻的排斥。
“尚书令,任总机衡。”(《宋书•百官志》)。应劭《汉官》:“尚书令、左丞,总领纲纪,无所不统。”
曹爽在安插何晏、邓飏、丁谧为尚书,逐步蚕食尚书省的行政、人事权力后,还准备以卫臻以司徒守尚书令,将尚书省这个国家的中枢纳入到自己的掌握中。若要让卫臻守尚书令,则要排除掉当时在职的尚书令,而自魏明帝中期起担任尚书令的,乃是司马懿的亲弟弟司马孚。
司马孚在被明帝任命为度支尚书后,“后除尚书右仆射,进爵昌平亭侯,迁尚书令。”“及大将军曹爽擅权,李胜、何晏、邓飏等乱政,孚不视庶事,但正身远害而已。”尽管何晏、邓飏、丁谧作为尚书参与到各种任务,但是尚书省的最尊人物尚书令仍是司马孚,这一点仍然没有改变。曹爽要安排卫臻去抢尚书令,卫臻自知这是要把自己摆到风口浪尖上,故而严辞拒绝,从此事上已可以看到司马懿在朝中无形的影响力,而卫臻拒绝与曹爽一族通婚,更是把自己与这位威风正盛的大将军划清了界线。从这个事例上可以看到,曹爽除了在曹氏一族中被孤立的同时,还被受到曹氏亲任的大臣们所孤立。
另一方面,司马懿虽然表面上对曹爽的揽权行为有所退让,,但暗地里,他对在政权中心占有重要分量的汝颍士族展开了更直接的拉拢:
“(荀彧)子恽,及彧卒,恽又与植善,而与夏侯尚不穆,文帝深恨恽。恽早卒,子甝、霬(音翼)、、、霬官至中领军、、、霬妻,司马景王、文王之妹也,二王皆与亲善。”荀彧之子荀恽,在魏文帝之世受到了打压,但是司马懿仍然把女儿嫁给了荀彧之孙荀霬,显然他看到,作为汝颍士族的首要家族之一,颍川荀氏依然奇货可居。另外,《晋书》:宣帝辅政,见顗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对于荀彧的第六子荀顗,司马懿特加赏叹,进一步加深了两家的感情。
颍川四家中的陈群之陈氏,同样受到了司马氏的拉拢,对于陈群之子陈泰,“司马景王(司马师)、文王(司马昭)皆与泰亲友”(《三国志•陈泰传》)。陈氏与荀氏的姻亲关系、荀氏与司马氏的姻亲关系,成为三家共亲友的基础:陈群娶了荀彧之女为妻,荀霬身为司马懿的女婿,又是陈泰的表兄弟,荀顗则是陈泰的舅父,在此后的时代中,陈泰的立场受到了荀氏叔侄的带动,成为司马氏篡魏的服从者(注18)。
随着作为魏国重要支柱之一的汝颍士族逐一被纳入亲友阵营,司马懿不动声色的获得了几乎所有有力士人集团的支持,而曹爽虽然把持了部分尚书事务及中央兵权,但是却失去了有力士族的支撑,他的亲信势力仅由诸曹、夏侯的少数同族以及一些零星的中原士人组成。当他想要援引卫臻等重臣作为自己的助力时,却又遭到了抵制。在此背景下,曹爽转而通过以其它方式来带领自己的亲信集团立功、立威,不过他的挣扎,在司马懿与并州—河东士人集团共同用二十多年时间织成的一张内外多层大网面前,最终不仅是徒劳的,反而更加迅速的导致了自己的败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