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并州党之三：由文臣到武勋的选择

第五章：由文臣到武勋的选择

—曹丕的感恩疾仇

曹丕登魏王位之际，给旧友元城令吴质写信：

“南皮之游，存者三人，烈祖龙飞，或将或侯。今惟吾子，栖迟下仕，从我游处，独不及门。瓶罄罍耻，能无怀愧。路不云远，今复相闻。”初，曹真、曹休亦与质等俱在渤海游处，时休、真亦以宗亲并受爵封，出为列将，而质故为长史。王顾质有望，故称二人以慰之。——裴注引《魏略》

意为南皮同游的三人（曹真、曹休、吴质），其中两曹“或将或侯“，唯有吴质“栖迟下仕，从我游处，独不及门”，曹丕自己难免“怀愧”。然则仅作为魏王，顾虑到舆论，当时他尚无法给予吴质与曹真、曹休并驾齐驱的地位：

“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使与文帝同止，见待如子。”曹刘汉中战之际，曹休击破蜀将吴兰，“拜休中领军。文帝即王位，为领军将军，录前后功，封东阳亭侯。夏侯惇薨，以休为镇南将军，假节，都督诸军事。”（《三国志•曹休传》）

“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祖哀真少孤，收养与诸子同，使与文帝共止。”在汉中，曹真以征蜀护军与徐晃击破刘备将高详于阳平，“文帝即王位，以真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州诸军事。录前后功，进封东乡侯。”（《三国志•曹真传》）

作为曹氏的同族以及与曹丕从小共行止的伙伴，曹休与曹真既是曹操晚年为曹丕培养的同族将才，对曹丕而言又是地位比吴质、夏侯尚、司马懿更重要的亲友。所以曹丕继任后，便分别任命他们为“都督诸军事”，也就是统领地方诸军及刺史的方面军团长，曹休作为镇南将军，顶替了在淮南督二十六军的夏侯惇去世留下的空档。而曹真则是顶替了战死的夏侯渊，主持雍凉军事。

同一时期，还有曹仁以车骑将军，“都督荆、扬、益州诸军事”，是为荆州方面军团长。黄初四年，曹仁去世，曹丕又以夏侯尚“迁征南将军，领荆州刺史、假节，都督南方诸军事。”成为曹仁的接班者。可以说，魏文帝的“都督诸军事”只见于曹氏或夏侯氏出身的大将。

对于长期遭贬黜的吴质，曹丕在当上皇帝之后马上作出了补偿：“及魏有天下，文帝徵质，与车驾会洛阳。到，拜北中郎将，封列侯，使持节督幽、并诸军事，治信都。”（裴注引《魏略》）

相比诸曹夏侯的“都督诸军”，吴质只是“督诸军”,《宋书•职官志》：“晋世则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次之，督诸军为下。”魏初“监诸军”不多见，“督诸军”在军队的掌握上比“都督诸军”差了一等，毕竟吴质是非夏侯、曹氏出身。另一方面，吴质的“使持节”又比诸曹、夏侯的“假节”更有威权。“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使持节得杀二千石以下；持节杀无官位人，若军事得与使持节同；假节唯军事得杀犯军令者。”由区区一介元城县令，一跃便升到了可以对二千石以下生杀予夺的北中郎将，可以说吴质得到了不逊于诸曹夏侯的补偿。

另一方面，作为曹氏的亲族大将，自夏侯渊战死起，曹洪便长期主持关中战事，照理应该是都督雍凉的首要人选，但是魏文帝继位后不仅被小一辈的曹真超过，还差一点被治了死罪：“始，洪家富而性吝啬，文帝少时假求不称，常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狱当死。” 幸有卞太后强逼文帝的郭皇后求情，才免去一死，逃得性命的曹洪还是遭到了免官削爵。

从以上几个案例可以看到，魏文帝曹丕的行事原则是爱之者欲之兴，即使是吴质这样的单家人士也能得到不下于诸曹夏侯般的重用；恨之者欲之死，即使是曹洪这样的亲族重镇也差一点被报复受死。所以终曹丕之世，最为贵盛的便是曹真、曹休、夏侯尚、陈群、司马懿、吴质这些早年旧友，两曹一夏侯作为亲族，得到了最重要的地方军权，吴质作为单家人士，得到了在幽、并两州作威作福的威权，而司马懿与陈群，则成为中央政治的主要参与者：

陈群：“及践阼，迁尚书仆射，加侍中，徙尚书令，进爵颖乡侯。帝征孙权，至广陵，使群领中领军、、、还许昌，以群为镇军大将军，领中护军，录尚书事。”

司马懿：“黄初二年，督军官罢，迁侍中、尚书右仆射、、、五年，天子南巡，观兵吴疆。帝留镇许昌，改封向乡侯，转抚军（大将军）、假节，领兵五千，加给事中、录尚书事。”

《宋书•职官志》：“录尚书职无不总”。陈群与司马懿都录尚书事，也就是与皇帝共同分担政务者。

与司马懿的光辉仕途相应，有一个和他同郡的名士，因为早年结怨于曹丕，而在此时遭到了撤底的打击报复，此人便是前面已经提及过的河内名士杨俊：

“魏讽反於邺。（杨）俊自劾诣行在所。俊以身方罪免，笺辞太子。太子不悦，曰：‘杨中尉便去，何太高远邪！’遂被书左迁平原太守。文帝践阼，复在南阳。”魏国建立之际，杨俊即为魏国尚书，后成为九卿之一的中尉，本来前景在河内诸名士中也是首屈一指，未料却在魏讽之乱中惹得曹丕不满，遂被清除出中央，左迁为地方上的太守。

“初，临菑侯与俊善，太祖嫡嗣未定，密访群司。俊虽并论文帝、临菑才分所长，不適有所据当，然称临菑犹美，文帝常以恨之。”（《三国志•杨俊传》）

与曹植的争嗣事件，可以说在曹丕一生中给他带来了最大的压力，为他提供支持的司马懿、吴质、贾诩在日后都得到了超额的回报，而杨俊的失误则使他受到了十倍百倍的仇恨。早年受到杨俊接济的王象，以文学得到曹丕赏识，当时已列位散骑常侍，多方为杨俊开解，仍然没有缓解曹丕对杨俊的恨意。

“黄初三年，车驾至宛，以巿不丰乐，发怒收（杨）俊。尚书仆射司马宣王、常侍王象、荀纬请俊，叩头流血，帝不许。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杀。”

虽然司马懿当时作为主要亲信已得重用，但是曹丕所疾恶的人，司马懿与众多河内名士“叩头流血”仍无法救回，最后杨俊因为一点小事不得不被迫自杀，这也是恩还十倍、仇还百倍的曹丕无意间对司马懿的一次震慑。所以曹丕在位期间，司马懿除了小心翼翼的打理政务之余，也着手与曹丕最亲任的贵臣联姻，以增加司马家的护身符：

“景怀夏侯皇后，讳徽，字媛容，沛国谯人也。父尚，魏征南大将军。母曹氏，魏德阳乡主。”（《晋书•皇后传》），司马懿为长子司马师娶的妻子，便是当世贵臣夏侯尚的女儿

—文帝时代的落幕 

黄初七年夏五月，魏文帝曹丕病重，“召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并受遗诏辅嗣主。”（《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前一年。征南大将军夏侯尚已经病逝，而北中郎将吴质恃宠生骄，一直为朝中大臣所不齿（注15），所以原来的六大贵臣中，最后受曹丕顾命的只有四人，其中曹真以“黄初三年还京都，以真为上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节钺、、、转拜中军大将军，加给事中。”作为总领内外兵马的大将，当时即在京师，所以曹丕临死之际，当场接受顾命的，只有曹真、司马懿、陈群三人。《晋书•宣帝纪》对此事记之最详：

“及天子（曹丕）疾笃，帝（司马懿）与曹真、陈群等见于崇华殿之南堂，并受顾命辅政。诏太子曰：‘有间此三公者，慎勿疑之。’”

相比曹真、司马懿、陈群受到当面重托而言，当时的“三公”太尉钟繇、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却没有接受顾命，自汉以来地位尊崇至极的“三公”，在这一瞬间似乎已成了养老的闲职，而曹真的“都督中外诸军事”、陈群司马懿的“录尚书事”才是把持魏国军政权柄的标志性职称。

魏明帝曹睿继位后不久，一方面：“以太尉钟繇为太傅，征东大将军曹休为大司马，中军大将军曹真为大将军，司徒华歆为太尉，司空王朗为司徒，镇军大将军陈群为司空，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为骠骑大将军。”另一方面，开始试着对这批文帝以来重臣的优劣进行分辨。因为此前他与大臣们素不接触：

裴注引《世语》：“帝与朝士素不接，即位之后，群下想闻风采。居数日，独见侍中刘晔，语尽日。众人侧听，晔既出，问‘何如’？晔曰：‘秦始皇、汉孝武之俦，才具微不及耳。’”

曹真、曹休为同族贵戚，钟繇、华歆、王朗为曹丕所称叹、再难复出的“一代之伟人也”，所以曹睿最开始要分辨的，就是陈群与司马懿之间的优劣，由此引发了司马懿与陈群两个集团的互相攻击：

“太和四年，（吴质）入为侍中。时司空陈群录尚书事，帝初亲万机，质以辅弼大臣，安危之本，对帝盛称‘骠骑将军司马懿，忠智至公，社稷之臣也。陈群从容之士，非国相之才，处重任而不亲事。’帝甚纳之。明日，有切诏以督责群。”（裴注引《质别传》）

因为吴质的一席话，陈群在第二天受到了魏明帝的直接诏书切责，可谓颜面尽失。吴质以单家之子，向来不容于中原的家乡士族，虽然陈群位列太子四友，魏文帝与之相交，但是反过来早年已为御史中丞、侍中的陈群却不可能长期伴在曹丕身边共游处，所以陈群与吴质的交情，较之与吴质共同伴随曹丕多年的司马懿自然是差了许多。

另一方面，以陈群为首的中原士人集团也给予了积极还击：

“帝忧社稷，问矫：‘司马公忠正，可谓社稷之臣乎？’矫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三国志•陈矫传》）

陈矫为徐州之广陵东阳人，陈群在早年曾“举茂才，除柘令，不行，随纪避难徐州。”被曹操辟用为司空西曹掾属后，“（陈）群荐广陵陈矫、丹阳戴乾，太祖皆用之。”就以上两条来看，陈群与陈矫有着极深的渊缘，所以在陈群与司马懿党争之际，陈矫自然要攻击陈群的对立者司马懿，即使对司马懿的看法是他的独立意见，但也难免有人情所迫的原因在内。

在继位初期，魏明帝一直保持着中立的态度，对于司马懿并不像文帝那样一概接受式的信任，而曹丕时代的放纵委任大权，难免助长了司马懿的野心与壮志，到了这个时期也不得不收敛起来、变得倍加谨慎：

“魏明帝世，宣帝居上将之重，诸子并有雄才大略。后（晋景怀皇后、司马师之妻夏侯氏）知帝非魏之纯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龙二年，遂以鸩崩，时年二十四。”（《晋书•皇后记》）

反正夏侯尚已死，这个儿媳再无多大的利用价值，同时她长期以来已对司马父子的不臣之心有所察觉，为避免告密，所以司马懿父子便将她毒死。司马懿为司马师所续的，便是吴质之女，不过吴质在此之前的太和四年已经去世，司马师续弦后不久，又因故与吴氏离婚；第三次他娶了泰山羊氏之女，终于相伴到最后，但是羊氏却没有生育，最后司马师只留下先前与夏侯氏生下的五个女儿。

在司马懿与陈群两大集团的冲突走向激化之前，魏国频繁的军事行动、以及司马懿作为主要大将连续取得重大战果，转移了双方以及魏明帝的注意力。在后来的一个时期，司马懿似乎选择了在地方不断立功，以逐步加强自己的声望和对军队的控制，从而提高自己对中央影响力。

—贾逵与曹休的对立

“太和元年六月，天子诏帝(司马懿)屯于宛，加督荆、豫二州诸军事。”（《晋书•宣帝纪》）

魏明帝继位后不久，司马懿即被外放到宛城，作为夏侯尚的后继者，“督荆、豫二州诸军事”。另一方面，陈群仍以司空录尚书事，与陈群同一阵营的陈矫则成为尚书令，司马懿的外迁可以表示他在中央政治的角逐中暂时落在了二陈的下风。

不过乘着曹睿刚继位不久，新城太守孟达于太和元年十二月起兵响应蜀汉，司马懿在第二年正月即“攻破新城、斩达、传其首”，在魏明帝面前显示了自己超卓的军事才能；另一方面，同为托孤重臣的曹真却在西线长安附近的斜谷被赵云、郑芝拖住，诸葛亮的主力则出祁山，大肆占领雍州西线的地区，经天水、南安、安定三郡突入街亭，魏明帝不得不手忙脚乱的亲自出镇长安，临时以张郃为大将，在街亭击破蜀军的前部主力马谡，重新抢得先机，这才封住了诸葛亮的攻势。在这一东一西的两线战事中，司马懿与曹真的高下之分一目了然。此后，魏明帝开始就一些军事策略主动向司马懿咨询（注16）。

太和二年九月，曹魏出兵三道伐吴：“使逵督前将军满宠、东莞太守胡质等四军，从西阳直向东关，曹休从皖，司马宣王从江陵。”

当时贾逵作为豫州刺史，已经累积战功封建威将军阳里亭侯，但是此前魏吴两家的主要战场是在东线扬州的庐江、淮南，西线荆州之江夏。贾逵的豫州，南距长江四百里，在战役中通常只充当魏国荆扬两州的大后方，州兵驻境防御而已，所以一旦魏国从一州出兵，孙权便“东西有急，并军相救，故常少败。”在此基础上，贾逵提出了建议：“开直道临江、、移屯潦口”让豫州军可以随时及时突至长江沿岸，切断东吴长江以北江夏、庐江两郡互相支援的通道。

贾逵的前期准备，是此次曹魏伐吴的基础，所以此番魏明帝派出了三路大军，司马懿、曹休分别从荆、扬（淮南）出兵进行两头施压，又以满宠、胡质等四军加强贾逵的豫州军，以切断吴方东西两线的互相支援。光是曹休这一路军，就有十万人之众。但是魏国最初的拟定的全面施压、稳步推进策略，却被东吴方面的计策打乱了进行节奏：

“（曹）休更表贼有请降者，求深入应之。诏宣王驻军，逵东与休合进。”向曹休请降的吴将，是东吴鄱阳太守周鲂，周鲂的鄱阳，在庐江郡南面的长江以南，是东吴的腹心之地，为了骗取曹休的信任，周鲂除了亲书七条密议陈述形势、表明诚意之外，孙权又频繁派出“郎官奉诏诘问诸事”，以表明周鲂在鄱阳的不安分举动已引起了察觉，曹休得到密探的汇报，便对周鲂的响应信以为真。在匆匆向明帝汇报、得到诏书许可后，曹休便急于揽功，不待贾逵前来汇合，擅自拔军东进。另一方面，贾逵在文帝期间便与曹休交恶：

“初，逵与休不善。黄初中，文帝欲假逵节，休曰：‘逵性刚，素侮易诸将，不可为督。’帝乃止。”（《三国志•贾逵传》）。贾逵得罪了文帝贵臣曹休，所以尽管才能突出，终文帝之世，也没有得到进一步的任用。并州—河东士人与曹氏亲族集团的对立，在此前后已经发端。

另一方面，曹休与贾逵的不和，也导致了他在急功进利的军事行动中遭受惨败：贾逵进至东关，发现东吴方没有守备，于是“度贼无东关之备，必并军於皖；休深入与贼战，必败。”孙权方在选定曹休施行诱敌之计时，已决定置司马懿、贾逵两路军不顾，集中兵力对曹休军团进行打击，作为最前线的曹休军一破，魏国其余两路军也不得不退兵收缩防守。除了东关之兵外，孙权事前已将陆逊的荆州主力全部集中到皖城：

“时陆逊为元帅，全琮与桓为左右督，各督三万人击休。休知见欺，当引军还，自负众盛，邀於一战。”（《三国志•吴书•朱桓传》）战斗的结果是：“逊自为中部，令朱桓、全琮为左右翼，三道俱进，果冲休伏兵，因驱走之，追亡逐北，径至夹石，斩获万馀，牛马骡驴车乘万两，军资器械略尽。”

此役堪称是赤壁以后，曹魏沿江战线绝无仅有的大败。另一方面，曹休兵败之后，贾逵却不计前嫌的施与了援手：“乃兼道进军，多设旗鼓为疑兵，贼见逵军，遂退。逵据夹石，以兵粮给休，休军乃振。”但是两人的矛盾却并没有因此消解：

“休怨逵进迟，乃呵责逵，遂使主者敕豫州刺史往拾弃仗。逵恃心直，谓休曰：‘本为国家作豫州刺史，不来相为拾弃仗也。’乃引军还。遂与休更相表奏，朝廷虽知逵直，犹以休为宗室任重，两无所非也。“（裴注引《魏略》）

尽管事屈在曹休，但是魏明帝以曹休为“宗室任重”，所以没有因败军给予丝毫的怪责。这使得并州—河东士人与曹氏亲族集团的不平进一步激化。不久之后，贾逵病重去世，或许即有因此番所受不平而怨气攻心的原因在内。尽管魏明帝对曹休败而不责，反而礼遇更隆，但是自文帝以来显赫一世的征东大将军曹休，根本没有器量容纳这场败仗带来的屈辱：“休上书谢罪，帝遣屯骑校尉杨暨慰谕，礼赐益隆。休因此痈发背薨。”然而，贾逵与曹休之间矛盾引发的两个集团之冲突，并没有因两人的去世而有所消解，反而扩散导致了后来的几场政变。

—并州多名将

魏明帝即位时尚有七公：曹真、曹休、陈群、司马懿、钟繇、华歆、王朗。太和二年曹休薨，同年十一月王朗薨；太和四年钟繇薨；太和五年三月曹真薨，十二月华歆薨。五年之内，就只剩下陈群与司马懿二人。当时诸曹、夏侯中第一代、第二代的将才人物先后陨落殆尽，而诸葛亮的出祁山行动还在频繁进行，孙吴方面在击破曹休后也是士气大振，在此情况下，魏明帝不得不打破武、文两代非诸曹、夏侯不都督的旧俗，开始启用外姓将领担任方面军团长、“都督”各地的军事。最初的外姓都督是在淮南方面，满宠“以前将军代都督扬州诸军事”，司马懿在太和四年曾与曹真一起伐蜀，当时得到“大都督”的称号，不过只是临时性的加官，实际权责仍是“督荆、豫二州诸军事”。到了太和五年曹真去世，诸葛亮再出祁山，司马懿才被正式任命为“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统车骑将军张郃、将军费曜、征蜀护军戴凌、雍州刺史郭淮等讨亮。”相比满宠的“代都督”而言，司马懿算是外姓第一个正式的“都督”，另外，司马懿也在曹真之后就任为“大将军”，是为魏国最高的武职。此后司马懿的主要战历为：

太和五年（公元231），与诸葛亮战于祁山，后诸葛亮退走。

青龙二年（公元234），与诸葛亮相持于五丈原，以诸葛亮病死、蜀军退走告终。

青龙三年（公元235），“迁太尉，累增封邑。蜀将马岱入寇，帝（司马懿）遣将军牛金击走之。”

景初二年（公元238）正月，率步骑四万征辽东公孙渊，第二年三月还至河内。

加上此前太和元年（公元227）到太和五年，司马懿作为“督荆、豫二州诸军事”驻扎宛城，在魏明帝在位的十三年中，司马懿有近十二年的时间是作为军团长转战各地，历镇荆、豫、雍、梁、幽等军事前线，避开了与以二陈为首的汝颍士族在中央的正面冲突。青龙四年，陈群薨；景初元年，陈矫薨。司马懿的这两个对手不久也被时间自动消解。

在此期间，魏国前线各州的刺史多由并州、河东士人担任，也成为当时的一大特异风景：

王淩，文帝初期为兖州刺史，“转在青州、、、后从曹休征吴，与贼遇於夹石，休军失利，淩力战决围，休得免难。仍徙为扬、豫州刺史。”，王淩在文帝期由兖州转为青州，曹休败战后，由青州转历扬州、豫州刺史。

王昶，文帝时由洛阳典农“迁兖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扬烈将军，赐爵关内侯。”他就任兖州刺史应是继王淩之后，此后在明帝期一直待在兖州刺史任上。

在司马懿驻扎宛城、“督荆、豫二州诸军事”期间，前后有两任荆州刺史，都是河东人，裴潜“迁荆州刺史，赐爵关内侯。明帝即位，入为尚书”，裴潜当尚书后不久，毌丘俭“出为洛阳典农、、、迁荆州刺史。”这位毌丘俭，和裴潜一样也是河东闻喜人，但他的入仕起点，是在魏明帝还为平原侯时，“俭袭父爵，为平原侯文学。明帝即位，为尚书郎，迁羽林监。以东宫之旧，甚见亲待。”作为明帝的东宫旧人，累得提拔。不过在司马懿征讨辽东公孙渊前后，毋丘俭又由荆州转为幽州刺史，成为司马懿的副将，两人既同是河东—河内圈内人士，又结下了协助之宜。

而这十几年中的雍州刺史，一直是并州士族中的新锐人士——太原阳曲人郭淮。郭淮自汉以来便是太原著姓，“淮祖全，大司农；父缊，雁门太守。”“建安中举孝廉，除平原府丞。文帝为五官将，召淮署为门下贼曹。”算得上是文帝的东宫旧臣，在夏侯渊被黄忠斩杀之际，郭淮作为夏侯渊的司马收集散卒，拥戴张郃为军主，避免了进一步的溃败。此后一直在雍州、汉中地区为将。

“黄初元年，（郭淮）奉使贺文帝践阼，而道路得疾，故计远近为稽留。及群臣欢会，帝正色责之曰：‘昔禹会诸侯於涂山，防风后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庆而卿最留迟，何也？’淮对曰：‘臣闻五帝先教导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风之诛也。’帝悦之，擢领雍州刺史，封射阳亭侯，五年为真。”

郭淮本身便是文帝的门下故吏，登基之际文帝以夏禹诛防风氏作比，也是故作得意开的一个玩笑，反而得到郭淮赞之以“今臣遭唐虞之世”的阿谀奉承，一怒一喜之间，赏罚皆出于私心的魏文帝就十分大方的超拔郭淮领刺史、封侯。不过此后郭淮在关中也以长于用兵见称，前后屡次立功，足以对得其他的雍州刺史之职。另外，作为并州士族出身的郭淮还有一个身份，他是王淩的亲妹夫。“淮妻，王淩之妹。”（裴注引《世语》）

并州地处北方边塞之地；另外南匈奴的单于庭由位于并州与河东交界的西河，汉末南匈奴由西河攻入河东河内，遭成了巨大的破坏，所以这些自幼处在边塞，屡历战事的并州、河东士人，出了同样有名门著姓的出身之外，比起中原士人，也多出了一分晓练战事的经验，所以王淩虽为书生出身，却能在夹石曹休败之际，“力战决围”；郭淮则在雍州内抚羌胡，外抗蜀军。而且并州士人中的善战者，远不止他们这些：

“先是，使将军郝昭筑陈仓城；会亮至，围昭，不能拔。昭字伯道，太原人，为人雄壮，少入军为部曲督，数有战功，为杂号将军，遂镇守河西十馀年，民夷畏服。（诸葛）亮围陈仓，使昭乡人靳详於城外遥说之，昭於楼上应详曰：“魏家科法，卿所练也；我之为人，卿所知也。我受国恩多而门户重，卿无可言者，但有必死耳、、、亮自以有众数万，而昭兵才千馀人，又度东救未能便到，乃进兵攻昭、、、昼夜相攻拒二十馀日，亮无计，救至，引退。诏嘉昭善守，赐爵列侯。”（《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后裴注引《魏略》）

郝昭以千余人，在陈仓抵抗诸葛亮数万人，昼夜相攻拒二十余日，由此一战封侯，魏明帝在奖赏郝昭之余，“顾谓中书令孙资曰：‘卿乡里乃有尔曹快人，为将灼如此，朕复何忧乎？’”此时贾逵的挚友太原孙资，已当上了明帝身边亲见重任的中书令。

《宋书•职官志》：“文帝黄初初，置中书令，典尚书奏事。”孙资作为中书令，即相当于皇帝的秘书。文帝、明帝期间，孙资与涿郡刘放分任中书令和中书监，共同“掌机密”。在司马懿外任之后，孙资作为并州党的代表，在中央实际上充当了牵制汝颍士人的角色：

“时中书监刘放、令孙资见信於主，制断时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与往来、、、冗从仆射毕轨表言：‘尚书仆射王思精勤旧吏，忠亮计略不如辛毗，毗宜代思。’帝以访放、资，放、资对曰：‘陛下用思者，诚欲取其效力，不贵虚名也。毗实亮宜，然性刚而专，圣虑所当深察也。’遂不用。出为卫尉。”（《三国志•辛毗传》）

魏国颍川士人中的第二辈代表人物，除了陈群之外，还有辛毗、杜袭、赵俨三人，四人合称“辛、陈、杜、赵”（注17）。辛毗为颍川阳翟人，本随其兄辛评投靠袁绍，后来作为内应协助曹操平定袁谭、袁尚兄弟，虽然在魏国不及陈群显赫，但也是颍川中资历极老的人物。当时士人互通友谊本属平常之事，但是辛毗却与刘放、孙资刻意不通往来，除了其因个人气节不愿向权臣低头之外，恐怕也是当时魏国朝中汝颍士人与并州—河东士人泾渭分明的一个表现，而向魏明帝推荐辛毗的毕轨，也是东平出身的中原士人，就此事而言，同样站到了孙资的对立面。

不过司马懿本人隐藏了自己与汝颍士族的对立态度，并在表面上展示了一定的友善。魏明帝继位之际，司马懿即与曹休、曹真、陈群四人一起“开府”，虽非三公，但可以像三公那样直接辟命士人为援属，利用这种特权，司马懿曾力邀各地的名士加入自己的军（幕）府，其中就有颍川“辛、陈、杜、赵”的身影：

杜袭，“徙袭为大将军军师，分邑百户赐兄基爵关内侯。真薨，司马宣王代之，袭复为军师、、以疾徵还，拜太中大夫。薨，追赠少府。”（《三国志•杜袭传》）。在司马懿就任大将军、都督雍梁军事起，杜袭就一直作为他的军师，直到自己病重才返回洛阳去世。裴注引《魏略》：“亮后出祁山，答司马宣王书，使杜子绪宣意於公威。”杜子绪即杜袭，诸葛亮给司马懿写信时，也曾让司马懿通过杜袭向早年的同游者孟公威传达旧谊。

辛毗，“先是，大将军司马宣王数请与亮战，明帝终不听。是岁恐不能禁，乃以毗为大将军军师，使持节；六军皆肃，准毗节度，莫敢犯违。”（《三国志•辛毗传》）。裴注引《魏略》：“宣王数数欲进攻，毗禁不听。宣王虽能行意，而每屈於毗。”司马懿对辛毗的态度，在《三国志•诸葛亮传》后引《汉晋春秋》中分析的很清楚：“亮自至，数挑战。宣王亦表固请战。使卫尉辛毗持节以制之。姜维谓亮曰：‘辛佐治仗节而到，贼不复出矣。’亮曰：‘彼本无战情，所以固请战者，以示武於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司马懿本来就没有出战之意，所以时常假装要出战，“而每屈於毗”，实际上也是对辛毗的一种尊崇和笼络，无形中便提高了辛毗在军中众将面前的形象。

对于作为魏国中坚的颍川士人，一方面刘放、孙资在中央予以打压削弱，另一方面司马懿却在地方进行笼络示好，遂使得陈群、陈矫去世前后，汝颍士族的实力受到压制之余，对司马懿的敌意却开始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