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并州党之六：日落前的对决

第八章：日落前的对决

—当今无双推王淩

嘉平元年正月曹爽诛灭，三个月之后，司马懿集团的重要功臣、太尉蒋济病死，据说蒋济的死因是：“初，济随司马宣王屯洛水浮桥，（蒋）济书与曹爽，言宣王旨“惟免官而已”，爽遂诛灭。济病其言之失信，发病卒。”因为司马懿的狠辣使得自己言而无信，所以蒋济羞愧而死，但是蒋济对司马懿的狠辣已是早有所知，而且失言的并不止这一回，足以称他是司马懿集团中难得的老实人：

“广（王淩之子王广）字公渊。弟飞枭、金虎，并才武过人。太傅（司马懿）尝从容问蒋济，济曰：‘（王）淩文武俱赡，当今无双。广等志力，有美于父耳。’退而悔之，告所亲曰：‘吾此言，灭人门宗矣。”（裴注引《魏氏春秋》）

蒋济为扬州出身的楚国平阿人，王淩坐镇扬州二十多年，故两人有所相知也不足为怪，这里老实人蒋济对王淩父子赞不绝后，自然也是因为他们交情非浅，但这些赞语听在“猜忌多权变”的司马懿心里，则又是一番滋味了。

蒋济去世之后，作为并州—河东集团重要人物的王淩由司空依次递升为太尉。身位三公之首太尉，担任一方军事重镇二十多年，三个儿子又并皆“才武过人”，这与司马懿当年以太尉都督雍凉诸军事时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同。而且王淩对并州、河东士族集团的影响力，完全不在司马懿之下，甚至可以说超过了刚刚重掌中央政权的司马懿：

王淩外甥令狐愚，“以才能为兗州刺史，屯平阿。舅甥并典兵，专淮南之重。”

王淩妹夫郭淮，以“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郭淮之弟郭配，又与两家年轻的河东士人结为姻亲：“裴秀、贾充皆（郭）配女婿。

从小“兄事王淩”的王昶，在在世的并州党中资历仅次于王淩，已经是“征南将军，假节都督荆、豫诸军事”。

作为李胜的代替者，新任荆州刺史王基，为王淩在青州时的别驾，一直被王淩视为亲信：“司徒王朗辟基，凌不遣。朗书劾州、、凌犹不遣。凌流称青土，盖亦由基协和之辅也。”

虽然同为并州—河东—河内集团，但相比以威信加友谊产生影响力的司马懿，王淩对并州—河东士人影响力则以姻亲加上同乡友谊的形式来体现，比司马懿来得更为亲密，而且王淩虽位望不及司马懿，但是其资历比司马懿更老，在并州—河内—河东集团中，他是与当年的司马朗、贾逵同辈相友的元老级人物。所以在蒋济对王淩家族做出一番惊人的评价之后，司马懿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位长年以来的战友兼兄辈：在曹氏集团中的有力亲党全被翦灭的情况下，王淩家族是可以唯一撼动司马家掌权基础的士族，无论现时实力、影响力、威信、以及未来人才潜力，全部一一具备。

王淩与司马懿的陌路，始于他的外甥令狐愚：“正始中，为曹爽长史，后出为兗州刺史。”司马懿大诛曹爽等八家，足以使得身为曹爽故吏、又在外统兵的令狐愚有所不安。所以“（王）淩、（令狐）愚密协计，谓齐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长而才，欲迎立彪都许昌。”

这个计划的合理性在于，当时司马懿只控制了京城洛阳地区军权。若王淩是废立计划的主导者，则可以启动扬州（王淩部）、兖州（令狐愚部）、荆豫（王昶部）、关中（郭淮部）之兵，几乎足以将洛阳全面包围，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但事实上，此次计划的直接主导者似乎是令狐愚：“嘉平元年九月，愚遣将张式至白马，与彪相问往来。”“其十一月，愚复遣式诣彪。”而王淩的表现只是“遣舍人劳精诣洛阳，语子（王）广。（王）广言：‘废立大事，勿为祸先。’”而且就王淩咨询王广之事，后事还存有疑问：

《汉晋春秋》：“淩、愚谋，以帝幼制於强臣，不堪为主，楚王彪长而才，欲迎立之，以兴曹氏。凌使人告广，广曰：‘凡举大事，应本人情。今曹爽以骄奢失民，何平叔虚而不治，丁、毕、桓、邓虽并有宿望，皆专竞于世。加变易朝典，政令数改，所存虽高而事不下接，民习于旧，众莫之从。故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情虽难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解，以恤民为先。父子兄弟，并握兵要，未易亡也。’淩不从。”

裴松之对此道：“如此言之类，皆前史所不载，而犹出习氏。且制言法体不似於昔，疑悉（习）凿齿所自造者也。”裴松之怀疑上段对话是习凿齿所捏造，加上并无王淩动员其它亲友起兵的记载，那么王淩对废立计划的参与程度，也就值得商榷了。而且这个计划，不久便以令狐愚的病死而胎死腹中。

—旧友终焉

“（嘉平）三年春，吴贼塞涂水。淩欲因此发，大严诸军，表求讨贼；诏报不听。”（《三国志•王淩传》）

关于嘉平三年（公元251）吴军“塞涂水”的动向，在《三国志•孙权传》中有详述：（赤乌）十三年（公年250）十一月，“（孙权）遣军十万，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

胡三省：“涂水即堂邑涂塘。”“堂邑县前汉属临淮郡，后汉属广陵郡，魏吴在两界之间为弃地。淹北道以绝魏兵之窥建业，吴主老矣，良将多死，为自保之规摹而已。”赵一清《方舆纪要》卷二十：“六合县春秋时楚之棠邑，三国时为吴魏分界处，有瓦梁垒在县西五十五里，亦曰瓦梁堰即涂塘也，堰上有瓦梁城即孙权屯兵处。”

案之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堂邑以及涂塘位于长江北岸，皆在吴都建业的正北方向不远，与魏国的扬州、徐州交界处相近。吴国以十万之兵聚于此地筑堰，一旦成功将对魏国今后的平吴方略产生直接阻碍，但是王淩“表求讨贼；诏报不听。”

王淩请求出兵的时间，在《三国志》中为“三年春”，在《晋书•宣帝纪》中则明确提及：“三年春正月，王凌诈言吴人塞涂水，请发兵以讨之。”此时在魏吴西线交界的荆州地区，还有一场战役：

“（赤乌十三年、公元250）十二月，魏大将王昶围南郡，荆州刺史王基攻西陵。”（《三国志•孙权传》）

“（嘉平）三年公元（251）春正月，荆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州泰攻吴，破之，降者数千口。“（《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

由以上两条来看，这场荆州战役发生的时间，是在公元250年12月到251年1月之间，与王淩“表求讨贼“的时间一致，司马懿“诏报不听”，极有可能是害怕荆州的王昶、王基与扬州的王淩共同起兵指向洛阳。在此之前，他大概已对令狐愚的废立计划有所察知，从而产生了对王淩的警惕：

就令狐愚的病逝时间，有“其（嘉平）元年十一月，愚复遣（张）式诣彪，未还，会愚病死。”可见是在嘉平元年十一月之后不久。此外，《魏略》又有：“（山阳单固）与兼治中从事杨康并为愚腹心。后愚与王凌通谋，（杨）康、（单）固皆知其计。会愚病，（杨）康应司徒召诣洛阳，（单）固亦以疾解禄。（杨）康在京师露其事。”兖州治中从事杨康是在令狐愚病重期间（嘉平元年十一月之前前往洛阳，他在京师发露其事的时间，应该也距此不久，且在令狐愚病死之后、嘉平三年王淩事发之前，几乎可以判定是在嘉平二年之际。从杨康揭露令狐愚的废立计划起，司马懿自然就对王淩产生了猜忌之心。

作为王淩来说，在十万吴军列于州境之际，他欲“因此而发”举兵杀奔洛阳，显然是有悖常理的，《晋书》中“王淩诈言吴人塞涂水”极有可能是借对王淩的污蔑来掩示司马懿过分的猜忌，并给司马懿随后的举动制造正当理由。而且王淩随后的举动直接给司马懿提供了讨伐他的借口：

“淩阴谋滋甚，遣将军杨弘以废立事告兗州刺史黄华，华、弘连名以白太傅司马宣王。”

王淩前年曾参与过令狐愚的密议，一直以来大概已经有所不安，此番出于正当原因“表求讨贼”，司马懿又予以拒绝，足以进一步让王淩自疑。在司马懿以静制动的策略下，王淩惶惶不安，在焦灼的情绪干扰下再次将已经搁置数年的废立提议拾起。不过他也是老来昏愦，最先寻找的合作对象竟是兖州刺史黄华。

司马懿消灭曹爽之后，任命的兖州刺史，定然是自己信得过的人物，而且若令狐愚的计划先以发觉，他不可能不加强在兖州的提防。这位黄华的履历大致为：“酒泉黄华、张掖张进等各执太守以叛。金城太守苏则讨进，斩之。华降。华后为兖州刺史。”（《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黄华作为叛党出身，在被饶恕后，为官自然会比一般士人更加倍的小心谨慎，而且他也非并州—河东士族出身，而是偏远的凉州酒泉人，身处于中原地区为官，自是不容易交朋结党。王淩找他合作，等于是自动踏进了司马懿已经设好的罗网。

尽管已经有王淩的把柄在手，但是司马懿仍然没有急于发作，“四月甲申，以征南将军王昶为征南大将军。壬辰，大赦。”王昶在正月大破吴军，直到三个月后才进封征南大将军，“封京陵侯”，可能这三个月是司马懿对他的观察期，在初步判断王昶没有与王淩共同行动的迹象后，司马懿才授给他应得的嘉奖，同时又颁行大赦，以收拢人心，进一步让王淩孤立。

尽管作了以上准备，司马懿对于王昶、郭淮等其它并州党的倒向仍没有十足的把握，随后只出动了京城的中军，“泛舟沿流，九日而到甘城”，在沿颍水快速突向扬州之际，司马懿又采取了与对付曹爽时类似的手段：“先下赦赦凌罪，又将尚书（王）广东，使为书喻凌”，以大军威压、借诏书劝降兼示活路、挟王广为人质，三招全都直指王淩的心肺。

另一方面，“淩计无所出，乃迎于武丘，面缚水次”（《晋书•宣帝纪》）。“军到丘头，凌面缚水次。”（《三国志•王淩传》）

“武丘”即“丘头”，案之谭氏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位于豫州汝南郡的北境、且在颍水之畔，不在王淩的扬州范围内。王淩离开扬州又穿过大半个汝南前去向司马懿请罪，足以表明自己无谋反之心的诚意。然则事已至此，司马懿的杀心已不可收回，但从他们随后的对话中，我们又可以看到这两个人此前的交情之深厚：

“太傅使人解其缚。凌既蒙赦，加怙旧好，不复自疑，径乘小船自趣太傅。太傅使人逆止之、、、凌知见外，乃遥谓太傅曰：‘卿直以折简召我，我当敢不至邪？而乃引军来乎！’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简者故也。’凌曰：“卿负我！”太傅曰：‘我宁负卿，不负国家。’”（裴注引《魏略》）

“（王）淩既蒙赦，加怙旧好，不复自疑”、“（王）淩知见外”及“卿直以折简召我，我当敢不至邪”都表明王淩此前与司马懿有着深厚的友谊。所以对于突袭王淩的行为，司马懿尽管心中或有得意，也不得不在表面上承认对王淩的愧疚：“我宁负卿，不负国家”。

对于这位旧交，司马懿也没有当面凌辱或加以刑讯，而是“遣主簿解缚反服，见淩，慰劳之，还印绶、节钺，遣步骑六百人送还京都。”表面上还待王淩以现任太尉之礼，但是“（王淩）试索棺钉，以观太傅意，太傅给之。”由此王淩知道自己已经死在难逃，最后在西行至项县时饮药自杀。

不久司马懿进据扬州的首府寿春，“乃穷治其事。（楚王）彪赐死，诸相连者悉夷三族。”但是这一次的诛连，在并州党内的范围也是有所控制的：

“（郭）淮妻，王凌之妹。凌诛，妹当从坐，御史往收。督将及羌、胡渠帅数千人叩头请淮表留妻，淮不从。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头流血请淮，淮不忍视，乃命左右追妻。於是追者数千骑，数日而还。淮以书白司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无其母，是无五子；无五子，亦无淮也。今辄追还，若於法未通，当受罪於主者，觐展在近。’书至，宣王亦宥之。”（《三国志•郭淮传》后裴注引《世语》）

对于并州党中的栋梁人物郭淮，司马懿也没有穷究到底，反正王淩之死已对所有的并州—河东士人起到了威慑作用。

不过生者有惧，死者无从，干宝《晋纪》：“（王）凌到项，见贾逵祠在水侧，凌呼曰：‘贾梁道，王凌固忠于魏之社稷者，唯尔有神，知之。’其年八月，太傅有疾，梦（王）凌、（贾）逵为疠，甚恶之，遂薨。”

司马懿给司马家与并州—河东党蒙上的这层阴霾，最终也把自己裹进了死亡的阴影里。

—三国统一的晨曦

在司马家后来的关键时刻，河东士人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时魏高贵乡公好学有文才，引沈及裴秀数于东堂讲宴属文，号沈为文籍先生，秀为儒林丈人。及高贵乡公将攻文帝，召沈及王业告之，沈、业驰白帝，以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户。”（《晋书•王沈传》），尽管高贵乡公对王沈倍加笼络，但在他要讨伐司马昭的关键时刻，王沈身为并州党核心成员王昶之侄，还是选择了立刻向司马氏告密。

魏甘露五年五月，“高贵乡公之攻相（司马昭）府也，充率众距战于南阙。军将败，骑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济谓充曰：‘今日之事如何？’充曰：‘公等养汝，正拟今日，复何疑！’（成）济于是抽戈犯跸。”（《晋书•贾充传》）。贾充为平阳（河东）襄陵人，贾逵之子。贾充的胆敢命人公然弑君，绝非偶然，只有与司马氏“共兴衰”士族集团，才敢冒这种天下之大不违，为司马家的存亡梃而走险。

“邓艾、钟会之伐蜀也，瓘以本官持节监艾、会军事，行镇西军司，给兵千人。蜀既平，艾辄承制封拜、、、会遣瓘先收艾。会以瓘兵少，欲令艾杀瓘，因加艾罪、、平旦开门，瓘乘使者车，径入至成都殿前。艾卧未起，父子俱被执、、、会逼瓘定议，经宿不眠，各横刀膝上、、、及暮，门闭，瓘作檄宣告诸军。诸军并已唱义，陵旦共攻会。会率左右距战，诸将击败之，唯帐下数百人随会绕殿而走，尽杀之。瓘于是部分诸将，群情肃然。”（《晋书•卫瓘传》）。灭蜀之后剿杀钟会、邓艾的监军卫瓘，为河东安邑人，魏国尚书卫觊之子。邓艾为司马懿亲自拔擢的名将、钟会是司马师、司马昭两代掌机密的亲信，而持节监督他们的卫瓘，足以堪称是司马家亲信中的亲信。

魏咸熙二年（公元265）十二月，司马炎受禅为晋武帝，改元泰始，同时大封外姓功臣：“以骠骑将军石苞为大司马，封乐陵公，车骑将军陈骞为高平公，卫将军贾充为车骑将军、鲁公，尚书令裴秀为巨鹿公，侍中荀勖为济北公，太保郑冲为太傅、寿光公，太尉王祥为太保、睢陵公，丞相何曾为太尉、郎陵公，御史大夫王沈为骠骑将军、博陵公，司空荀顗为临淮公，镇北大将军卫瓘为菑阳公。”

十一人中，石苞、陈骞为司马昭亲信，荀勖、荀顗为晋室姻亲，郑冲、王祥、何曾为魏国遗老，贾充、裴秀、王沈、卫瓘四位并州党占去了余下的四席。

晋武帝太康五年灭吴之役，“遣镇军将军、琅邪王伷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东西凡二十余万。以太尉贾充为大都督，行冠军将军杨济为副，总统众军。”平吴之后，杜预、王濬等名将至多封侯，唯有王昶之子安东将军王浑“增封八千户，进爵为公。”平吴之役，王濬功最高，终为“（王）浑父子及豪强所抑”。

贾充之女，即为晋惠帝皇后贾南风，郭淮的太原郭氏，则是贾皇后的母家，“郭彰，字叔武，太原人，贾后从舅也。与贾充素相亲遇，充妻待彰若同生。历散骑常侍、尚书、卫将军，封冠军县侯。及贾后专朝，彰豫参权势，物情归附，宾客盈门。世人称为‘贾郭’。”（《晋书•郭彰传》）

在魏末晋初的历史浪潮中，并州—河东士族集团由汉魏间一个不入流的士人集团，最终演变成为凌驾于其它士人之上的“豪强集团”，究其发展历程，在曹操篡汉前打压士族集团之际因为过于弱小而遭到忽视，在魏文、明两代与司马懿相伴、因军功崛起把持地方军权，在司马懿对曹氏亲党集团的第一次对决中充当了最重要的合作者，遂使得并州—河东士族集团成为曹魏中期以后实力最雄厚、又与司马氏渊源深厚的“共兴衰”士人集团。司马懿对其中异枝王凌一族的翦除，加强了并州—河东集团对摄政者司马父子的忠实度，而在后来魏晋嬗代的过程中，并州—河东士人集团继续凭借着两辈人积累的实力、以及与司马家主从关系的先发性，作为司马氏的重要亲信在弑魏、灭蜀、平吴等重大事件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最终成为西晋开国以后北方士族中的顶级阶层。从并州—河东士族与司马懿共同前进的发展历程，我们也可以略窥士族政治在三国时代天下分合中的真实作用。

注1：《三国志•崔琰传》琰从弟林，少无名望，虽姻族犹多轻之，而琰常曰：“此所谓大器晚成者也，终必远至。”涿郡孙礼、卢毓始入军府，琰又名之曰：“孙疏亮亢烈，刚简能断，卢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后林、礼、毓咸至鼎辅。

注2：裴注引《世语》：“（曹）植妻衣绣，太祖登台见之，以违制命，还家赐死。”

注3：《三国志•毛玠传》：“崔琰既死，玠内不悦。后有白玠者：‘出见黥面反者，其妻子没为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盖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狱。、、、时桓阶、和洽进言救玠。玠遂免黜，卒于家。”

注4：周天游《后汉纪校注》：李贤（唐高宗太子）曰：“邑字文都，北地泾阳人，镇北將军，见同岁名。”惠栋（清人）曰 ：“ 刘宽碑阴门生名有‘离石长北地泥阳王邑文都’。”《三国志•武帝纪》：“天子聘公三女为贵人，少者待年于国。”裴注引《献帝起居注》：“使使持节行太常大司农安阳亭侯王邑，赍璧、帛、玄纁、绢五万匹之邺纳聘。”这里的“太常大司农安阳亭侯王邑”与“河东太守镇北将军安阳亭侯王邑”应为同一人。

注5：汉安帝生父清河孝王刘庆，原为章帝太子，被废为清河王。安帝继位后，：“乃告祠高庙，使司徒持节与大鸿胪奉策书玺绶之清河，追上遵号；又遣中常侍奉太牢祠典，护礼仪侍中刘珍等及宗室列侯皆往会事。尊陵曰甘陵，庙曰昭庙，置令、丞，设兵车周卫，比章陵。”（《后汉书•清和王列传》）清河郡治所清河县始改为甘陵县，而清河郡则在桓帝时由梁冀之故改为甘陵郡。

注6：虽然被诛的董承为董贵人之父，但是董承出身却是董卓旗下牛辅的部曲，是跟随董卓进京的凉州兵之一员。后以女儿为贵人发迹，在李催、郭汜之乱中，因协助献帝出京而得在许都封侯。

注7：郗虑迎合曹操构陷孔融事，不只一次，而为两次，见诸《汉书•孔融传》：“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潜怨正议，虑鲠大业。山阳郗虑承望风旨，以微法奏免融官。”一年后孔融复拜太中大夫，“曹操既积嫌忌，而郗虑复构成其罪，”又有曹操的丞相军谋祭酒路粹直接奏融大逆不道，遂成孔融之诛。郗虑与华歆一起收废伏皇后事，见诸《汉书•伏皇后纪》：“‘今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诏，其上皇后玺绶，退避中宫，迁于它馆’、、、又以尚书令华歆为郗虑副，勒兵入宫收后。”

注8：裴注引《续汉书》：“（郗）虑字鸿豫，山阳高平人。少受业于郑玄，建安初为侍中。”裴注引虞溥《江表传》：“献帝尝特见虑及少府孔融，问融曰：‘鸿豫何所优长？’融曰：‘可与適道，未可与权。’虑举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民流，其权安在也！’遂与融互相长短，以至不睦。公（曹操）以书和解之。虑从光禄勋迁为大夫。”

注9：《三国志•辛毗传》：“辛毗字佐治，颍川阳翟人也。其先建武中，自陇西东迁。毗随兄评从袁绍。太祖为司空，辟毗，毗不得应命。”

注10：《三国志•袁绍传》后裴注引《献帝传》：“颍川郭图、淳于琼曰：‘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英雄并起，各据州郡，连徒聚众，动有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沮）授曰：‘今迎朝廷，于义为得，于时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权不失几，功不碕速，愿其图之。’帝立既非绍意，竟不能从。”

注11：《三国志•荀彧传》：“彧曰：“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将军本以兗州首事，平山东之难，百姓无不归心悦服。”“彧劝太祖曰：“昔〔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原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后修复旧京，南临荆州，责贡之不入，则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议古制，此社稷长久之利也。”

注12：《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於是中军师（王）陆树亭侯荀攸、前军师东武亭侯锺繇、左军师凉茂、右军师毛玠、平虏将军华乡侯刘勋、建武将军清苑亭侯刘若、伏波将军高安侯夏侯惇、扬武将军都亭侯王忠、奋威将军乐乡侯刘展、建忠将军昌乡亭侯鲜于辅、奋武将军安国亭侯程昱、太中大夫都乡侯贾诩、军师祭酒千秋亭侯董昭、都亭侯薛洪、南乡亭侯董蒙、关内侯王粲、傅巽、祭酒王选、袁涣、王朗、张承、任籓、杜袭、中护军国明亭侯曹洪、中领军万岁亭侯韩浩、行骁骑将军安平亭侯曹仁、领护军将军王图、长史万潜、谢奂、袁霸等劝进、、、”

注13：《三国志•蜀书•孟光传》：“光禄勋河东裴俊等，年资皆在光后，而登据上列，处光之右，盖以此也。”裴注引傅畅之《裴氏家记》：“俊字奉先，魏尚书令潜弟也。俊姊夫为蜀中长史，俊送之，时年十馀岁，遂遭汉末大乱，不复得还。既长知名，为蜀所推重也。”

注14：裴注引《魏略》：“二十三年，太子又与质书曰：‘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虽书疏往反，未足解其劳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

注15：裴注引《魏略》：“太和中，入朝。（吴）质自以不为本郡所饶，谓司徒董昭曰：‘我欲溺乡里耳。’昭曰：‘君且止，我年八十，不能老为君溺攒也。’”《质别传》：“质黄初五年朝京师，诏上将军及特进以下皆会质所、、、时上将军曹真性肥，中领军朱铄性瘦，质召优，使说肥瘦。真负贵，耻见戏，怒谓质曰：‘卿欲以部曲将遇我邪？’骠骑将军曹洪、轻车将军王忠言：‘将军必欲使上将军服肥，即自宜为瘦。’真愈恚，拔刀瞋目，言：‘俳敢轻脱，吾斩尔。’遂骂坐。质案剑曰：‘曹子丹，汝非屠几上肉，吴质吞尔不摇喉，咀尔不摇牙，何敢恃势骄邪？’铄因起曰：‘陛下使吾等来乐卿耳，乃至此邪！’质顾叱之曰：‘朱铄，敢坏坐！’诸将军皆还坐。铄性急，愈恚，还拔剑斩地。遂便罢也。”

注16：《晋书•宣帝纪》：“时边郡新附，多无户名，魏朝欲加隐实。属帝朝于京师，天子访之于帝。帝对曰：‘贼以密网束下，故下弃之。宜弘以大纲，则自然安乐。’又问二虏宜讨，何者为先？对曰：‘吴以中国不习水战，故敢散居东关。凡攻敌，必扼其喉而摏其心。夏口、东关，贼之心喉。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权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坠，破之必矣。’天子并然之，复命屯于宛。”

注17：《三国志•赵俨传》：“初，俨与同郡辛毗、陈群、杜袭并知名，号曰辛、陈、杜、赵。”

注18：裴注引干宝《晋纪》：“高贵乡公之杀，司马文王会朝臣谋其故。太常陈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顗至，告以可否。泰曰：‘世之论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内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

注19：《三国志•胡质传》：“蒋济为别驾，使见太祖。太祖问曰：‘胡通达，长者也，宁有子孙不？’济曰：‘有子曰质，规模大略不及於父，至於精良综事过之。’太祖即召质为顿丘令。”

注20：裴注引《魏氏春秋》：“太傅（司马懿）薨，许允谓（夏侯玄）曰：‘无复忧矣。’玄叹曰：”士宗，卿何不见事乎？此人（司马懿）犹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司马师）、子上（司马昭）不吾容也。”就夏侯玄此言，足以说明司马懿在世时，表面上还待夏侯玄以通家之谊。





参考书目：
《后汉书》
《三国志》
《晋书》
《宋书》
《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