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并州党之二：汝颍士族兴衰

第三章：汝颍士族兴衰

—颍川四长与党锢之祸

在吉本、耿纪之乱中，还出现过一群身影：“谒者阳翟郭玄信，武帝监军郭诞元奕之子。建安中，少府吉本起兵许都，玄信坐被刑在家，从典农司马求人御，以艾、苞与御。”（《三国志•魏书•邓艾传》后裴注引《世语》）

谒者阳翟郭玄信，正是前文提及过的颍川阳翟郭氏，此人 “受刑”在家，值吉耿乱起之际，奋然起身前去救难。他的立场，从“从典农司马求人御，以艾、苞与御”可以看出，受到典农司马的公开支持，应该是曹操方的坚定支持者。而郭玄信的颍川阳翟郭氏，即属汉末的汝颍士族。当时称“汝、颍多奇士”，即使是身为区区谒者的郭玄信，在“行十馀里”之际，“与语，悦之，谓二人（邓艾、石苞）皆当远至为佐相”，此话后来果然应验，亦可见“奇”之一斑。

汝颍之汝，为汝南郡，颍，为颍川郡。两地同属东汉之豫州。东汉时豫州有颍川、汝南、梁国、沛国、陈国、鲁国，治汝南。曹操本人的籍贯，即是沛国谯县；袁绍则是汝南汝阳。汉末汝南士族的代表，首推四世三公的袁绍一族与汝南许劭许子将；颍川地处汝南与河南之间，其代表人物是汉末的“荀陈钟韩”四家。这四家的初始人物，位不过县长，却都在四海嬴得了赫赫声名，又被称为“颍川四长”，其子孙在桓灵之间屡登公卿，为东汉中后期勃兴的新兴士族，既没有与汉“共兴衰”的家格，又是汉末天下士大夫瞩望的名门。其传袭大致如下：



《后汉书》中，以荀陈钟韩四家为一传、盖因颍川四长荀淑、陈实、钟皓、韩韶在汉安、桓之间有名于世，除韩融一族之外，荀、陈、钟三家都遭受了汉末党锢之祸。

汉末党锢之祸的起因，初始于士人贬议盛行，各结师友成党：“（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颍川人）为其冠，并与李膺（颍川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

“（张）成弟子牢毕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 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执膺等。其辞所连及陈实之徒二百余人、、、明年，尚书霍谞、城门校尉窦武并表为请，帝意稍解，乃皆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而党人之名，犹书王府。”（《后汉书•党锢列传》）

“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 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寓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后汉书•党锢列传》）

党人之首领，亦是天下名士之首，为三君，其中窦武为汉室姻亲，刘淑汉宗室、时为侍中，陈蕃（汝南平舆人）时为太尉，都在第一次党锢之祸中为解救党人出过大力，故被党人所推崇。而次于“三君”的“八俊”—— 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寓，则是实实在在的党人之首领，其中李膺为颍川襄城人、荀昱颍川颍阴人（荀淑兄子）、杜密颍川阳城人、王畅山阳高平人（王粲祖父，同时也是刘表之师），刘祐中山安国人，魏朗会稽上虞人、朱寓沛国沛人，赵典只见其名。“三君”之中即有汝南陈蕃一席。“八俊”中又有颍川三人、沛国一人，可见汝颍人士在党人中的份量。

汉灵帝建宁元年（168）九月，“中常侍曹节矫诏诛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及尚书令尹勋、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皆夷其族。”建宁二年十月，“中常侍侯览讽有司奏前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寓、颍川太守巴肃、沛相荀昱、河内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皆为钩党，下狱，死者百余人，妻子徙边，诸附从者锢及五属。制诏州郡大举钩党，于是天下豪桀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大赦天下。赐公卿以下各有差，唯党人不赦。”是为第二次党锢之祸，直到中平元年（184），黄巾乱起，汉灵帝才放开党禁，前后二十多年间，不仅以陈蕃、李膺、杜密为首的汝颍士人遭到诛杀，连带着荀、陈、钟、韩四家子弟因为遭禁锢而仕途受阻。案之这四家与党人的关系，可以罗列于下：

荀氏：“淑兄子昱字伯条，昙字无智、、、昱后共大将军窦武谋诛中官，与李膺俱死。昙亦禁锢终身。”荀昱即“八俊”之一，为党人领袖。而荀昙则是荀攸的祖父。

钟氏：“（钟）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膺祖太尉（李）修，复以（李）膺妹妻之（钟瑾）。”钟瑾早亡，而钟皓“二子迪、敷，并以党锢不仕。”

陈氏：“及后逮捕党人，事亦连（陈）实。余人多逃避求免，实曰：‘吾不就狱，众无所恃。’乃请囚焉。遇赦得出。”陈实之子陈纪“及遭党锢，发愤著书数万言，号曰《陈子》。”

韩氏：“其染党锢者陈纪、韩融之徒，皆为列卿。”《后汉书•董卓列传》）。可见韩韶之子韩融也遭党锢之劫。

荀淑“当世名贤李固、李膺等皆师宗之。”钟皓“避隐密山，以诗律教授门徒千余人。”皆是当时儒宗，李膺常叹曰：“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陈实年虽小荀、钟二人十余岁，却与二人平辈论交。在第二次党锢中，陈实为汝颍士人立下了大功德：“时中常侍张让权倾天下。让父死，归葬颍川，虽一郡毕至，而名士无往者，让甚耻之，实乃独吊焉。及后复诛党人，让感实，故多所全宥。”所以中平四年，陈实以八十四岁卒于家之际，“何进遣使吊祭，海内赴者三万余人，制衰麻者以百数。”

颍川舞阳韩氏出自汉弓高侯韩颓当之后，前汉起即为乡里著姓，其同宗韩棱—韩棱孙韩演一系，在和帝到桓帝间即为三公之门，堪称是颍川四长中与汉“共兴衰”的旧族名门，不过韩韶—韩融也在党锢之乱中仕进凌迟。尽管党禁解开之后，以荀、陈、钟、韩四家为首的汝颍士族，在黄巾之乱起到董卓进京前后，多有担任三公九卿者，不过就其家门感情来讲，大多已失去了对旧汉王朝忠诚的必要性。

—袁曹对决中的汝颍士族

对于东汉末的党锢之乱，还要注意到的两件家族动向是：

“（汉灵帝熹平五年）闰月，永昌太守曹鸾坐讼党人，弃市。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后汉书•灵帝纪》）。“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大讼党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诏司隶、益州槛车收鸾，送槐里狱掠杀之。于是又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锢，爰及五属。”（《后汉书•党锢列传》）

——这里的为党人辩护而被杀的永昌太守曹鸾，乃是曹操的同族，近现代的考古发现中，在亳州曹氏宗族墓群内，发现了永昌太守曹鸾的名字。由此可以推测，作为党锢之祸中的连带受害者，沛国谯县曹氏对党人一直持同情态度。“先是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谋诛阉官，反为所害。太祖（曹操）上书陈武等正直而见陷害，奸邪盈朝，善人壅塞，其言甚切；灵帝不能用。”曹操本人在初入仕途时，也是站在“三君”之窦武、陈蕃一方。

在党禁开解前后，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迅速对汝颍士族展开了辟命：“党禁解，五府并辟，司空袁逢举（荀爽）有道，不应。及逢卒，爽制服三年。”（《后汉书•荀爽传》）。“及党禁始解，大将军何进、司徒袁隗遣人敦（陈）实，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后汉书•陈实传》）

——凡三公之人，即可直接辟命士人为官，袁氏为四世三公之家，四代中出了五名三公，所以“门生故吏遍天下”。党禁开解后，袁逢（袁绍亲生父亲）又是首先征辟荀爽为官，荀爽虽然没有答应，但是在道义上来说已经与袁逢接下了门生故吏之谊，故而在袁逢死后，为他服丧三年。以此为例，可见袁绍后来的政治资本，始于其父祖的积累过程。

汝南与颍川地方相结，袁氏既拥有时常辟汝颍士人为门生的便利，又就近与两地的名族同婚，成就了这个家族在汉末乱世中的光明前途。但是在乱世开始之前，已经有颍川士族在今后的政治方向取舍中，舍袁氏而选择了沛国谯郡的曹操，而且这个家族与袁氏还有着姻亲关系，其观人之高明，也可称汝颍一奇：

“（李）膺子瓒，位至东平相。初，曹操微时，瓒异其才，将没，谓子宣等曰：‘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张孟卓与吾善，袁本初汝外亲，虽尔勿依，必归曹氏。’诸子从之，并免于乱世。”（《后汉书•李膺传》）

“尽管袁绍是你们的姻亲，也不要依靠他”、“天下英雄无过曹操”，短短两句，袁曹二人的优劣一目了然。说出这句话的，是颍川党人首领李膺之子李瓒。李膺与颍川四长的深交已见诸前面的引文，而他作为党人中“八俊”之首横死，也足以使得身后的颍川襄城李氏，为海内世人所瞩目。李瓒临死前的押注，足以将同乡友党荀、陈、钟、韩四家的注意力引到还未发迹的曹操身上；在汝南，名士之望许子将也对曹操发出了：“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感叹，从此时起，汝颍奇士们就开始在袁绍与曹操这两个未来英杰之间进行取舍选择。

初平年间，董卓执政，一度有过一阵正面措施：“幽滞之士，多所显拔。以尚书韩馥为冀州刺史，侍中刘岱为兗州刺史，陈留孔伷为豫州刺史，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随后董卓倒行逆施，以至以袁绍为首的诸侯联盟起兵，司隶及中原战乱四起。此时汝颍士族便将投向问题付诸了实际行动：

“（荀）彧谓父老曰：“颍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密虽小固，不足以磗大难，宜亟避之。”乡人多怀土不能去。会冀州牧同郡韩馥遣骑迎之，彧乃独将宗族从馥，留者后多为董卓将李催所杀略焉。“（《后汉书•荀彧传》）

然则荀彧一族还没有到冀州，韩馥便将冀州拱手让给了袁绍：“袁绍使张景明、郭公则、高元才等说韩馥，使让冀州。“（《三国志•臧洪传》后裴注引《英雄记》）。袁绍派向韩馥的使者，高元才即高幹，张景明即张邈弟张超，郭公则应为郭图。其中高幹为陈留圉县人、袁绍外甥，张超为东平寿张人、袁氏之友，郭图则为颍川人，县属不明，但极有可能是颍川阳翟人，他们是第一批投奔勃海太守袁绍的中原士人。

“彧独将宗族至冀州。而袁绍已夺馥位，待彧以上宾之礼。彧弟谌及同郡辛评、郭图，皆为绍所任。”（《三国志•魏书•荀彧传》）

这一时期，前往冀州投入袁绍旗下的颍川人士主要有：

辛评、辛毗兄弟（注9），荀彧、荀谌兄弟一族，西园八校尉之一的淳于琼（注10），郭图、郭嘉。

其中荀彧与郭嘉与袁绍相谈后，判断袁绍不能成大事，于是先后舍袁绍而归曹操，遂各成一代名臣：

“（荀）彧度绍终不能成大事，时太祖为奋武将军，在东郡，初平二年，彧去绍从太祖。”（《三国志•魏书•荀彧传》）

“郭嘉字奉孝，颍川阳翟人也。初，北见袁绍，谓绍谋臣辛评、郭图曰：‘夫智者审于量主，故百举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於是遂去之。”（《三国志•魏书•郭嘉传》）

吞并韩馥、击灭公孙瓒之后，最盛时的河北袁绍集团，以袁谭为青州，“又以中子熙为幽州，甥高幹为并州。众数十万，以审配（魏郡人）、逢纪（中原士人）统军事，田丰（河北巨鹿人）、荀谌（颍川人）、许攸（南阳人）为谋主，颜良、文丑为将率，简精卒十万，骑万匹，将攻许。”

最初袁氏集团内统军事的首席重臣，乃是冀州广平人沮授，沮授本为韩馥部下的骑都尉，一度劝阻韩馥让州于袁绍，但是袁绍初得冀州后，显示出不计前嫌的大量：

“从事沮授说绍曰：‘将军弱冠登朝，则播名海内；值废立之际，则忠义奋发；单骑出奔，则董卓怀怖；济河而北，则勃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震河朔，名重天下。虽黄巾猾乱，黑山跋扈，举军东向，则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众北首，则公孙必丧；震胁戎狄，则匈奴必从。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於西京，复宗庙於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比及数年，此功不难。”绍喜曰：“此吾心也。’即表授为监军、奋武将军。”（《三国志•袁绍传》）。袁宏的《后汉纪》所载内容大致与此相同，唯最末句为“即表授为奋武将军，使监护诸将。”

不管是《三国志》中的“监军”，还是《后汉纪》中的“使监护诸将”，都使得沮授在袁氏军中的位置成为首席。但是随即郭图等颍川系士人便开始对沮授进行攻击：“图等因是谮授‘监统内外，威震三军，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与主不同者昌，主与臣同者亡，此黄石之所忌也。且御众于外，不宜知内。’绍疑焉。乃分监军为三都督，使授及郭图、淳于琼各典一军，遂合而南。”

袁绍最初的任命只是故作大度，其实并不信任河北出身的沮授，故而郭图一挑动，袁绍便将沮授的兵力分作三部，同为颍川出身的“郭图、淳于琼各典一军”。袁绍麾下的南北士人矛盾，并不止于郭图—沮授这一例：

“（田）丰字元皓，巨鹿人，或云勃海人、、、绍后用丰谋，以平公孙瓒。逢纪惮风亮直，数谗之于绍，绍遂忌丰。”（《三国志•袁绍传》后裴注引《先贤行状》）

逢纪籍贯不详，唯一有关其出身的记载是《英雄记》：“纪字元图，初，（袁）绍去董卓出奔，与许攸及纪俱诣冀州，绍以纪聪达有计策，甚亲信之，与共举事。”由此大概可知逢纪非冀州士人，而案之许攸属南阳，袁绍早年之亲交者多为中原士人，所以逢纪出身中原的可能性较大。

官渡之战前，沮授临渡河前长叹：“上盈其志，下务其功，悠悠黄河，吾其不反乎！”遂以疾辞。“绍恨之，乃省其所部兵属郭图。”袁绍对郭图的过度信任，直接影响到了官渡之战的结果。

“绍遣将淳于琼等督运屯乌巢，太祖自将急击之。（张）郃说绍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琼等；琼等破，则将军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图曰：‘郃计非也。不如攻其本营，势必还，此为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营固，攻之必不拔，若琼等见禽，吾属尽为虏矣。’绍但遣轻骑救琼，而以重兵攻太祖营，不能下。太祖果破琼等，绍军溃。图惭，又更谮郃‘郃快军败，出言不逊。’

郃惧，乃归太祖。”（《三国志•魏书•张郃传》）。

张郃为冀州河间人，郭图与张郃的对立，不仅使得乌巢遭到攻击之际袁绍方救援不利，还直接导致了张郃在大势已去后带兵投降曹操。由此也可以看到袁绍旗下以郭图为代表的中原士人与沮授、田丰、张郃等河北人士的深刻对立，这种尖锐冲突，直接决定了袁绍集团的悲剧命运走向。

官渡之战以后，沮授没于曹操军中，田丰被袁绍勒令杀死，不久袁绍去世，袁绍阵营中汝颍士人与河北士人的冲突并没有消止，反而走向公开化，直接演变成袁绍二子袁谭与袁尚的对立：

“审配、逢纪与辛评、郭图争权，配、纪与尚比，评、图与谭比。众以谭长，欲立之。配等恐谭立而评等为己害，缘绍素意，乃奉尚代绍位。谭至，不得立，自号车骑将军。”（《三国志•袁绍传》）

从以上记载可见，以辛评、郭图为首的汝颍士人跟随了袁谭，以审配、逢纪为首的士人则跟随了袁尚。逢纪作为中原士人，本来与审配、田丰等河北士人交恶，但是经历了一次冲突后，逢纪与审配结为了至交，到袁绍二子相争时，逢纪便跟随审配站在了原尚阵营：

“后审配任用，与（逢）纪不睦。或有谗配于绍，绍问纪，纪称‘配天性烈直，古人之节，不宜疑之’。绍曰：‘君不恶之邪？’纪答曰：‘先日所争者私情，今所陈者国事。’绍善之，卒不废配。配由是更与纪为亲善。”

袁尚阵营集中了主要河北士人的另一个标志，则是建安九年，“（袁）尚将沮鹄守邯郸，沮音菹，河朔间今犹有此姓。鹄，沮授子也。又击拔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沮授之子沮鹄，在两袁之争中也站在了袁尚一方。

袁谭与袁尚兄弟陌路，袁氏集团中的汝颍士人与河北士人作为对立双方，前后都展开了正面冲突：“初，谭之去，皆呼辛毗、郭图家得出，而辛评家独被收。及配兄子开城门内兵，时配在城东南角楼上，望见太祖兵入，忿辛、郭坏败冀州，乃遣人驰诣邺狱，指杀仲治家（辛评家）。是时，辛毗在军，闻门开，驰走诣狱，欲解其兄家，兄家已死。是日生缚配，将诣帐下，辛毗等逆以马鞭击其头，骂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顾曰：“狗辈，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杀汝也！且汝今日能杀生我邪？”

从以上辛毗与审配的对骂“奴，汝今日真死矣”、“狗辈，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杀汝也”，辛、审两人的仇恨，恐怕并不止于兄家被灭之仇，两大地域对立所产生的愤恨也在其中占了一定的主导作用。

袁氏灭亡前后，先前跟随袁绍的汝颍士人淳于琼死于官渡、辛评、荀谌、郭图此后不见其事迹，唯一已知的是辛评之家在邺城被审配屠灭，而辛评的弟弟辛毗后来成为魏之名臣。辛毗此前在原袁氏集团中的地位远不及其兄辛评与荀谌、郭图，尚能在后来的曹魏政权中得到显赫升进，反是辛评、荀谌、郭图却再不见于汉魏间的相关资料，可见他们并没有来得及改变反对曹操的立场，最后的结果极有可能是跟随袁谭败亡了。

这场曹操与袁绍的对决，或许也可以说是汝颍士人的对决，大大打击了汉末最盛的汝颍士族之元气。

—荀彧之死与魏讽之乱

汉末汝颍士人分裂为曹操、袁绍两个集团，在经过惨烈的冲突与牺牲之后，随着袁绍父子的灭亡，最终全部统合到曹操集团之下，成为曹操统一北方的重要助力。其中第一代的杰出人物、也是曹操统一北方的谋主元勋为荀彧、荀攸、钟繇、郭嘉。其中每个人的的事迹已不用赘述。

曹操出身于豫州之沛国，在平灭袁氏之后初步完成了对汝颍士人的统合，另一方面，豫州北邻的兖州则是他的发家之地，以长期的领兖州之便，使得曹操可以就近对兖州士人进行辟命。地处黄河以南、秦岭、淮河以北的兖豫两州以及司隶河南部分，这一地域可以统称为中原，以汝颍士族为首的中原士人是曹操在许昌重建汉政权时的原始班底。平定河北之前，曹操主抓军政、颍川士族之首荀彧作为汉尚书令，既主抓行政，又对中原地区的士人进行全面征辟，使得曹操在军事机器飞速运转、领地不断扩大之余，又能够做到举无遗贤，得到源源不断的中原人才加入来完善强大他的军事、政治机器。

而且自党锢之祸以后又遭逢乱世，中原士族或多或少都对行将就木的东汉王朝产生了抵触情绪，仅有的只是一点名义和义理上支持，从这一点上说，沛国曹氏与汝南袁氏都是中原士族的代表，所以在后来曹操的篡汉准备中，不管是老成宿重的钟繇，还是名震海内的汉御史大夫郗虑，多数中原名士都对曹操的步步难制的飞扬跋扈行为，采取了无视甚至是直接迎合行为。和与两汉共兴衰的三辅士族不同，深受当党锢之害的中原士族，可以说是曹操篡汉的支持者和帮凶。

建安十七年，也就是曹操就任魏公的前一年，“董昭等欲共进操爵国公，九锡备物，密以访彧。彧曰：‘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振汉朝，虽勋庸崇著，犹秉忠贞之节。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寝。（《后汉书•荀彧传》）。“太祖由是心不能平。会征孙权，表请彧劳军于谯，因辄留彧，以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太祖军至濡须，彧疾留寿春，以忧薨，时年五十。”（《三国志•荀彧传》）

荀彧死于寿春，案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十七年）冬十月，公征孙权。、、、十八年春正月，进军濡须口。”又荀彧死后的第二年即建安十八年，曹操称魏公，则荀彧忧死的时间，是在建安十七年冬十月到同年年底期间。而在此之前曹操已经：

“割河内之荡阴、朝歌、林虑、东郡之卫国、顿丘、东武阳、发干，巨鹿之廮陶、曲周、南和，广平之任城，赵之襄国、邯郸、易阳以益魏郡。”时间是在建安十七年正月到十月之间。

也就是在荀彧死前，随着十四个县被并入魏郡，曹操就任魏公已成为木已成舟的即定事实，因为反对就任魏公而逼死荀彧失去了实际意义。

再看荀彧的谏言，“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只是善意的规劝。而他先前向曹操献策时，动辄以汉高祖、光武帝、晋文公作比，引导曹操执行王霸之道（注11），此时对曹操的规劝，只是荀彧个人对汉王朝仍然保有的一点依恋感情在作祟，实际上他在此前辅佐曹操的过程中，借古喻今，献上种种王霸之计，不知不觉中已经充当了曹操篡汉的导师角色，若说曹操就任魏公会遭到荀彧激烈反对，那将会是十分匪夷所思的事。

除去荀氏为首的汝颍士族本身对东汉有着一定负面情绪之外，荀彧一族与曹氏已经初步结成了“共兴衰”的命运共同体：“太祖（曹操）以女妻彧长子恽，后称安阳公主。”由此要说在大方向上荀彧与曹操有激烈冲突，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

关于荀彧之死的详细经过，《后汉书》中有直书：“至濡须，彧病留寿春，操馈之食，发视，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时年五十。帝哀惜之，祖日为之废宴乐。谥曰敬侯。明年，操遂称魏公云。”《三国志》中裴注引《魏氏春秋》：“太祖馈彧食，发之乃空器也，於是饮药而卒。”

对于荀彧之死的两处记载都有“空器”之说，而且《后汉书》还是正史，足以表明这一说法的真实性极高。“空器”就一般意义上来理解它的喻意，就是无用之器，曹操给荀彧空食器，通常也可以理解为：“你的作用已经到头了”。结合新生的魏国即将定都冀州之邺郡来看，此意有其一定的道理。

荀彧作为尚书令举荐士人，对以汝颍士人为主的中原士族，选材用人极准，“太祖问彧：‘谁能代卿为我谋者？’彧言‘荀攸、锺繇’。先是，彧言策谋士，进戏志才。志才卒，又进郭嘉。”不过以上诸人，几乎全都是汝颍人士。基于出身及活动地域的问题，使得荀彧对中原以外的三辅、河北士人缺乏认识，虽然有举荐杜畿担任河东太守的神来之笔，但他也有不识孙资等北方人士之阙漏，而且为此还出现过严重的失误：“太祖以彧为知人，诸所进达皆称职，唯严象为扬州，韦康为凉州，后败亡。”案之《三辅决录注》：“（严）象字文则，京兆人。”“康字元将，亦京兆人（即三辅名门京兆韦氏出身）。”加上荀彧发掘杜畿还是偶得三辅士族耿纪的协助，从杜畿、孙资、严象、韦康这四个案例来说，荀彧在发掘中原以外的士人问题上存在着相当大的盲点。

所以，在曹操决定以河北之魏郡建立新兴魏国之后，只擅长辟用中原人士的荀彧，未必能适应魏国河北、中原、三辅等更广大范围内征辟人才的能力需求。从这个角度来说，以“空食器”表明荀彧“作用已尽”有其道理，而且长久以来，由于中央的选官大权一直集中到荀彧身上，遂造成天下士族之望都集于荀彧一身，随荀彧而起的汝颍士人集团也成为许昌政权下最强大的士族集团，其中的代表人物荀彧、荀攸、钟繇都占据着显赫高位，名望稍次的一辈也都开始入据成为曹操集团中的中层骨干。不管曹操篡汉是否成功，一个强大的士人集团和一个得天下之望的领袖，都将成为曹氏今后竟逐天下的有力敌手。而且按两人的卒年推算，荀彧小曹操八岁，年轻也是他的一个重要资本。所以在定都邺城前夕，曹操急于铲除荀彧这个已经逐渐失去效用、长期以后又可能产生重大潜在危害的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而且这一事件，也是对最强大的汝颍士人集团进行了一次有力震慑。

建安十八年五月，献帝正式使御史大夫策诏曹操为魏公，当时劝进的前两位即是“中军师陆树亭侯荀攸、前军师东武亭侯钟繇（注12）”。魏国建立之后，作为汉尚书令荀彧的替代品，在邺城设立了更庞大、组织更广泛的尚书机构：“以荀攸为尚书令，凉茂为仆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为尚书，王粲、杜袭、卫觊、和洽为侍中。”新的尚书中，除去原有的兖豫中原士人（兖州：毛玠、凉茂、王粲；豫州：荀攸、杜袭、和洽、何夔），还有徐州徐奕、冀州崔琰、河东卫觊、河内常林，由此也标志着曹操集团的中央征辟范围，在河北、河东、徐州等方外围地区开始加强，与加强征辟举措相应的是，许昌—邺都两大政治中心的向心力也通过士族在这些外围地区得到强化，从而巩固了曹操集团的统治。

和汉尚书令荀彧的积极选贤任能相比，新任魏国尚书令荀攸只是备位而已，史称他“深密有智防”，此前他对曹操的贡献，更多体现在军谋而非政治选能方面，而在同族的荀彧忧死之后，荀攸由军师专职为尚书令，更是小心韬晦，所以曹操满意的称其：“荀公达真贤人也，所谓‘温良恭俭让以得之’。”荀攸作为尚书令并没有如荀彧般得到众多士人的推崇，但是也由此得到了曹操的极力称赞，在备极荣宠之后，荀攸于曹操任魏公的第二年，即建安十九年安然去世。此时，汉末魏初的颍川党首领人物，只剩下担任魏相国的钟繇。

建安二十四年初，曹操与刘备争汉中不利，驻兵长安；八月，关羽水淹七军，杀庞德、禽于禁。乘着天下震动之际，有一个名为魏讽的士人结党试图袭击邺城，事败被诛。此人并非与汉共兴衰的勋旧士族，而是被魏相国钟繇所辟的中原士人。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后裴注引《世语》：“（魏）讽字子京，沛人，有惑众才，倾动鄴都，钟繇由是辟焉。大军未反，讽潜结徒党，又与长乐卫尉陈祎谋袭邺。未及期，祎惧，告之太子，诛讽，坐死者数十人。”王昶家诫曰“济阴魏讽”。

由于以上两处记载有参差，不能确定魏讽的籍贯何属，但是沛属豫州，济阴属兖州，无论哪一个是真，都不脱离中原的定义。而受魏讽牵连者，也多是中原士人：

“（王）粲二子，为魏讽所引，诛。后绝。”（《三国志•王粲传》），王氏为兖州之山阳高平人。

“魏讽反，（刘）廙弟伟为讽所引，当相坐诛。”（《三国志•刘廙传》），刘伟为南阳安众人。

“（文）钦字仲若，谯郡人。父稷，建安中为骑将，有勇力。钦少以名将子，材武见称。魏讽反，钦坐与讽辞语相连，及下狱，掠笞数百，当死，太祖以稷故赦之。”（《三国志•文钦传》后裴注引魏书）

关于受魏讽牵连而坐死的人数，虽然《三国志》引世语；“坐死者数十人”，但是袁宏《后汉纪》：“丞相掾魏讽谋诛曹操，发觉伏诛。讽有威名。潛结义士，坐死者数千人。”《资治通鉴》也作“数千人”。从曹操欲救王粲二子都有心无力来看，当时镇守邺城的曹丕在邺城下采取了闪电镇压策略，以王粲二子在内，坐死者恐怕不止数十人。另一方面，中原地区是曹操的起家之地，兖豫士人多与沛郡曹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若是曹氏要对自己赖以为根本的中原士族大肆屠灭，也是不可能的事。只能说以汝颍士人为首的中原士族，在此次事件中受到了一定冲击，其代表人物，也是魏讽的举荐人，魏相国钟繇，虽然在此事中干系重大，但也没有受诛，只是策罢免官，在曹操执政的最后几年，一直都在家中养老。由于这场偶发事件，汝颍士人在新兴的魏国内又受到了一定的压制。

在汉末魏初之际，旧汉的三辅勋旧以及新兴的汝颍士人两大士族集团，在中央政权内先后占据过重要角色。旧汉勋旧士族作为当时的落后势力，在曹操杀孔融、杀杨修、杀伏完、惩治吉本耿纪之乱的过程中遭到血腥镇压，最终大多退出了历史舞台，以杜畿之京兆杜氏为首的一些则向曹氏低头，与新兴士族积极合流。于东汉中期兴起，随着党锢解禁而壮大的汝颍士人集团，作为曹操和袁绍起家的基石，无疑是汉末北方最强大的士族，最盛时足以左右整个天下的形势，不过汝颍士族先是在曹操与袁绍两大势力的交锋中受到折损削弱，当曹操发现他们过于强大时，又对荀彧为首的冠冕人物执行了直接的打击，加上荀攸去世和钟繇因为突发事件的免官，使得汝颍士族在连续受到压制震慑之余，第一代首脑人物陆续从新兴魏国的中心消失，从而失去了左右政局的力量。随着对以上两大士族集团削弱和控制的完成，曹氏作为最大的胜利者和专制者，篡汉建立新王朝条件已经成熟，趋势也已成为必然。

第四章：攀龙者司马仲达

—司马兄弟的升进之道


在魏国建立初期，并州、河东、河内士族的影响力一直未如三辅、汝颍士族那样公开化，也较晚才参与到魏国之中枢。观其第一代核心人物：

王淩，“稍迁至中山太守，所在有治，太祖辟为丞相掾属。文帝践阼，拜散骑常侍。”在魏文帝即位前王淩不过丞相掾属。

司马朗，“入为丞相主簿、、、迁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称之、、、建安二十二年，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时年四十七。”在曹魏即将篡汉的前夕，作为兖州刺史的司马朗在居巢前线染疫疾身亡。

贾逵，在曹操与刘备争汉中之际，“拜谏议大夫，与夏侯尚并掌军计。”自平郭援时起，贾逵就以其军事才能广为人知，在曹操末年与夏侯尚一道，被曹操任以掌军计之责，准备作为第二代大将人才培养。

在“王淩—司马朗—贾逵”交友圈之外，还有一个“河东—河内”士人交友圈，其主要人物为司马朗兄弟的族兄司马岐，与河东闻喜之裴潜：

“（裴）潜少不脩细行，由此为父所不礼。避乱荆州，刘表待以宾礼。潜私谓所亲王粲、司马芝曰：‘刘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处，其败无日矣。’遂南适长沙。”（《三国志•裴潜传》）

或许是同为避地荆州的北方士人，或许是在北方时即有交情，裴潜与王粲、司马芝相善。在曹操平定荆州之后，这三人都得到了辟命。除王粲得到重用，成为魏国尚书外：

司马芝，“为菅长、、、迁广平令、、、历甘陵、沛、阳平太守，所在有绩。”

裴潜，“参丞相军事，出历三县令，入为仓曹属、、、时代郡大乱，以潜为代郡太守、、、出为沛国相，迁兗州刺史。”在司马朗死后，继任的兖州刺史，应该就是裴潜。闻喜裴氏，也是河东之望，裴注引《魏略》：“（裴）潜世为著姓。父茂，仕灵帝时，历县令、郡守、尚书。建安初，以奉使率导关中诸将讨李傕有功，封列侯。”裴潜有弟名裴俊，十几岁时流落到蜀中，就凭着河东闻喜裴氏之名，也被蜀人所推崇，后成为蜀汉政权中的光禄勋（注13）。

除以上以几人外，还有卫觊字伯儒，河东安邑人，在曹操与袁绍交恶前便已加入曹氏集团，“太祖辟为司空掾属，除茂陵令、尚书郎。、、、稍迁尚书、、魏国既建，拜侍中，与王粲并典制度。”此人与王粲一样，“以文章显”。

纵观河内司马朗、司马芝兄弟，以及河东贾逵、裴潜、卫觊，并州王淩这些士人，其仕宦历程共同的一点是，受到辟命之后，多经历了入为司空、丞相掾属—出为县长—转太守—出为刺史或入为尚书、重要僚属的循序升迁过程。其中年资较老或才干突出者，在曹操末年才逐渐进入魏王国政权的中层核心。然而司马朗的两个弟弟司马懿，却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这些兄辈的仕宦快车道。

“汉建安六年，郡举上计掾。魏武帝为司空，闻而辟之。帝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辞以风痹，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坚卧不动。及魏武为丞相，又辟为文学掾，敕行者曰：“若复盘桓，便收之。”帝惧而就职。于是，使与太子游处，迁黄门侍郎，转议郎、丞相东曹属，寻转主簿。”

曹操为丞相，是在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然则司马朗、司马懿之父司马防去世，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司马防）年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终。”案之曹操早年当洛阳北部尉，即为司马防所举：

《曹瞒传》：“为尚书右丞司马建公所举。及公为王，召建公到邺，与欢饮，谓建公曰：‘孤今日可复作尉否？’建公曰：‘昔举大王时，适可作尉耳。’王大笑。建公名防，司马宣王之父。”裴松之注：“案司马彪序传，建公不为右丞，疑此不然，而王隐晋书云赵王篡位，欲尊祖为帝，博士马平议称京兆府君昔举魏武帝为北部尉，贼不犯界。”

由上可知，曹操确是司马防所举，与司马家有故吏之谊，而曹操就任魏王时，司马防仍然在世，故在此期间，对司马懿“若复盘桓，便收之”最多也不过是玩笑而已，更有可能是《晋书》中为增加司马懿的传奇性而作的夸张。由于曹操与司马防的特殊关系，使得司马氏也成为与曹氏“共兴衰”的家门，自司马朗起，司马防诸子的仕官路线就与其它士人有所不同：

司马朗 “年二十二，太祖辟为司空掾属，除成皋令，以病去，复为堂阳长、、、迁元城令，入为丞相主簿、、迁兖州刺史。”

较之：
裴潜“入为仓曹属、、、时代郡大乱，以潜为代郡太守、、、出为沛国相，迁兖州刺史。”
贾逵“以为丞相主簿、、、拜谏议大夫、、、文帝即王位、、、以逵为邺令。月馀，迁魏郡太守、、至谯，以逵为豫州刺史。”
从以上历程可以看出，，裴潜、贾逵都经历了“丞相属官—太守—刺史”的晋升路线。

并州士族中有一太原祁县温恢，较早仕曹操，所历路线为：
“为廪丘长，鄢陵、广川令，彭城、鲁相，所在见称。入为丞相主簿，出为扬州刺史。”
经历的是（太守—丞相主簿—刺史）

以上河东、并州士人，都经历了由县令到太守的历练，最后才升至刺史，从贾逵由“丞相主簿转魏郡太守”、温恢由“彭城、鲁相入为丞相主簿”可知，曹操的丞相主簿，多是二千石的太守级人物在进出。温恢历多个县令、太守，“所在见称”才转入丞相主簿，贾逵在就任丞相主簿之前，便已领过弘农太守，唯有司马朗未经地方太守的历练，便以元城令直入为丞相主簿，堪称是一次越级拔升，后又由丞相主簿迁兖州刺史，是为第二次超升，前后完全略过了郡守级的历练，即使才能突出、得到曹操青眼有加者如贾逵，也没有省略这一历练过程，司马朗的擢升，就很难脱掉曹操对司马防及其一族的特殊照顾作用在内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司马朗之弟司马懿的仕途最初过程，就不难理解：

司马懿被直接辟为丞相文学掾之后，“使与太子游处，迁黄门侍郎，转议郎、丞相东曹属，寻转主簿。”连县令都未经历，便在五六年间转升为丞相主簿，而且前后一直是在曹氏集团的核心任官，仕途之平坦，更甚于其兄司马朗。显然，司马家与曹氏的关系，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随着曹操开始计划着建立魏国，他对司马家这样有着故吏情谊的共兴衰家族，率先加快了其擢升步伐。兖州作为曹操起家的腹心之地，被直接授给了原本担任丞相主簿的司马朗，而司马懿在不断升进的同时，又被曹操安排“与太子游处”，准备培养为第二代政权的辅佐人。此事在司马家内并非偶然，《晋书•司马孚传》：“魏陈思王植有俊才，清选官属，以（司马）孚为文学掾。植负才陵物，孚每切谏，初不合意，后乃谢之。迁太子中庶子。”当时曹操还未去世，司马孚做为文学掾所侍奉的曹植，尚只是平原侯或临淄侯。也就是在曹操尚无法于曹丕、曹植中确定继嗣者之际，在两个人门下都配备了司马氏子弟。

—曹丕太子四友

“魏国既建，（司马懿）迁太子中庶子。每与大谋，辄有奇策，为太子所信重，与陈群、吴质、朱乐号曰四友。”（《晋书•宣帝纪》）

虽然司马懿与陈群、吴质、朱乐号为太子四友，但是司马懿是曹丕四友中几乎唯一的正式僚属。

“群转为侍中，领丞相东西曹掾。在朝无適无莫，雅杖名义，不以非道假人。文帝在东宫，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礼。”（《三国志•魏书•陈群传》）。陈群虽为“颍川四长”之一陈实之孙，但是陈实比之其余钟皓本来就小了十七岁，所以陈群比之同辈的荀彧、钟繇，仕官晚了许多。“刘备临豫州，辟群为别驾、、、举茂才，除柘令，不行，随（陈）纪避难徐州。属吕布破，太祖辟群为司空西曹掾属。”陈群加入曹操集团之际，其父陈纪也加入了许昌朝廷，“建安初，袁绍为太尉，让于纪；纪不受，拜大鸿胪。年七十一，卒于官。”（《后汉书•陈纪传》）。陈纪曾担任大鸿胪，与时任司空的曹操位阶仅一线之隔，在此期间陈群由司空西曹掾属“除萧、赞、长平令。”“父卒去官。后以司徒掾举高第，为治书侍御史，转参丞相军事。魏国既建，迁为御史中丞。”陈纪去世前，可能是出于避嫌的缘故，陈群一直在县令间平级调动历练，陈群去世后，陈群的升进速度突然加快，在曹操就任魏公后，作为御史中丞进入政治中枢，不过较之钟繇、荀攸等人，只能说是汝颍士族在魏政权内的第二代人物，但是由于陈氏位列“颍川四长”的关系，陈群堪称是第二代人物的代表。所以作为太子的曹丕，为了继任铺路，自然首先要拉拢以陈群为主的第二代汝颍士族集团。

吴质，济阴人，裴注《魏略》：“始质为单家，少游遨贵戚间，盖不与乡里相沈浮。故虽已出官，本国犹不与之士名。”“以才学通博，为五官将及诸侯所礼爱；质亦善处其兄弟之间。”以此观之，则吴质为“单家”即寒门出身，以“游遨贵戚间”、“ 才学通博，为五官将及诸侯所礼爱”从而为曹丕所赏识。曹丕、曹植兄弟早年共同爱好文学，曹丕所著《典论》称：典论曰：“今之文人，鲁国孔融、广陵陈琳、山阳王粲、北海徐幹、陈留阮瑀、汝南应瑒、东平刘桢，斯七子者，於学无所遗，於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骐骥於千里，仰齐足而并驰。”“建安七子”即由此而来，但是孔融最早为曹操所诛，王粲作为尚书已经贵显，都未与曹丕共游处，早年与曹丕、曹植共游处的文学之士为其余建安五子及吴质，“（阮）瑀以十七年卒。（刘）幹、（徐）琳、（应）瑒、（刘）桢二十二年卒。”事后曹丕多次给吴质写信，慨叹五子早逝之可惜。作为早年同游的文学之士中仅存者，吴质又为曹丕就任太子出了大力：

“魏王尝出征，世子及临菑侯植并送路侧。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属目，王亦悦焉。世子怅然自失，吴质耳曰：“王当行，流涕可也。”及辞，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欷，於是皆以植辞多华，而诚心不及也。”（裴注引《世语》）。由是曹丕落了个敦厚诚孝的美名，曹植却被人视作华而不实。

“（杨）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为太祖所器，与丁仪兄弟，皆欲以植为嗣。太子患之，以车载废簏，内朝歌长吴质与谋。脩以白太祖，未及推验。太子惧，告质，质曰：“何患？明日复以簏受绢车内以惑之，脩必复重白，重白必推，而无验，则彼受罪矣。”世子从之，修果白，而无人，太祖由是疑焉。”（裴注引《世语》）

虽然吴质为谋立曹丕当太子出力颇多，但是在曹操末年已经受到了贬斥，《典略》：“其后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刘）桢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刘）桢，减死输作。”裴注引《魏略》“桢坐谴之际，质出为朝歌长，后迁元城令。”所以曹丕准备对付杨修之际，“以车载废簏，内朝歌长吴质与谋”。直到曹丕继位前，他的首要谋士和密友吴质都是待在元城令的位置上。

太子四友的最后一人“朱乐”，这个名字见于《晋书》一处，反是《三国志》的裴注中后有“中领军朱铄”，与吴质同为文帝时贵幸之臣，所以《晋书》中的“朱乐”，极有可能是朱铄之误，不过朱铄的详细事迹，也不见于各种史籍。

除开以上“太子四友”，曹丕还有一个至交，为夏侯渊从子夏侯尚。《三国志•夏侯尚传》：“夏侯尚字伯仁，渊从子也。文帝与之亲友。”裴注引《魏书》：“尚有筹画智略，文帝器之，与为布衣之交。”“太祖定冀州，尚为军司马，将骑从征伐，后为五官将文学。魏国初建，迁黄门侍郎。”夏侯尚的仕进路线与司马懿最为类似，但是有些反向：夏侯尚是”军司马—五官将文学—黄门侍郎”，司马懿在任太子中庶子后，又转为了军司马，走了“黄门侍郎—丞相主簿—太子中庶子—军司马”路线。基于祖上的种种密切联系，夏侯氏对于曹氏而言，“虽云异姓，其犹骨肉”，所以夏侯氏子弟的仕进几乎仅次于曹氏一族，为当时贵戚，司马懿几乎与夏侯尚相同的快速仕进路线，足以看到曹操对司马氏的重用。

夏侯尚由军司马—五官将文学—黄门侍郎，可以理解成是对贵戚的一种先出为将、后入为臣历练方式，而司马懿由曹丕太子中庶子转为曹操的军司马，则可以看作是为了某种用途而进行的临时性换班，建安二十二年十月，曹丕正式由五官中郎将被立为魏太子。建安二十三年六月，曹操已经开始规划起了自己的后事：

“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司马懿自建安十三年“使与太子游处”起，到建安二十二年正式被任命为太子中庶子，与曹丕近十年的游处，已成为后者的绝对亲信。行将就木之际，让曹丕的亲信由太中庶子转为在自己身边掌兵的军司马，极有可能是曹操为了死后顺利完成王位传递而做的准备工作。

另外，在曹丕被立为太子后不久，曹操对曹丕与曹植之间的取舍，也做出了更撤底的安排：司马孚由曹植的文学掾，“迁太子中庶子”。按照曹丕立太子到曹操去世的时间仅为两年多一点来看，司马孚就任太子中庶子与司马懿由太子中庶子转为军司马的时间相差应该不大，甚至极有可能就是在司马懿就任军司马的同一时间内司马孚顶替了太子中庶子的位置。这种安排表明曹操已经完全放弃让曹植接班，同时又显示了他准备让司马氏成为下一代政权紧密辅佐者的决心。曹操以上人事安排的苦心，在随后不久便得到了验证。

—汉魏嬗代中的司马奔腾

汉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孙权送来关羽首级后不久，曹操崩于洛阳，享年六十六岁。《晋书•礼仪志》：“及魏武临终，遗令‘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百官当临中者，十五举音，葬毕便除。其将兵屯戍者，不得离部。’魏武以正月庚子崩，辛丑即殡，是月丁卯葬。是为不逾月也。”

在这个时代转换的重要瞬间，司马懿兄弟与贾逵等人犹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及魏武薨于洛阳，朝野危惧。帝（司马懿）纲纪丧事，内外肃然。乃奉梓宫还邺。”（《晋书•宣帝纪》）

“魏武帝崩，太子号哭过甚，（司马）孚谏曰：‘大行晏驾，天下恃殿下为命。当上为宗庙，下为万国，奈何效匹夫之孝乎！’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时群臣初闻帝崩，相聚号哭，无复行列。孚厉声于朝曰：‘今大行晏驾，天下震动，当早拜嗣君，以镇海内，而但哭邪！’孚与尚书和洽罢群臣，备禁卫，具丧事，奉太子以即位，是为文帝。”（《晋书•司马孚传》）

“太祖崩洛阳，逵典丧事。魏略曰：时太子在邺，鄢陵侯（曹彰）未到，士民颇苦劳役，又有疾疠，於是军中骚动。群寮恐天下有变，欲不发丧。逵建议为不可秘，乃发哀，令内外皆入临，临讫，各安叙不得动。而青州军擅击鼓相引去。众人以为宜禁止之，不从者讨之。逵以为‘方大丧在殡，嗣王未立，宜因而抚之’。乃为作长檄，告所在给其廪食。时鄢陵侯彰行越骑将军，从长安来赴，问逵先王玺绶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邺，国有储副。先王玺绶，非君侯所宜问也。’遂奉梓宫还邺。”（《三国志•魏书•贾逵传》）

“太祖崩于洛阳，尚持节，奉梓宫还邺。”（《三国志•魏书•夏侯尚传》）

曹操去世时，主要大将将都分散在各地的战场，作为汉丞相兼魏王的身份，自然轮不到汉室大臣主持他的丧事，加上魏国官属多在邺都，所以在洛阳主持丧事的是丞相主簿兼谏议大夫贾逵，不久前贾逵“与夏侯尚并掌军计”，司马懿作为刚刚被任命不久的军司马，只能是贾逵的助手。所以就贾逵的“典丧事”而言，司马懿只是“纲纪丧事”，充当的是协助整顿的职责，而安抚青州兵、弹压妄为的曹彰等大事，也都是由贾逵主持负责。

另外，在曹操去世之际，除了贾逵之外，可能还有一个丞相主簿，即是太原王淩。据《三国志•王淩传》：“稍迁至中山太守，所在有治，太祖辟为丞相掾属。文帝践阼，拜散骑常侍。”所以王淩在曹操去世之际担任的是丞相掾属，具体是何职属，本传不明，但是在《三国志•曹植传》后裴注引《世语》有：“（杨）修与贾逵、王淩并为主簿。”于是有以上推测，但是贾逵既有“谏议大夫”的兼官，自是诸主簿中的首席，即使王淩也任主簿，也只能充当贾逵的协作者。

综上言之，曹操死后，应该是以贾逵为主持，司马懿、夏侯尚、王淩等人协助，完成了对洛阳周边的稳定和安抚，并压制了曹彰欲观“先王玺绶”的无理要求，随后众人一起护送曹操的灵柩回到邺城。在邺城，太子中庶子司马孚作为太子官属的代表，与作为魏国官属代表的尚书和恰，共同“罢群臣，备禁卫，具丧事”，完成了接应灵柩、举办丧礼、布置警卫以备曹丕安全就任的工作。

曹丕顺利继任为魏王之后，立刻对于主持葬礼有功之臣进行了封赏，并于同年十月接受汉禅代之际，再次加恩：

司马懿，由军司马，“封河津亭侯，转丞相长史。”“及魏受汉禅，以帝为尚书。顷之，转督军、御史中丞，封安国乡侯。”

夏侯尚，由黄门侍郎，“并录前功，封平陵亭侯，拜散骑常侍，迁中领军。”“文帝践阼，更封平陵乡侯，迁征南将军，领荆州刺史，假节都督南方诸军事。”

除了司马懿与夏侯尚之外，一般臣子中在曹丕就任王位和帝位时先后得到两次大加封的，只有原太子四友中的另一人陈群：

陈群，“由丧礼前的侍中，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为尚书、、、及践阼，迁尚书仆射，加侍中，徙尚书令，进爵颖乡侯。”

再看其它几个相关人物：

在洛阳典葬事的贾逵，由丞相主簿、谏议大夫，“为邺令。月馀，迁魏郡太守。”几年后就任豫州刺史，才得爵关内侯。

在邺都典葬事的和洽，“文帝践阼，为光禄勋，封安城亭侯。”同为魏国尚书的常林、杜袭等人也都是直到曹丕代汉时，才得爵亭侯。夏侯尚、司马懿、陈群三人，是曹丕即王位便封亭侯、即帝位又封乡侯，全都是连续性的超赏。就典治丧事之功来看，功劳最大的贾逵最后只是平级升进为邺令、魏郡太守，其余和洽等人也都不过循序而进。从以上对比已经可以看出，魏文帝的超赏，只会慷慨给予自己的亲信与至交。但是夏侯、司马、陈群三人中，夏侯尚是贵戚夏侯氏出身，陈群先已历御史中丞、侍中等重位，唯有司马懿的超赏，似乎显得过于的突兀。

另外还有四个人，在曹丕的新兴政权中举足轻重，是为魏之开国三公——太尉、司徒、司空：

贾诩，“文帝即位，以诩为太尉，进爵魏寿乡侯。”贾诩曾以袁绍、刘表父子事劝戒曹操，遂使曹操定曹丕为太子。《魏略》：“文帝得诩之对太祖，故即位首登上司。”《荀勖别传》：“昔魏文帝用贾诩为三公，孙权笑之。”凡任三公之人，多为四海德望所归，所以曹丕为报立嗣之事而首封贾诩为三公，遭到了孙权的嘲笑。不过四年之后，贾诩便以七十七岁高龄去世了。

接任贾诩的，是钟繇，此前钟繇因为魏讽之乱已被免官。就曹操的意思，是借势让这位汝颍士人的领袖在家养老算了，但是：“文帝即王位，复为大理。及践阼，改为廷尉，进封崇高乡侯。迁太尉，转封平阳乡侯。”钟繇能够重回政治中心的前台，靠的也是与曹丕的私人友谊。《魏略》：“后太祖征汉中，太子（曹丕）在孟津，闻（钟）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难公言。密使临菑侯转因人说之，（钟）繇即送之。”

华歆，“魏国既建，为御史大夫。文帝即王位，拜相国，封安乐乡侯。及践阼，改为司徒。”

王朗，“文帝即王位，迁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及文帝践阼，改为司空，进封乐平乡侯。”

贾诩就任太尉的时间不长，他死后，钟繇为太尉、华歆为司徒、王朗为司空之际，“文帝罢朝，谓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伟人也，后世殆难继矣！’”盖言将汉末的三位海内名世拢为自己的三公，颇有自得之意。然则就其用意，作《三国志集解》的卢弼有言：“按当时割据自雄者，皆欲屈服前朝显宦以自重，如曹丕之以钟繇、华歆、王朗为三公；刘备以许靖为太傅，与袁术之欲屈（马）日磾，事正相同。”

司马懿与以上四公相比，并无海内重名，仕官资历也较以上四公差得很远，甚至还不如贾逵：贾逵在建安七年左右便以对抗郭援而著称于世，司马懿到建安十三以后才以丞相文学掾入职。然则在曹丕就任登基后不久，司马懿的爵位便与贾、钟、华、王四位三公平齐，升进速度超过了几乎所有的大臣。遭成这种结果的，只能是司马懿与曹丕的私交友谊，而且在曹丕与曹植争嗣期间，司马懿“每与大谋，辄有奇策，为太子所信重”，这种与吴质类似的投机方式，成就了司马懿非凡的政治资本。

做为弟弟的司马孚，显然没有其兄司马懿那样善于投机，反而显得老成持重：“时当选侍中、常侍等官，太子左右旧人颇讽谕主者，便欲就用，不调余人。孚曰：‘虽有尧舜，必有稷契。今嗣君新立，当进用海内英贤，犹患不得，如何欲因际会自相荐举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贵。’遂更他选。转孚为中书郎、给事常侍，宿省内，除黄门侍郎，加骑都尉。后出为河内典农。”和司马懿的一飞冲天相比，司马孚走上了相对平缓的仕宦道路。

另一方面，并州士人中的代表人物王淩，在曹丕登基之后只是由丞相主簿转为散骑常侍，与贾逵的升进速度相近，同样是没有爵位。事王淩如兄的王昶，“文帝在东宫，昶为太子文学，迁中庶子。文帝践阼，徙散骑侍郎，为洛阳典农。”王昶的散骑侍郎比之王淩的散骑常侍，自然是差了一级，作为小弟辈的人物，他与司马孚资历及升迁进度最初是一致的。

早年以“司马朗—贾逵—王淩”友谊为代表的“河内—河东—并州”士人圈，虽然随着司马朗的早逝而有所削弱，但是司马朗的后继者司马懿，通过抓住“曹操—曹丕”传位过程中的时代机遇进行投机，最终成为曹丕登基为帝之后的贵臣之一。而“河内—河东—并州”士人圈中的另外两角之代表贾逵、王淩，仍然只是在曹魏政权内循序升进，其速度远远落后于司马懿，就尚未成形的“河内—河东—并州”士人集团而言，已经成为政治中心一极的司马懿对他们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这股吸引力足够使得三地的士人在此后的岁月中围绕司马懿抱成更紧密的一团。另一方面，攀龙有道的司马懿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求得生存，除了发挥自己的盖世才智之余，也需要利用“河内—河东—并州”士人圈中的力量来作为他的助力和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