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虢城、焦城与陕城考

2013-12-15 21:42| 发布者: 郭在权| 查看: 2843| 评论: 1|原作者: 梁宁森

摘要: 历史上曾有南虢、北虢两虢之称,清人王先谦认为南北虢实属一虢。若从南北虢两虢说,则必有南虢都城与北虢都城之别;若从南北虢一虢说,北虢之"下阳"则为虢之都邑,虢之真正都城应在上阳。关于上阳城的具体位置,目前考 ...

图:虢城、焦城与陕城关系示意图


   在三门峡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至今还留有虢城、焦城和陕城的遗迹和遗址。虢城为西周至春秋时南北虢国所建,焦城为武王时的封国焦国所建,陕城最早为战国时秦惠公所建,后代多有增建和修葺。长期以来学者对虢城、焦城、陕城的地望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争论不休,本文将对其进行考证与梳理。

  一、虢城辨析
  西周至春秋时期,在晋南平陆县,豫西三门峡曾出现过北虢和南虢。北虢称谓的最早记载见于《汉书·地理志》:“北虢在大阳”。“大阳因在大河之阳而得名,故城在今山西平陆县东北。南虢称谓的最早记载见于《水经注》,因位于大河之南而得名,故城在今三门峡李家窑附近,或位于陕州故城东部。清人王先谦在《汉书补注》中说:“陕与大阳夹河对岸,故有上阳、下阳之分,亦有南虢、北虢之称,实一虢也。”历史文献对南虢、北虢的记载过于简略,且牴牾甚多,注家又各执一端,众说纷纭。若从南北虢两虢说,则必有南虢都城和北虢都城之别;若从南北虢一虢说,北虢则为虢之都邑,虢之真正都城应在上阳。
  关于北虢都城。《史记·晋世家》正义曰:“封文王异母弟虢仲于夏阳。”《左传》僖公五年疏:“虢仲封下阳。”《汉书·地理志》本注曰:“北虢在大阳。”《元和郡县志》卷七“虢州”条下曰:“北虢在陕州平陆县……。”《帝王世纪》与《水经注》而分南北虢为二虢。《太平御览》卷一五九“虢州”条下引《帝王世纪》曰:“今陕郡平陆县,是北虢。”有关北虢都城的地望,《竹书纪年》、《谷梁传》、《公羊传》及马融作夏阳,而《春秋》、《左传》、《史记》作下阳。陈梦家认为,“此夏阳与《地理志·左冯翊》之‘夏阳,故少梁,秦惠文王十一年更名者非一地’。”①《河水注》卷四曰:“河水又东经大阳县故城南,《竹书纪年》曰晋献公十有九年,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虢公丑奔卫,献公命瑕父吕甥邑于虢都。……应劭《地理风俗记》曰城在大河之阳也。”“砥柱,山名也,……亦谓之三门矣,山在虢城东北大阳城东也。”《史记·晋世家》“集解”引服虔曰:“下阳,虢邑也,在大阳东北三十里。”《河水注》卷四引作“夏阳”,虢邑也,在大阳东三十里。“《春秋》僖公二年杜注云:”下阳,虢邑,在河东大阳县。”陈梦家先生认为“此城当在黄河之北,三门峡之西,今平陆县境。”②《一统志》曰:“大阳故城,在平陆县东北。”《春秋大事表》卷六之下,“平陆县东五十里有大阳城,大阳东北三十里为虢下阳城 。”
  从上述古文献记载来看,我们可以对北虢都城的地望作一简略梳理。文献对北虢在“夏阳”、“下阳”、“大阳”、“陕州平陆县”、“陕郡平陆县”等地的记述过于简单,也有相互牴牾之处。但是,从《晋世家》、《河水注》、《春秋》等文献记载可知,夏阳即下阳,均属虢邑,地望应在大阳东北三十里。平陆县作为大阳的直接参照,距大阳五十里,平陆县又作下阳的间接参照,距下阳八十里。至于北虢在“陕州平陆县”或“陕郡平陆县”,说明历史上的平陆县均曾经是陕州或陕郡的一个县。文献在记载北虢都城时,说的确切的为“下阳”,说的不够确切或大致地理位置的称“大阳”或“平陆县”,由此可证陈梦家先生的看法是正确的,下阳(夏阳)在黄河之北,三门峡之西,今平陆县境内。《汉书·地理志》说“北虢在大阳,大阳即汉代大阳县,”在今山西省平陆县。《史记·晋世家》马融注说的“夏阳(下阳),”距大阳不远。下阳是北虢的重要城邑又得到考古资料的证实。考古学者认为,下阳城的城墙建立在一片高岗之上,那里岗峦起伏,草木茂盛,是野鸡出没的地方,因此,当地人称之为金鸡堡。这座城堡的城墙至今保存完好,壁立的城墙下面是汹涌奔流的黄河,著名的黄河古渡就在对面。有学者经过实地考察后认为:“下阳城遗址当平陆老城亦即今太阳渡村东南自然村‘门里’一带,城周约4平方千米,北门洞土券门犹存,东城垣残存约100米,残高4~6米,垣厚3~5米,夯层6~9厘米(以6厘米为主),夯窝径5厘米。城内西北隅仍可见崇冈高阜,连绵相续,正是所谓古来下阳的标识——十二连城。古城遗址东南有黄土高崖,突兀云立,北依下阳古城,南、东、西三面俯瞰黄河,形势雄胜寥廓,俨然引吭高唱的晨鸡。这正是自从春秋虢公登高观河赏月以来,数千年间闻名于史的‘金鸡堡’(褒雉堡、金鸡夜月、宝鸡堡、锦鸡堡)。诚然,金鸡堡经历了数千年的风雨冲刷,河水侵蚀,迄今绝顶已成不过几米的危崖,惟其负山瞰河形势依旧。金鸡堡——下阳城,海拔403.5米,下方黄河河面海拔292.8米,高差112米;地理坐标当东经111°07′,北纬34°47′。”③
  关于南虢都城。有关上阳地望的最早记载是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其书在“弘农郡陕”条目下自注说:“陕,故虢国,在弘农陕县东南。”《河水注》卷四曰:“河南即陕城也。……东十三陵即虢邑上阳也。……其大城中有小城,故焦国也。”唐李泰《括地志》云:“焦城在陕县东北百步古 虢城中东北隅。”《左传》僖公五年杜注云:“上阳,虢国都,在弘农陕县东南”,《太平寰宇记》卷五硖石县:“虢城在县西三十六里”。《路史·国名纪戊》:“弘农陕是北虢之上阳。”《路史·国名纪戊》注:“上阳城在陕县之硖石镇西三十六里常阳驿之东南。”孔颖达疏:“虢叔封上阳。”南朝刘昭《续汉书·郡国志》注云:“虢都上阳在县东,有虢城。”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云:“(陕)州理城即古虢国城”(按:理城即治城,唐人避高宗李治之讳,故称治城为理城)。宋欧阳忞《舆地广纪》云:“陕,故虢国,所谓上阳也,故城在今县东。”《通鉴地理通释》云:“陕,故虢国,所谓上阳也,故城在今县东。”与欧阳记载相同。清人赵一清《水经注疏》云:“陕县为虢都,大阳为虢塞邑。”1936年的《陕县志》云:“上阳即陕城。”
  上述文献有关虢都上阳位置的记载,大多数学者都指出上阳城的方位在“陕县东南”、“县东”、“东城”等等,即汉代所建立的陕县城东,虽文字叙述略有差异,但实际上都是把陕县城作为上阳城的地理坐标参照,只是有些文献记载把上阳与陕城的关系说得更为具体而已。另外,《河水注》、《括地志》、《史记·秦本纪》、《路史》、《续汉书·郡国志》等文献都把“焦城”或“焦国”作为上阳城地理位置的参照。要确定上阳城的具体位置,必须研究陕城、焦城或焦国与上阳城的关系。首先要确定文献中“陕”和“陕县”的内涵。文献中的陕和陕县指的都是陕县的治所,即陕县城(唐代是陕州的治所陕州城),并非泛指陕县境④。是说可从,因为,“焦城在陕县东北百步古虢国城中东北偶”,“焦城在陕州城内东北百步”,这里的陕县或陕州只能是陕县城或陕州城,否则“百步”将无从算起。“陕,故虢国,所谓上阳也”“陕县为虢都”既然是“上阳”,是“虢都”,那么,这个“陕”和“陕县”也只能是陕县城。正如1936年《陕县志》所言“上阳即陕城”。
  关于上阳城的具体位置,目前考古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李家窑遗址就是虢都上阳城,另一种观点认为上阳城位于陕州故城的东部。
  20世纪50年代中期,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在上村岭发现虢国墓地之后,根据史书记载的虢都上阳的地理位置,试图寻找上阳遗址的所在地,并做了大量的试掘寻找工作,发现了三处与墓地同时代的遗址。一处是陕县老城(今三门峡市西的陕州风景区)东南4.5千米的李家窑遗址,一处是墓地北边的上村岭遗址,一处是山西平陆县城东北 3.5千米的南盘村遗址。其结论为:“南盘村和上村岭遗址太小,地势崎岖狭窄,包含贫乏,和文献所记载的位置也不符,是虢上阳的可能性很小。李家窑遗址规模大,南临涧河,地势平,开阔平坦,包含丰富,可能即虢都上阳的所在地。”⑤据此,《辞海·中国古代史分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国历史地名大词典》和《中国历史地图集》等工具书,都采纳了这种说法。多年以来,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在此基础上做了大量的钻探工作,发现了21座周代的贮粮窖仓和几座陶窑,还发现了一些炼铜渣和陶范碎片。特别是1994年,考古工作者在遗址的西南部今涧河北岸的九孔桥附近,发现一段陶水管道。这些发掘工作无疑为确定李家窑遗址的性质,提供了更为确切的实物证据。但作为都城所在地,仅此并不能说明问题,因此也产生一些争议。有人认为李家窑的遗址虽然规模很大,东西约1300米,南北约260米;包含也很丰富,文化层最厚处达3米。但是,从李家窑遗址的内涵来看,所出土的占绝大部分的是陶器皿和瓦片,几乎没有发现贵族使用的器物,既无宫殿遗迹,也无城墙遗迹。为了寻找上阳城的确切位置,从1999年1月开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三门峡市文物队,在李家窑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终于找到了上阳城遗址。该城址坐落在三门峡市东南部,北依上村岭,南临青龙涧河。现存城垣大致呈东西向长方形,南城墙已被青龙涧河水冲毁,仅留残垣断壁。而北城墙保存尚好,东西长约1000米,南北残宽600米,周长约3200米。城垣残基宽6米,因为遭到现代建筑的破坏,时断时续,残存高度不一,最高处近2米。城墙采取大版筑的方法夯筑而成。城垣墙外有两条宽阔的大壕沟,为防御工事。整座城址宏伟而壮阔。在发现城墙遗迹的同时,考古工作者在城址内西南部发现了一处大型宫城遗迹,宫墙周长1350米。围绕宫墙外有一道和宫墙平行的壕沟,也是用于防御的工事。在宫城内发现大面积的夯土地基,上面保留着45个直径近1米的柱础石,这无疑是当年王宫所在地。基址南面三个凸出的门阶,应分别为“阼阶”、“中阶”和“宾阶”。尽管如此,有人认为上阳遗址“李家窑说”仍有很多疑点。1995年春,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在李家窑遗址的东部发现了一批西周晚期的墓葬,其中有一座墓葬出土了青铜器一鼎二簋,且有铭文,作器者名追尸(夷)。追尸之祖是究仲,究仲与西虢虢季究公同族,追尸鼎和追尸簋的出土,证明这里是虢人的墓葬区。这对遗址是虢都上 阳的说法提出了严重的挑战。还有一个最大的疑点是:李家窑的位置与古代著名的地理文献如《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括地志》、《元和郡县志》等所记载的上阳的地望均相去甚远。
  认为上阳城位于陕州故城之内东部的学者,根据地理文献记载,又有目的地对陕州故城进行了实地考察。考察者认为该地不仅与《水经注》等文献记载的地望相一致,而且环境优越,实属建立都城的理想之地,因此确认三门峡虢国(南虢)的都城上阳位于西汉陕州故城的东部,中间有一条壕沟与陕州故城相连结。作为虢都上阳遗址,现存陕城东城,其南北长约2000米,东西宽约300米,大体呈东西短窄南北狭长的不规则矩形。现有东、南城墙残存,东城墙长约220米,高约5.5米,城墙为黄土夯筑,夯土层厚0.09~0.11米;南城墙长约275米,高约10米,夯土层厚0.10~0.15米。从当时的地理位置来看,其地北有黄河,南有青龙涧河,东有天然大沟青洋沟,西有壕堑,西南有虢山。这些天然的壕沟和河流,就形成了四面包围的天然护城壕。《孟子》曰:“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说明古代有城必有池。崔豹《古今注·都邑》说:“洋勾,谓羊喜抵触墙垣,故为沟以隔之,故曰羊沟也。”青羊沟当以此得名,可见这座城邑的古老。城邑位于黄河与青龙涧交汇的黄河南岸二级台阶上,既有丰富的水源,又能避免水害;地势平坦,黄土层深厚,土壤疏松肥沃,既适宜于人们居住,又适宜于农耕生产;北面、西面分别有茅津渡和太阳古渡,与黄河对岸的下阳城相交通,水陆交通便利。无论从军事防御,还是从生产生活实际,都符合《管子·乘马篇》所说的周代建城特点:“凡立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于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把这座邑视为周代的焦城与虢城也是比较适宜的。从军事战略地位来讲,古代建城特别注意地形地势。如果把陕城的地理形势与李家窑相比,这里远胜于李家窑。从关中西安向中原洛阳,陕城为兵家必争之地,它西扼函谷,东控崤阪,地形险峻,易守难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西周初年,周公和召公辅佐年幼的周成王,分陕而治,召公主西,周公主东,其分界就是陕城。戴延之《西征记》说:陕城“南依山原,北临黄河,悬水百余仞,临之者咸悚息焉”。正因为如此,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在此城非设县即设州(郡),焦人、虢人在这一带建国设城,当不会舍此宝地而另有他图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上阳城的遗址应该在陕城的东城可能性大,但是,并不意味着不重视李家窑遗址。李家窑遗址文化内涵很可能与西虢东渐有关。学术界有一种看法是上阻之虢为西虢的一支东迁而来,但从西虢开始东迁到虢人灭焦时,有一个较长的东迁过程,三门峡虢国从陕西宝鸡迁到三门峡,并逐渐占据今天三门峡一带。1956年以来从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铁器、陶器等器物来看,有的早到西周末年的厉王时代,1991年上村岭M2009大墓又出土了宣王时的大臣南仲为虢仲送葬的遣册,这说明早在厉、宣时期虢人就来到了这里。但是虢人灭焦是在幽王七年,期间相距七八十年。如果灭焦后才建成上阳城,那么,在这之前的七八十年间虢人又居住在何处呢?大概只是到了灭焦后建上阳国都,虢人中的贵族也就随之迁到了上阳城来,而一般的平民和奴隶则继续留居李家窑一带,从而形成了虢人的另一处重要居址。照此推断,就可以给李家窑遗址为什么面积那么大,包含丰富,又出土了粮窖、陶窑、炼铜渣和地下陶水管道等内涵丰富的遗迹遗物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
  虢都上阳遗址在陕城东城墙内外一带,而不在李家窑,考古上还能找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考古工作者在考察东城的南城墙时,发现墙外青龙涧河从城墙脚下流过,这是否意味着此城因青龙涧而得名?古代水之北为阳,此城位于涧河之北,故名为阳。还有,陕城隔黄河对岸有虢邑,处于黄河之北,也取名为阳。此虢邑又位于中条山南麓,山南为阳亦相通。并且是否因为这里是虢都,故名上阳,对岸是虢国的一座城邑,故名下阳?这一判断和推理也不无道理。
  第二,从都城的性质来看。商周时期,都城是奴隶主国家的政治中心和军事堡垒。作为都城必有宫殿、监狱、兵营和围墙等,还应该有贵族、国人生活设施和娱乐场所。以上建筑是构成都城的主体,占都城的绝大部分。而考古发掘证明李家窑一带没有这样的遗迹,相反各种窑场、灰坑等遗迹占去绝大部分,这就说明李家窑遗址是上阳城的附属服务设施场所,是虢国奴隶主贵族日常生活用品和军事用品的制造地。
  第三,从都城的战略地位来看。老陕州城一带有山河之险,地势之峻,易守难攻,是风水迷信的阳宅之地。历代地方首府均选择于此地,具有历史的传承性和继承性。而李家窑一带地势平坦,既无山河地势之险,又无城池防御能力,更无战略地位可言。
  第四,从古地名来看。老陕州城东城墙外 不远处曾有一个古老的小村庄——上关村。20世纪50年代因建黄河三门峡水库大坝,村民迁往敦煌等地。上关村指上阳东关。由此可以推断,上阳城遗址当在今老陕州城内东部到上关村西之间。
  二、虢国、焦国与焦城
  关于虢国与焦国的关系,古文献多有记载。《史记·周本纪》曰:“周武王灭商后,”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这说明焦国为陕县历史上第一个封国,始建于周武王时期。据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幽王七年(公元前775年),虢人灭焦。”当时,灭焦的是王室卿士身兼虢国国君的虢石父(又称虢公鼓)。据《汉书·地理志》弘农郡条下释曰:“陕,故虢国,有焦城,故焦国。”由两书记载可知,三门峡一带的虢国是公元前775年,由王室卿士兼虢国国君虢石父灭焦之后建立起来的。焦国从建立到灭亡大约存在300年。焦国虽亡,但焦城直到西汉时仍然存在。“弘农陕县有焦城”,弘农郡为西汉武帝元鼎四年时于秦函谷关故地设置,陕县是其辖区。《汉官仪》说:“弘,大也。”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弘》说:“典籍多训弘为大,大与高强之义相涵。”可知“弘农”本义是指弘大神农氏之功绩。焦人为神农后裔,故在其故国设郡而名为弘农,可知焦的地望在弘农陕县,是其为一证。另有其他多条材料可以佐证。有人怀疑今本《竹书纪年》“幽王七年虢人灭焦”一条是否可靠?《国语·郑语》说桓公为司徒,问于史伯,史伯曰:“当成周者,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上述八个诸侯国均在成周之西,位于今豫、陕、晋三省交界处。焦国的地望也应在此地,如果当时焦国尚存,史伯不会不言之。这条史料的纪年是幽王八年,“幽王八年而桓公为司徒”,史伯没有提及焦国,这说明“虢人灭焦”的记载是完全可靠的。
  既然,焦国被虢国所灭,城池也被虢人所夺,故虢国的地望在陕,焦国的地望也应在陕无疑。《左传》和《战国策》中记载焦与曲沃之地,并将二者并提。曲沃,春秋时有二:一在今山西省闻喜东,为春秋曲沃武公的封地;一在今陕县与灵宝交界处的黄村附近,距三门峡市约23千米。陕、灵之曲沃,最早记载是《史记·周本纪》“(惠文君)十一年,县义渠。归魏焦、曲沃。”《史记·魏世家》正义引《括地志》云“焦在陕州城内东北百步,因焦水为名。”焦水,《水经注》又作谯水,其水源于常蒸山(今千山),也即今苍龙涧河。《水经注·河水》曰:河水“又东过陕县北,河南即陕城也。昔周邵分伯,以此城为东西之别, 东城即虢邑上阳也。虢仲之所都为南虢。三虢,此其一焉。其大城中有小城,故焦国也。武王封神农之后于此,王莽更名黄眉。”又引戴延之《西征记》云:“城南依山原,北临黄河,悬水百余仞。”《元和郡县志》曰:“故焦城在陕县东北百步。”上述文献记载说明,一方面,陕城分两部分,大城中有小城,小城就是原来焦国的焦城;另一方面,古焦城是一座位于上阳城内的东北角的小城。经文物部门考察,在两墙的结合部中间有一豁口宽3~4米,可能就是上阳城的东门之一。在城墙圈之内有比较深厚的文化层。文化层的下面发现有西周、春秋时期的绳纹陶鬲残片和其他器皿的残片。在距地面5米左右深的城墙基夯土层中,稠密地分布着圆形、扁圆形夯窝,其直径约3厘米,夯土质地纯净,考察者认为这是西周时期的夯土层。在与地平面处于同一水平面的城墙夯土层中,布满了规则有序的圆形夯窝,其直径约为5厘米,也属西周晚期的夯土层。
三、虢城、陕城与焦城的关系
  关于虢城、焦城与陕城的关系。《史记·魏世家》正义引《括地志》云:“故焦城在陕县东北古虢城中东北隅。”这说明,虢城的东北隅即是焦城,焦城又都在陕城中,为陕城的东城。由此推知,周幽王七年(公元前775年)虢人灭焦,占有了焦国的领地,后来又以焦城为基础,在其西南营建新城,使原焦城成为新虢城的一部分,即虢城的“东北隅”。
  虢国灭亡之后,直到西汉景帝年间,在其城西营建了陕城,形成了大城中有小城,城与城相连的格局。西晋杜预说上阳“在弘农县东南”,使三城之间的关系又得一佐证。西汉元鼎四年,曾在陕城西边扩建新建,原景帝年间所建的陕城是在汉武帝时所建的陕城的基础上扩建,而虢城又是在焦城的基础上扩大。如果以陕城为参照,焦城就在陕城的东北,虢城当然应在陕城的东南,即杜预说的:“县东南”。(图一)
  郦道元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北史》说他在任“河南尹”期间,魏“明帝以沃野、怀朔诸镇并改为州,其郡、县、戊名,令准古城邑。诏道元……筹宜制立,裁减去留”。可见郦道元对古代城邑兴废沿革的知识在当时为世人所推崇。郦道元“好学博览”,收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又“访读搜渠”,注重实地考察,他在《水经注》中对水道沿途的近3000座城邑进行了详细的考辨和生动的记录。他说上阳城在陕城的东城,上阳城中有一座小城,即焦城,应该说郦道元对三城的记载及其关系是确信无疑的。
  继班固、郦道元之后,唐李泰的《括地志》对陕城、虢城与焦城的位置关系考辨得更加精确:陕城在西,东北百步即虢城,虢城东北隅为焦城。这说明,三座城邑是大城中套小城,由东而西大致成“品”字形。如此精细确凿的考辨,必有所本。由此可以确信,虢人灭焦,不但夺取了虢人的城邑,而且还在焦城之南扩建城邑,并把焦城也囊括在整个上阳城中。可见,直到唐代,三座城的城垣保存尚好,其位置关系还能辨别的非常清楚。
  关于南朝刘昭《续汉书·郡国志注》、欧阳忞《舆地广记》、《通鉴地理通释》等三家上阳在“县东”的说法,也与上述所说一致:县东即城东,亦即陕城的东部,同郦注的“东城”。
  有关虢都上阳城与陕城的关系,还可找到一个佐证,即虢山。《通鉴》说:“同安王三年(公元前399年),虢山崩,壅河。”徐广曰:“虢山在陕。”《括地志》曰:“虢山在陕州陕县,西临黄河,今临河有冈阜,似是颓山之余。”《陕县志》也说:“虢山即陕州老城南门外三里的鸡足山。”此山紧临陕城,且名虢山,则此山旁之陕城,其前身当为虢城,则在情理之中。
  注释:
  ①陈梦家.虢国考.燕京学报,1962,(1).
  ②同①.
  ③靳生禾,谢鸿喜.晋“假虞伐虢”古战场考察报告.太原大学学报,2007,(1).
  ④王斌等,虢国墓地的发现与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时代(远东)出版社,2000:236.
  ⑤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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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郭锋同志 2014-8-3 00:11
叔父,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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