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是郭有祯，字子祥，与郭有守是堂兄弟。祖父那一辈是有字辈，名字都是郭有○，字子○。虽然我家族谱中并无记载郭有守(字子杰)，但是堂妹家有。
我的堂妹转告：郭有守的父亲(郭大宾)和我们的曾祖父郭大章是亲兄弟，他父亲是老二，我们曾祖父老三，给您发一张我从我父亲祖谱上拍的照片。郭有守的母亲是我们曾祖母的侄女，跟我们的血缘关系还是较近的。
这里选出先父郭履煋与叔公郭有守的照片各两张，剪贴后比对。
這張照片虽然看不清楚脸型，但是感觉叔公的体态与先父有几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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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叔公生平的网络百度資料如下：
郭有守（1901—1977）字子杰，他是张大千的表弟，但究竟是哪一辈份方面的表弟则不详。郭有守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法科，颇得校长蔡元培先生的赏识。北大毕业之后公费派往法国巴黎大学留学，获得文学（一说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巴黎留学期间曾与徐悲鸿、张道藩等人组织文学艺术团体“天狗会”。归国后曾1929年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二科科长，还兼任教育部电影检查委员会主任。1938年至1945年任四川教育厅厅长。1946年2月，郭有守被选为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筹委会组长，后任该组织第一任教育处处长；两年期满后，1948年又改任远东顾问。1956年受中华民国委派兼驻法大使馆文化处参赞。常驻巴黎，具体统管台湾在欧洲的文化交流事务。郭有守还精通法、英、德等多国语言。后经有关部门争取，他开始为新中国提供情报。1963年，郭有守改任中华民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参事。1965年圣诞节前，他在瑞士与中国大使馆联系时，不慎被联邦特工组织窃听了电话。当他从中国大使馆出来时，立即遭到瑞士警方的拘捕。后来通过外交斡旋，郭有守才得以离开瑞士，到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避难。1966年4月8日，郭有守回到北京。他随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起义声明》，宣布与台湾当局脱离一切关系，后曾出任全国政协委员。此事引起了台湾当局的极大震怒，遂将郭有守在巴黎寓所中的一切财物和收藏品“没收”。其中包括张大千赠送给他的百余幅左右的绘画精品，后来这些绘画作品均被转交给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收藏。1978年1月20日，郭有守因脑溢血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我的父亲郭有守(作者:郭安东)
2009年11月11日
提起郭有守此人，可能并不鲜为人知，他离开我们已有近30年了，如今，我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身体等各方面状况并不太乐观，但是，我还是想借此时机，来表达一下我对父亲的崇敬和怀念之情，毕竟他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经历了3个不同的革命时期，加上他个人的努力，为祖国的教育和电影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我想把这些内容收集起来写出来，以便对历史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一阅。
我的父亲郭有守（1901-1978），字子杰，四川资中人，幼年父母双亡，由哥嫂抚养长大成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家境下，他个人很努力，18岁考入北京大学，20世纪20年代，就自费留学法国巴黎，获巴黎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与著名画家徐悲鸿夫妇结为好友，并与当时留欧的中国青年，特别是在法国攻读文学或艺术科的学生，如张道藩，谢寿康，邵洵美，蒋碧微等人，成立一个名为“夫狗会”的文艺团体，用白话体的新诗，散文杂文和艺术评论，向西方人介绍一些中华文化的概念。1930年5月12日，在上海与叶恭绰、蔡元培、胡迁、杨杏佛、林语堂、邵询美、郑振铎、戈公振、徐志摩等12人发起成立“中国笔会”，被选为理事。回国后，并与我的母亲杨云慧（历史名人杨度之女）结为夫妻，婚礼由杨度主婚，蔡元培证婚，在教育界也可以说是轰动一时，徐悲鸿夫妇也专程来上海参加婚礼。婚后，父亲曾在南京居住，在傅厚岗买了两块地皮，盖了两栋房子，与徐悲鸿比邻而居。当时，他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二科科长，负责留学生出国事务和电影检查，并被派往欧州考察教育，半年后归来，任教育部专员。1932年发起组织筹备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同年7月，在南京成贤街43号教育部礼堂，蔡元培为大会主席，主持了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成立大会。共有460名各界人士参加，协会还设各大城市分会，为中国百年电影史上绝无仅有的盛况，父亲被大会选为首届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受教育部委派长期主持协会工作。为推动中国早期商业电影的健康发展，进一步支持左翼电影事业作出了重大作用。1933年-1936年间，父亲亲自操办遴选优秀影片，送出国门，跻身国际影坛活动。时入选影片有：《三个摩登女性》（田汉编剧）、《都会的早晨》（蔡楚生编导）、《城市之光》（贺盟斧，冯紫犀编剧）、《我的野玫瑰》（孙瑜编导）、《春蚕》（矛盾，夏衍编导）、《农人之春》（南京大学前身金陵大学农、理学院的教授集体创作，潘澄侯、孙明经执笔编剧）等14部。其中《农人之春》（中央电影摄影场出品）于1935年7月荣获比利时农村国际电影比赛特奖第三名，为中国在国际电影比赛获大奖首开先河，是中国百年电影史上，获国际奖的第一部电影。《渔光曲》虽未获得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会奖项，但也取得了第九名。这些荣誉在时隔70年后的2005年12月31日，即中国电影百年大庆之际，由中国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午间新闻，正式向国内外予以了确认。1935年8月，父亲又亲自推荐《渔光曲》，《女人》、《大路》、《我的野玫瑰》4部影片，入编国际电影百科全书（罗马国际教育电影协会编缉），使中国电影频频享誉海外。与此同时在南京，父亲和他主持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先后组织了三届国产影片比赛，《汪流》（夏衍编剧）、《姐妹花》（郑正秋编剧）、《人生》（钟石根编剧）、《凯歌》（田汉编剧）等9部进步影片（左翼居多），分领冠亚季军。此外，还有大批影片和影星以及影业人员红榜有名。
1937年，抗日战争全国爆发，全面抗战开始，父亲去了四川重庆，由于他是四川人，对那里比较熟悉，再说，南京是前方可能会被轰炸和陷落。果然如此，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国民党政府正式迁都重庆。父亲此时，一直在教育事业上工作，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负责大后方所有的教育机构，成为教育部一位实力人物。父亲广交朋友，乐于助人，在任职期间，结识了很多文艺界的名人，如：著名雕塑大师刘开渠，著名华侨舞蹈家戴爱莲，画家吴作人、张大千等。国画大师张大千旅居巴黎时，与父亲已时有往来，张大千乡情浓烈，一口四川内江话。张大千在四川青成山、峨嵋山、甘肃敦煌临摹壁画，父亲尽可能为他提供便利条件。1940年，父新在任职期间，原天成铁路局在成都三洞桥挖掘防空洞，发现一处石穴，以为是抚琴台的遗址。经由四川大学史学教授冯元骥考证，认为是一处极有开采价值的古墓，报请教育厅，受到父亲的大力支持，拨出巨额经费，亲赴现场督导。历时一年，终于清理出一座规模巨大的唐代皇陵，即名闻中外的前蜀开国之君王建墓。此墓早在南宋初年即已湮没无闻，能够再现于世，父亲是有很大功绩的。
1942年，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著名的生物化学家李约瑟，率领英国皇家科学院的一个代表团来中国访问，他们一到重庆，就受到父亲的热情迎接，父亲精通各种语言，所以2个人很快成为朋友，有父亲的帮助，李约瑟在中国内地旅行，参观，受到各地教育部门和单位的热情接待。1946年，父亲被荣幸地聘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任教育处处长，在巴黎工作期间，凡遇上中国人在国外深造或举办艺术活动，他都尽其所能地为之宣传，提供帮助，扩大影响，女歌手周小燕，在巴黎深造学成，父亲便利用在欧州的各种关系，在瑞士为她组织了一个独唱音乐会，并亲自拟搞发往国内报刊，使之一举成名。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举世都在关注正在站立起来的东方之狮，海外游子更是心向往之。父亲已不在国民党政府任职，但他考虑到自已与国民党曾有过十分密切的关系，又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虽思乡心切，但举棋不定。然而，我母亲杨云慧却拿定主意回国，亲眼看看国内的变化，与1951年带着我回国定居。我的母亲也在文艺界工作，所以通过文艺界的朋友认识了周恩来总理，并与他会面，总理表示了对杨度的敬意，并希望我父亲也能向杨度一样，为党工作。当时，我父亲仍在国外，但开始为国内工作。1963年，父亲在国外任台湾驻比利时“大使馆”参事，继续为国内工作。不料，1965年圣诞节前，在瑞士与中国大使馆联系时，不慎被联邦特工部门窃听了电话，所以一出中国使馆，就遭到瑞士警方拘捕，后来通过外交斡旋，父亲才离开瑞士，到法国的中国使馆避难。1966年4月初，在中国驻法使馆的严密布置和法国政府的配合下，父亲被护送到巴黎机场，当他正走出侯机室，只听到好象老朋友在喊：“子杰，子杰”，原来是国民党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席代表陈西莹。父亲恐被劫持，不敢回头，在两旁护卫的簇拥下，疾步登上飞机。正值此时，中国大地上空风起云涌，一场政治大风暴正在酝酿中，我的母亲心中非常焦急，不知她的丈夫情况。1966年3月底的一天，突然，家中来了2位不速之客，找我母亲，说是统战部的，我们忙迎上去请入座，他们来报告说，我的父亲将于4月初回国了，当时，我和母亲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父亲终于要回到阔别20多年的祖国，回到亲人的身边了。1966年4月9日，《人民日报》刊出一项声明：“我怀着无限内疚但又万分兴奋的心情回到了亲爱的祖国怀抱，所以内疚系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自已因循徘徊爱国后人。所以兴奋系庆幸终于亲眼看到万象更新的祖国，并和阔别多年的家室，亲友团聚，祖国统一富强系我之夙愿，苟安国外一余年，愿图对祖国统一略尽绵薄……”。父亲从欧州回北京不久，就受到了陈毅总理的接见，陈老总满口四川话，父亲也是四川人，攀谈之下，知道他们的家乡一个在乐至，一个在资中，两县还是近邻。陈毅同志是二十年代初去法国勤工俭学的，父亲也是二十年代自费去法国留学，2个人的年龄和出国年月也相差不多，于是越谈越有劲。陈毅同志谈到父亲这次起义回国，希望国民党官员都能明大义，爱祖国，回到祖国的怀抱，贡献自己的力量，一切爱国志士都要以祖国统一大业为重，为子孙万代谋幸福。就在同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也开始了，父亲是在周总理的保护下才幸免于难的。1971年，父亲回归北京定居，任全国政协委员，将其所有的文物等，都捐献给了国家。也就是在文革后期，父亲对这场运动缺乏思想准备，感到无所适从，因此身体日渐衰弱，于1978年1月20日，因脑溢血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现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回顾父亲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经历了1937年抗日战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这三个时期不同的政治背景下，他同时担任了不同的职位和角色，为中国做出自已的贡献。父亲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特别是他对电影事业和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值得我们铭刻在心。希望后人也能多向他学习，继续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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