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阳王得名（转载）

郭安胤

郭子仪得名汾阳王的几点商榷(2011-01-13 15:15:44) 转载▼

标签： 郭子仪文化

郭子仪得名汾阳王的几点商榷

     在海内外的郭子仪研究中，郭子仪得名汾阳王一事，众口烁辞，莫衷一是，成为历史谜案。随着历史文献与金石碑帖的稀少，使其更趋扑朔。多年来，海外郭氏后裔多以为“我的根在山西”1，“颇以汾阳王为荣光”，动辄“寻根到汾阳”2。国内也有人游说当年“以子仪公封号取名曰汾阳县”3，子仪公曾“率军进驻汾州”4，即封地汾阳。有的报纸也称“子仪公去世的第五年，汾阳曾建起了历史上第一座汾阳王庙”5。其说种种，风行中外。笔者为之困惑，泰国的郭远功先生于一九九三年八月来陕实地勘测之后，也叹服“所得之结论为令公出生地及葬坟在陕境已为不争之事实”6。当前，海外郭氏的寻根旅游热方兴未艾，澄清郭子仪得名汾阳王之谜更为必要。为了正本清源，笔者特繁征博采，索隐发微，以资参订。

    一、汾阳县究竟从何而来

    汾阳县有二，一古汾阳县（容后另叙），一今汾阳县。今汾阳县得名于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7。此前，此地一直称西河县。从《明史·地理志》、《元史·地理志》，一直追溯到两《唐书》，都是这么记载的，并无他说。子仪公去世八百余年，此地并未有过汾阳的称呼。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成书的《元和郡县图志》，属当代人记当代事。其西河县条目下记有名胜五处，依次为谒泉山、比干山、文湖、八门城、卜商祠。这些名胜的出处与简况也记叙的清清楚楚。有一点可以肯定，这里并未记有汾阳王庙。
    唐宪宗与郭家姻亲甚近，其皇后郭氏即郭子仪的孙女。依理推之，如果德宗贞元二年（786）曾建汾阳王庙于西河县（汾州州治所在），二十八年后，即使此地曾遭天灾人祸，汾阳王庙也应有遗迹及口碑记传，然而李吉甫于《元和郡县图志》中却对此只字未提，谅其不至于曲笔吧。
    八百年前西河县未因郭子仪封“汾阳王”而改名，而八百年后改名为汾阳县。其得名缘故，不便臆断，明代档案文献中或有记载，热心者不妨提供依据。

    二、关于汾阳王庙的始末

    据宋·欧阳修《集古录》卷八记载：
    唐汾阳王庙碑  贞元二年
    右郭子仪庙碑，高参文。其叙子仪功业不甚详，而载破墨姓处木、讨沙坨、处密事，则唐书列传无之。盖子仪微时所历，其后遂立大勋，宜乎史略不书也。然唐书有处密处月朱耶孤注等，皆是突厥薛延陀别部名号。余于五代史为李克用求沙陀种类，卒不见其本末。而参谓处密为沙陀，不知其何据也。按陈栩子仪家传亦云讨沙陀、处、墨十二姓与参所书颇同，唐书转密为蜜，当以碑为正。
    又据宋代赵明诚（1081-1129）《金石录》记载：
    唐郭汾阳庙碑    高参撰     张谊行书     贞元二年九月。
    据此，贞元二年曾有过汾阳王庙碑事，但庙建何处，碑文如何，语焉不详。
    某一材料曾抄录《集古录目》（未注明出处）的一段文字，错讹处处，委实不堪卒读。
    其一，“汾宁节度使韩游环”8。韩游环是灵武人，原为郭子仪裨将，建中后，诏拜汾宁节度使，贞元十四年（798）卒。贞元六年前，韩游环与浑缄皆率朔方军，分屯邠州与河中9。贞元元年夏，韩曾奉诏由邠赴河中平李怀光，当年九月即返邠州。此后，行程未出邠州10。当时吐蕃多寇，韩身为戍边节度使，何有闲暇千里迢迢，东渡黄河入晋？“为请子仪立庙于汾州”，我看，没有什么能说服人的依据。
    其二，“碑以贞元二年七月立”11。查两《唐书》，知韩游环此时正在邠宁御寇，“闭壁自固”12，恐无暇及为子仪“立碑”。
    查《集古录目》为欧阳修之子欧阳棐所撰，成书约在宋嘉祐八年（1063）。共十卷，卷八记有“汾阳王庙碑”，全文如下：
    汾阳王庙碑
    中书舍人高参撰，右威卫仓曹参军张谊书。邠宁节度使韩游环请为子仪立庙于汾州，碑以贞元二年七月立。（《宝刻丛编》）
    遗憾的是，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仅仅是民国初年缪荃孙（1844-1919）所辑的版本，已与成书相距近八百五十年了，而原书及较早的刻本已难寻觅了。
    再看其他史料。
    宋·郑樵（1103-1162）晚年编撰的《通志》中有《金石略》三卷，古代学者多称他扩大了史料研究的范围。其卷下记有“郭汾阳庙碑　邠州  右张谊”。
    宋·陈思《宝刻丛编》共二十卷，分地区记录了各地的碑石。陈思，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理宗时曾官国史实录院秘书省搜访。性嗜古，旁蒐博证，用力甚勤13。是书成于绍定二年（１２２９）。其卷十“邠州”条目下记有：　
    唐汾阳王庙碑
    唐中书舍人高参撰，右威卫仓曹参军张谊书。邠宁节度使韩游环请为子仪立庙于邠州，碑以贞元二年九月立。
宋代无名氏撰《宝刻类编》，时在宋理宗之后，其书以人系事。卷四记有：
    张谊　　右威卫仓曹参军
    汾阳王庙碑　高参撰　　贞元二年九月立  邠　
综上所述，仅宋代记此事的书已有六种。其中三种记碑在邠州，一种记在汾州（而此书又恰非原版，不排除错刻之嫌）。其中三种书记碑立在九月，仅有一种书记在七月。由此看来，还“汾”回“邠”，还在情理之中。一则郭子仪晚年一直驻节邠州，二则立庙应在庙主长期居处地。
    考虑到德宗贞元年间，邠、宁与吐蕃接壤，吐蕃入寇连年不断，唐朝内患外扰，边防吃紧，邠州常常为吐蕃拉锯争夺，立庙立碑事恐虽有而难有遗存，但庙毁而碑存，也在情理之中吧。

    三、汾阳王的得名

    郭子仪于唐肃宗宝应元年（762）二月二十一日被封为汾阳郡王，此时，他在长安14。
    唐代的封典（亦称封爵），凡有九等，二等为郡王，从一品15。举凡“食实封者得真户，分食诸州。”16“凡有功之臣赐实封者，皆以课户充。”17
    这个封典办法，与周、秦、汉、隋截然不同。后者“有功则赐以茅土，传之子孙”18，其对功臣封典，是要到任的，而且还要带去很多人，实际上是武装移民。而唐代的封典，仅按被封者封衔的大小，给予俸禄，赐以编制，既无封给的土地，而受封者又不必到任。即“但崇以爵等，食其租封而已。刘秩所云“设爵无土，署官不职者也”。19郭子仪被封为汾阳郡王，就是依此律例而行的。他并无封地，他的租封，仅是在京畿以外的州县列附编制，由该地“计丁输之太府”，而郭家到国库中领取而已。唐末孙樵的《兴元新路记》中曾记载郭子仪私田一事，地点在陕西眉县。这也许就是“分食诸州”之一例吧。如果依今人所臆断的封地在汾阳，那么，当初就应该有一个汾阳县。但遗憾的是，查遍史书，在郭子仪时代（697-781），压根儿并不存在一个汾阳县。
当年郭子仪时代的封典，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它产生的时代背景。第一，关于封爵。唐玄宗在武韦诸王被大批杀戮后，不再滥封王爵。“开元以来，无复此事，王爵之制，几行废止。”只是在天宝末年，封爵才有发展，如安禄山封东平郡王、哥舒翰封西平郡王等，但尚未滥封。安史之乱时，肃宗起兵灵武，专以官爵赏功，大封王爵。德宗时更滥，“王爵几遍天下”。20第二，关于封爵内容之变革。唐初，“封爵皆设虚名，其食实封者，给缯布而已。”21至唐中宗，因每次政局动荡后，新执政者为施恩惠而大加赏赐。于是，食实封者的封户节节上升，封典弊端日显。“国初，功臣食封者不过三二十家，今以恩泽食封者乃踰百数；国家租赋，大半私门，私门有余，徒益奢侈，公家不足，坐制忧危。”而且“封户之物，诸家自征，僮仆依势，陵轹州县，多索裹头，转行贸易，烦扰驱迫，不胜其苦”。因此，太府卿（掌财赋帑藏之官）韦嗣立上疏，建议“不若悉计丁输之太府，使封家于左藏（掌邦国库藏）受之，于事为愈。”有的监察御史也建议“征封使者烦扰公私，请附租庸，每年送纳”22。到开元初年，名相姚崇就时政弊端上献十事，其中“清除租庸、赋税之，悉杜塞之”23，也是针对封典的弊端而言的。唐玄宗于内乱中深察此若，慨然应允了这一建议，下令改革。不但规定了受封者的封户数，而且规定了封家的租调一律改归政府合在租庸调内统一征收，然后在京师由太府根据封家的食封户数，统一发放，不许诸王贵戚直接向封户征收。对于封户的人数，也作了调整。原先封户人丁皆以三丁以上为“真户”，并未有最高限，致使贪佞者有机可乘。现改以三丁为限，租赋全入封家，漏洞堵了，政府也可以控制食封者的实际租税额。这是唐代封典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时在玄宗开元三年（７１５）五月24。彼时，玄宗颁《禁封家举放敕》，规定“封家人不得辄到出封州，亦不得因有举放，违者禁身闻奏”。开元十一年（７２３）五月十日，玄宗又下令要求诸食实封“其物仍令出封州随庸调送入京，其脚以租脚钱充，并于太府寺纳，然后准给封家。”同年九月十二日又下令重申“亲王、公主等封物，宜随官庸调，随驾所在，送至京都赐坊，令封家就坊请受。”此后，这些律令长期沿用。
    郭子仪的食实封户数是随着勋禄而增加的。封为汾阳郡王时不足二千户。代宗大历十四年（７７９）闰五月才确定“加实封通前二千户”。这在功臣食实封数中，算是最高的唯一的一个。《旧唐书》上曾有过从一品“食邑五千户”的说法，但并未依此实行，至少在玄、肃、代、德四代是没有先例的。
    郭子仪得名汾阳王的历史现象，也必须放在彼时的历史条件下，据实分析，才能得到澄清。根据史料记载，唐初封王，或取美称。但后来变了，除皇室外，“凡所封邑，必取得姓之地”。25例李多祚被封为辽阳郡王，是因为其先系勃海酋长。郭姓始祖为虢叔，是周文王的季弟，其封地在陕西宝鸡，旧称“西虢”。但平王东迁后，遂求虢叔裔孙序，封于山西阳曲，号曰郭公。26郭子仪得名汾阳王即源于此。
    阳曲县，在太原之北四十五里，春秋时曾为汾阳邑。唐武德三年（620）“又于今县西十五里、置汾阳县”27，此称只存在四年，即改回阳曲。
    彼时，不但子仪公因汾阳而得名，就是其他亲属凡受封典，也在太原附近。四子郭，曾封清源县（今榆次县）开国男28，五子郭晤，曾封乐平县（今昔阳县）开国男，即是实例。
上述古汾阳，在太原之北，而今汾阳县，在太原西南二百余里。南北之差，竟距三百余里。古人在这一问题上，并未南辕北辙，这一点，是清楚的。

    四、郭子仪是否“率军进驻汾州”

    据《资治通鉴》记载，唐代宗广德二年（764）二月，郭子仪受骗于都虞侯张惟岳与牙官卢谅。为澄清事实真相，抚定仆国怀恩之众，曾去过汾州。这是迄今所知的唯一的一次郭子仪汾州之行。时在二月十日（戊寅）至二十一日（甲申）。行程是从河中到汾州，又返回河中。前后一共只有七天时间，结果是“怀恩之众悉归之，咸鼓舞涕泣，喜其来而悲其晚也。子仪知卢谅之诈，杖杀之。”29
    郭子仪率军进驻汾州一说根据何在，不得而知。有趣的是，是年正月，仆固怀恩叛，谋取太原。其时，代宗谓子仪曰：“公为朕镇抚河东，汾上之师必不为变。”即“以子仪为关内、河东副元帅、河中节度等使。”这里的汾上，宋代的胡三省诠解为“谓汾阳”30。这恰恰与太原阳曲不谋而合了。


  注释
１、《华声报》１９９４年６月3日。
2、《华声报》1994年6月14日。
3、世界郭氏宗亲团体联谊会后援团《郭子仪与山西》。
4、5 、同2 。
6、《西安晚报》1993年12月11日
7、《明史·地理志》。
8、同3
9、《资治通鉴》卷232。
10、《旧唐书·德宗纪》。
11、同3
12、同10
13、《中文大辞典》。
14、《资治通鉴》卷222。
15、17《旧唐书·职官志》。
16、《新唐书·百官志》。
18、《资治通鉴》卷219。
19、《唐会要》卷46。
20、清·赵翼《陔余丛考》卷17。
21、同18
22、《资治通鉴》卷２０９。
23、《资治通鉴》卷２１０。
24、袁英光《唐明皇传》。
25、《李涪刊误》
26、《环球郭氏宗谱》第一辑。
27、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
28、《华州志》。
29、《资治通鉴》卷223。
30、同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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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安胤

郭子仪有后代在兴平市西城郭村

郭在权

  ‘’ 阳曲县，在太原之北四十五里，春秋时曾为汾阳邑。.………………。‘’


引自何处？？

郭安胤

  三、汾阳王的得名

    郭子仪于唐肃宗宝应元年（762）二月二十一日被封为汾阳郡王，此时，他在长安14。
    唐代的封典（亦称封爵），凡有九等，二等为郡王，从一品15。举凡“食实封者得真户，分食诸州。”16“凡有功之臣赐实封者，皆以课户充。”17
    这个封典办法，与周、秦、汉、隋截然不同。后者“有功则赐以茅土，传之子孙”18，其对功臣封典，是要到任的，而且还要带去很多人，实际上是武装移民。而唐代的封典，仅按被封者封衔的大小，给予俸禄，赐以编制，既无封给的土地，而受封者又不必到任。即“但崇以爵等，食其租封而已。刘秩所云“设爵无土，署官不职者也”。19郭子仪被封为汾阳郡王，就是依此律例而行的。他并无封地，他的租封，仅是在京畿以外的州县列附编制，由该地“计丁输之太府”，而郭家到国库中领取而已。唐末孙樵的《兴元新路记》中曾记载郭子仪私田一事，地点在陕西眉县。这也许就是“分食诸州”之一例吧。如果依今人所臆断的封地在汾阳，那么，当初就应该有一个汾阳县。但遗憾的是，查遍史书，在郭子仪时代（697-781），压根儿并不存在一个汾阳县。
当年郭子仪时代的封典，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它产生的时代背景。第一，关于封爵。唐玄宗在武韦诸王被大批杀戮后，不再滥封王爵。“开元以来，无复此事，王爵之制，几行废止。”只是在天宝末年，封爵才有发展，如安禄山封东平郡王、哥舒翰封西平郡王等，但尚未滥封。安史之乱时，肃宗起兵灵武，专以官爵赏功，大封王爵。德宗时更滥，“王爵几遍天下”。20第二，关于封爵内容之变革。唐初，“封爵皆设虚名，其食实封者，给缯布而已。”21至唐中宗，因每次政局动荡后，新执政者为施恩惠而大加赏赐。于是，食实封者的封户节节上升，封典弊端日显。“国初，功臣食封者不过三二十家，今以恩泽食封者乃踰百数；国家租赋，大半私门，私门有余，徒益奢侈，公家不足，坐制忧危。”而且“封户之物，诸家自征，僮仆依势，陵轹州县，多索裹头，转行贸易，烦扰驱迫，不胜其苦”。因此，太府卿（掌财赋帑藏之官）韦嗣立上疏，建议“不若悉计丁输之太府，使封家于左藏（掌邦国库藏）受之，于事为愈。”有的监察御史也建议“征封使者烦扰公私，请附租庸，每年送纳”22。到开元初年，名相姚崇就时政弊端上献十事，其中“清除租庸、赋税之，悉杜塞之”23，也是针对封典的弊端而言的。唐玄宗于内乱中深察此若，慨然应允了这一建议，下令改革。不但规定了受封者的封户数，而且规定了封家的租调一律改归政府合在租庸调内统一征收，然后在京师由太府根据封家的食封户数，统一发放，不许诸王贵戚直接向封户征收。对于封户的人数，也作了调整。原先封户人丁皆以三丁以上为“真户”，并未有最高限，致使贪佞者有机可乘。现改以三丁为限，租赋全入封家，漏洞堵了，政府也可以控制食封者的实际租税额。这是唐代封典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时在玄宗开元三年（７１５）五月24。彼时，玄宗颁《禁封家举放敕》，规定“封家人不得辄到出封州，亦不得因有举放，违者禁身闻奏”。开元十一年（７２３）五月十日，玄宗又下令要求诸食实封“其物仍令出封州随庸调送入京，其脚以租脚钱充，并于太府寺纳，然后准给封家。”同年九月十二日又下令重申“亲王、公主等封物，宜随官庸调，随驾所在，送至京都赐坊，令封家就坊请受。”此后，这些律令长期沿用。
    郭子仪的食实封户数是随着勋禄而增加的。封为汾阳郡王时不足二千户。代宗大历十四年（７７９）闰五月才确定“加实封通前二千户”。这在功臣食实封数中，算是最高的唯一的一个。《旧唐书》上曾有过从一品“食邑五千户”的说法，但并未依此实行，至少在玄、肃、代、德四代是没有先例的。
    郭子仪得名汾阳王的历史现象，也必须放在彼时的历史条件下，据实分析，才能得到澄清。根据史料记载，唐初封王，或取美称。但后来变了，除皇室外，“凡所封邑，必取得姓之地”。25例李多祚被封为辽阳郡王，是因为其先系勃海酋长。郭姓始祖为虢叔，是周文王的季弟，其封地在陕西宝鸡，旧称“西虢”。但平王东迁后，遂求虢叔裔孙序，封于山西阳曲，号曰郭公。26郭子仪得名汾阳王即源于此。
    阳曲县，在太原之北四十五里，春秋时曾为汾阳邑。唐武德三年（620）“又于今县西十五里、置汾阳县”27，此称只存在四年，即改回阳曲。
    彼时，不但子仪公因汾阳而得名，就是其他亲属凡受封典，也在太原附近。四子郭，曾封清源县（今榆次县）开国男28，五子郭晤，曾封乐平县（今昔阳县）开国男，即是实例。
上述古汾阳，在太原之北，而今汾阳县，在太原西南二百余里。南北之差，竟距三百余里。古人在这一问题上，并未南辕北辙，这一点，是清楚的。

郭安胤

  三、汾阳王的得名

    郭子仪于唐肃宗宝应元年（762）二月二十一日被封为汾阳郡王，此时，他在长安14。
    唐代的封典（亦称封爵），凡有九等，二等为郡王，从一品15。举凡“食实封者得真户，分食诸州。”16“凡有功之臣赐实封者，皆以课户充。”17
    这个封典办法，与周、秦、汉、隋截然不同。后者“有功则赐以茅土，传之子孙”18，其对功臣封典，是要到任的，而且还要带去很多人，实际上是武装移民。而唐代的封典，仅按被封者封衔的大小，给予俸禄，赐以编制，既无封给的土地，而受封者又不必到任。即“但崇以爵等，食其租封而已。刘秩所云“设爵无土，署官不职者也”。19郭子仪被封为汾阳郡王，就是依此律例而行的。他并无封地，他的租封，仅是在京畿以外的州县列附编制，由该地“计丁输之太府”，而郭家到国库中领取而已。唐末孙樵的《兴元新路记》中曾记载郭子仪私田一事，地点在陕西眉县。这也许就是“分食诸州”之一例吧。如果依今人所臆断的封地在汾阳，那么，当初就应该有一个汾阳县。但遗憾的是，查遍史书，在郭子仪时代（697-781），压根儿并不存在一个汾阳县。
当年郭子仪时代的封典，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它产生的时代背景。第一，关于封爵。唐玄宗在武韦诸王被大批杀戮后，不再滥封王爵。“开元以来，无复此事，王爵之制，几行废止。”只是在天宝末年，封爵才有发展，如安禄山封东平郡王、哥舒翰封西平郡王等，但尚未滥封。安史之乱时，肃宗起兵灵武，专以官爵赏功，大封王爵。德宗时更滥，“王爵几遍天下”。20第二，关于封爵内容之变革。唐初，“封爵皆设虚名，其食实封者，给缯布而已。”21至唐中宗，因每次政局动荡后，新执政者为施恩惠而大加赏赐。于是，食实封者的封户节节上升，封典弊端日显。“国初，功臣食封者不过三二十家，今以恩泽食封者乃踰百数；国家租赋，大半私门，私门有余，徒益奢侈，公家不足，坐制忧危。”而且“封户之物，诸家自征，僮仆依势，陵轹州县，多索裹头，转行贸易，烦扰驱迫，不胜其苦”。因此，太府卿（掌财赋帑藏之官）韦嗣立上疏，建议“不若悉计丁输之太府，使封家于左藏（掌邦国库藏）受之，于事为愈。”有的监察御史也建议“征封使者烦扰公私，请附租庸，每年送纳”22。到开元初年，名相姚崇就时政弊端上献十事，其中“清除租庸、赋税之，悉杜塞之”23，也是针对封典的弊端而言的。唐玄宗于内乱中深察此若，慨然应允了这一建议，下令改革。不但规定了受封者的封户数，而且规定了封家的租调一律改归政府合在租庸调内统一征收，然后在京师由太府根据封家的食封户数，统一发放，不许诸王贵戚直接向封户征收。对于封户的人数，也作了调整。原先封户人丁皆以三丁以上为“真户”，并未有最高限，致使贪佞者有机可乘。现改以三丁为限，租赋全入封家，漏洞堵了，政府也可以控制食封者的实际租税额。这是唐代封典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时在玄宗开元三年（７１５）五月24。彼时，玄宗颁《禁封家举放敕》，规定“封家人不得辄到出封州，亦不得因有举放，违者禁身闻奏”。开元十一年（７２３）五月十日，玄宗又下令要求诸食实封“其物仍令出封州随庸调送入京，其脚以租脚钱充，并于太府寺纳，然后准给封家。”同年九月十二日又下令重申“亲王、公主等封物，宜随官庸调，随驾所在，送至京都赐坊，令封家就坊请受。”此后，这些律令长期沿用。
    郭子仪的食实封户数是随着勋禄而增加的。封为汾阳郡王时不足二千户。代宗大历十四年（７７９）闰五月才确定“加实封通前二千户”。这在功臣食实封数中，算是最高的唯一的一个。《旧唐书》上曾有过从一品“食邑五千户”的说法，但并未依此实行，至少在玄、肃、代、德四代是没有先例的。
    郭子仪得名汾阳王的历史现象，也必须放在彼时的历史条件下，据实分析，才能得到澄清。根据史料记载，唐初封王，或取美称。但后来变了，除皇室外，“凡所封邑，必取得姓之地”。25例李多祚被封为辽阳郡王，是因为其先系勃海酋长。郭姓始祖为虢叔，是周文王的季弟，其封地在陕西宝鸡，旧称“西虢”。但平王东迁后，遂求虢叔裔孙序，封于山西阳曲，号曰郭公。26郭子仪得名汾阳王即源于此。
    阳曲县，在太原之北四十五里，春秋时曾为汾阳邑。唐武德三年（620）“又于今县西十五里、置汾阳县”27，此称只存在四年，即改回阳曲。
    彼时，不但子仪公因汾阳而得名，就是其他亲属凡受封典，也在太原附近。四子郭，曾封清源县（今榆次县）开国男28，五子郭晤，曾封乐平县（今昔阳县）开国男，即是实例。
上述古汾阳，在太原之北，而今汾阳县，在太原西南二百余里。南北之差，竟距三百余里。古人在这一问题上，并未南辕北辙，这一点，是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