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290201366 于 2012-8-16 20:05 编辑
关于《汾阳王郭子仪》一书两处误写内容致读者
在下拙作《汾阳王郭子仪》出版后,有幸得到郭氏族人及社会各方的初步认可和好评,但自己清楚,社会各方的认可,仅仅是对自己尽心尽力写作此书的勉励而已。我也清楚,各方的初步认可和好评,更蕴涵着提醒作者进一步提升此书历史价值和社会影响的期望。书出版后,我在诚恳向各地郭氏宗亲及有关专家学者请教对此书看法的同时,自己又对全书内容作了反复勘校,现就两处明显有误的内容告示如下,并籍此向郭氏族人及所有读者公开致歉。
一、书中人物之一韩游瓌,非为文学虚构人物,是列传于《唐书》的郭子仪重要部将,但是书中却将其名中的“瓌”字误为“环”字。“瓌”字读音“规”(guī),字形与“环”字的繁写体“環”相似。对繁写体不甚熟悉者,不将二字对比看,则容易混淆。目前报媒、电媒、书籍及口语中将“韩游瓌”误作“韩游環”或“韩游环”的不在少数,望以在下为戒,勿再误写、误读。
二、书中第二处明显有误的内容与韩游瓌亦有关,这就是关于汾阳王首庙始建于何地的问题。书中写汾阳王首庙建于西河县,即今山西省汾阳市。但是,从近年来新发现和考证的史料来看,此说是有误的。
汾阳王首庙建于何地,向来有“在汾”、“在邠”两说。汾指唐汾州(后州治移西河县,今山西汾阳市),邠指唐邠州(州治为今陕西彬县)。
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郭氏史略》41页载:“据北宋欧阳棐《集古录目》记载:‘最早的一座汾阳王庙就建在汾阳(指今汾阳市)。建庙时间为唐贞元元年(786年),即汾阳王郭子仪逝世后的第五年,由汾宁节度使韩游环主持筹建。次年七月庙成,由中书舍人高参撰文,右威卫仓曹参军张谊书写,立碑于汾阳王庙内。’”
查《集古录目》卷八“汾阳王庙碑”条目下记:“中书舍人高参撰,右威卫仓曹参军张谊书。邠宁节度使韩游瓌请为子仪立庙于邠州,碑以贞元二年七月立。”《郭氏史略》转述中出现二处重要误述:一是“邠”误为“汾”;二是韩游“瓌”误为韩游“环”。
对于“唐贞元二年、由韩游瓌奏请获允为郭子仪建庙、碑文由高参撰、由张谊书”之说皆无疑议。疑议在于其庙建于邠州还是建于汾州?
除《集古录目》外,宋时其它如《宝刻丛编》、《金石略》、《宝石类编》等亦载汾阳王首庙建于邠州。
因年代久远,邠州其地早无汾阳王庙遗址可证其首庙之说。汾阳市汾阳王庙所传唐时遗址也已无从考证,有所记载的是明万历十三年曾将其地一座佛寺改建为汾阳王庙,又在明万历四十二年于汾阳县城南重建了一座汾阳王庙,而重建之庙也于抗日战争中被日军毁殁。今之汾阳市汾阳王纪念堂,是1994年在城内一座建于明正德十年的关帝庙基础上改建的。
令人遗憾的是,由高参撰文、张谊书写的汾阳王庙碑,因年代久远,不论是今之彬县还是汾阳市,皆渺无其踪。
所幸的是,近年于福建长乐县和华安县分别搜集到了明初弘治版《长乐县志》中所载《汾阳王庙碑铭并序》及华安郭氏先祖明崇祯年间抄录的《汾阳王庙碑铭并序》。关于长乐《汾阳王庙碑铭并序》来源,明弘治版《长乐县志》是这样记载的:“唐咸通中,光州王想摄令长乐,奉所祀汾阳王,来家于芝山之阳,即山北为庙,又刻本庙碑铭于庑,庙号福惠。”记载中“刻本庙碑铭于庑,庙号福惠”意为:“将汾阳王原庙的碑铭刻于长乐所建奉祀汾阳王之庙---福惠庙的大屋中。”由此可知,福建《长乐县志》中所录福惠寺(后改名为汾阳祖庙)中碑铭,即为录自汾阳王首庙,即唐谏议大夫守中书舍人上柱国高参为汾阳王庙所撰碑文。
《汾阳王庙碑铭并序》中所言“八月十五庙成,”立碑于“九月二日”皆与各史籍所载吻合。而碑铭中“清庙既成,在邠之野”之句则解开了汾阳王首庙“在邠”、“在汾”之疑。而碑铭末句“盛德遗芳,永流西夏”之句,从事理逻辑上、从人心情理上、从郭子仪长期率军于邠宁与吐蕃等西边诸蕃作战、以及建庙其时韩游瓌正率军于邠州抗击吐蕃入寇的时势等诸方面,皆与汾阳王首庙建于邠州是相辅相承、顺理成章的。
鉴于以上所论,我认为我在《汾阳王郭子仪》一书中所叙“汾阳王首庙在汾阳”的表达是不确切的。在此须说明的是,汾阳王首庙即便不在汾阳,但并不能以此否认唐时西河曾建过汾阳王庙,而且本人仍对古来立于汾阳的汾阳王庙心怀尊奉之情。另外,在本书再版之前,还要多听听各方见解,尽可能减少书中出误。
《汾阳王郭子仪》作者 贾祝文
2012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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