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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汾阳县志》 有关汾阳称与汾阳王谓封地记载 郭世科 按: 新版清•康熙《汾阳县志》,是由汾阳市史志办主任冯志彤统领,张立新、贾平二位点注,于2007年面世的。浏览这部洋洋40万言的志书,发现从始至终对汾阳历史称谓,对汾阳为郭子仪封地,对汾阳王与汾阳的关系记载非常之多,非常具体。而且对历史的考证与笔者的考证完全相同。如果有人怀疑笔者是站在汾阳人的角度上考证持 志以佐史也,史必擅三长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认为写历史必须有三长,即才、学、识) 而后成,则修志者亦非此不能胜其任。然史才无兼备,或文采有余而识见不足,或博览能该而剪裁莫辩,无论秽史 (北齐魏收奉诏作《魏史》,对有夙怨者,常没其善,宗祖姻戚,多被书录,饰以美言。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地狱。”于是众口喧然,称《魏史》为“秽史”) ,即公谷班马 (公,指战国时齐人公羊高,相传作《公羊传》(亦称《公羊春秋》、《春秋公羊传》。谷,指战国谷梁有偏见,那么这部清•康熙《汾阳县志》的纂修者时任汾阳知县周超、教谕贾若瑚、训导樊之楷三人全是外藉,其中教谕贾若瑚还是阳曲县人。论文化品位,周超是进士,另两位是岁贡,难道他们不懂历史,是草率从事,是带有偏见吗?绝无可能。这部清•康熙《汾阳县志》,还记载了这样一个史实:“寅宾馆,在仪门东门。衙神祠,在寅宾馆后。汾阳王阁,在衙神祠后。”《公署》篇内这一记载,与《县治图》对照,汾阳王阁的位置,在县衙东南。这一史实,正好与年初东遥庄70岁老翁韩继耀先生给笔者讲述的回忆相吻合。他说:他父亲韩林,民国年间在汾阳城内开办古胜斋鞋铺。他小时候跟父亲在县衙东南街沿即现今的汾阳工商银行前喝酪枣儿,父亲告诉他,北面这所宅院 (即现工商银行大院) 原为郭子仪府,郭子仪府东边留有一后门,是汾阳王郭子仪为方便平民百姓进出王府而开的,因为进入正门要通报,要有身份,一般平民百姓进不去。开后门就是由郭子仪兴起的。韩继耀老先生的这段回忆,完全符合汾阳王的思想行为,与史书记载唐代国都长安汾阳王府允许百姓随便进出相一致。清•康熙《汾阳县志》的记载,汾阳曾建有汾阳王阁的这一新发现,对研究汾阳郭氏大有裨益。 《汾阳县志》序 (本文系康熙六十年(1721)所成《汾阳县志》序。作者周超即本志纂修之一, 时知汾阳。浙江上虞县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五十八年(1719)到汾莅任。)(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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