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辅义：抗战那些年， 我们在大陆在金华战斗

郭明亮

台湾义勇队队歌

我们是抗日的义勇军，

是台湾民族解放的先锋队，

要把日寇驱出祖国，

要把他们在台湾的镣锁打碎！

为正义抗战保卫祖国，

解放台湾，

把日本帝国主义整个摧毁！

整个摧毁！

我们是抗日的义勇军，

是台湾民族解放的先锋队！

台湾少年团团歌

台湾是我们的家乡，

那儿有五百万不自由；

台湾是我们的家乡，

那儿有花千万朵不芬芳。

我们带了枷锁来人间，

我们受着麻醉过生活。

离了家乡，奔向自由，

要把自由，带回家乡。

我们会痛恨，不会哭泣；

我们要生存，不要灭亡。

在压迫下斗争，

在斗争中学习，

在学习中成长。

要造就宇宙般宽的胸襟，

要锻炼铁石般硬的心胸，

要团结千百万的儿童，

要收回我们的家乡，

我们得和敌人拼个生死存亡。

台湾少年团，有一张广为流传的标志性照片（上图）。照片中，一群10岁出头的孩子，毕恭毕敬、英姿飒爽站成一排，排头那一个手里拿着一面少年团团旗。那是最早一拨在金华参加少年团的小团员，只有10个孩子。

这张照片与卢沟桥事变、长沙会战、受降仪式等重要抗战事件的珍贵图片一起，被收录进台湾“国防部”的抗战70周年纪念版挂历，也出现在内地许多抗战博物馆中。

那一年，郭辅义才10岁，他年轻的脸庞，被定格在抗战历史那一永恒瞬间。他指着照片告诉记者，从右边数，第3个就是他。说这话时，脸上满满地写着自豪。

他的父亲郭汝侯，当年与李友邦将军一起，创立了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他对于孕育这两支队伍的金华，时隔70多年，依然怀有相当深厚的感情。

“过去，我不过是10岁的娃娃兵，现如今已经是头发花白的不死老兵。我是历史的见证者。”台湾义勇队队歌、少年团团歌，这两首歌他都会唱。过去半个多世纪，时常想起过往的那些时光，他就唱歌怀个旧。记者让他来一首，他对着曲谱，熟练地脱口而出……

今天，“九一八”事变84周年。

1939年，李友邦将军在金华创立台湾抗日义勇队和少年团。这是全国唯一一支由台湾人民组成的，数量多、影响大、持续时间长的抗日队伍，是两岸同胞共同抗战的记忆。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金华，作为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的发祥地，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铭记历史，不忘先人，是为感念在八婺热土上并肩抗战的两岸同胞。

为了发掘这段70多年前的尘封记忆，从去年开始，由金华市台办、金华日报社联合发起的“留住即将消失的记忆·台湾义勇队少年团口述历史”采访活动，历时18天、行程6000多公里，本报记者分别前往上海、南京、武汉、福州、台北、苗栗等地，与11位健在的台湾义勇队、少年团成员面对面，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全景记录那段同胞携手驱日寇的光辉岁月。如此大型、全面回顾这段历史的采访活动，在国内外媒体中是第一次。

这些台湾老兵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台湾人民的抗战，不容抹杀。无论在台湾，还是在大陆，无论是在官方，还是在民间，台湾义勇队、少年团都具有广泛的历史影响，用马英九的一句话评价就是，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为抗战作出的贡献，意味着台湾人在抗日战争中从未缺席。

国家也没有忘记他们。去年，为纪念抗战胜利69周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台湾义勇队纪念馆暨台湾义勇队成立旧址成为名录中唯一的涉台抗日遗迹。

今年抗战胜利日，73年前加入台湾少年团的老兵曾东升，受邀前来北京参加阅兵观礼活动，还受到习总书记的接见。这，便是对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的最高肯定与褒奖。 ·编 者·

我叫郭辅义，现住在台湾台北市。1939年，我加入李友邦将军组建的台湾少年团，那一年我才10岁。我在金华待了3年时间。

我先从我的父亲郭汝侯讲起。我的父亲是台南市人，年轻时他就参加林献堂先生组织的文化协会，从事抗日活动。1928年，因为对日本入侵台湾不满，他干脆就离开家乡，到福建厦门，跟我母亲在泉州市开了一家博爱诊所，专门救死扶伤。

我曾经问父亲，你为什么要去大陆当医生？他告诉我，第一个理由，不满日本人，所以要离开台湾；第二个理由，要寻根问祖，追随自己的祖先，回到故土；第三个理由，泉州这个地方当时有很多归侨，他们去菲律宾做生意，赚了钱回到家乡，当地人生活比较富裕。

母亲在大陆怀上我，还没出生时，又回台湾，我5岁那年回大陆。

郭明亮

父亲与李友邦一起创立台湾义勇队

我回到大陆那一年，是1935年，那个时期社会比较安定，大陆是各个国家推销产品的市场，物资很丰富，我见到泉州的集市上有很多外国产品，比如炼乳、铅笔、日本鸽子等等，几乎是一个外国人的市场。我的童年，生活条件不错。

但是日本人入侵，破坏了内地安定祥和的气氛，卢沟桥事变导致全面抗战爆发。我父亲非常热爱国家，他马上组织了“台湾复土同盟会”。当地很多台湾的医生都参与进来了，我的父亲担任主席。

“台湾复土同盟会”经常宣传抗日理念，印发抗日画报，在福建一些地方掀起一股全民抗战的热潮。父亲还把跟我母亲结婚时的钻戒、金银首饰等捐献出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参加抗战活动。

当地政府把福建境内的台湾人，统统送到了福建崇安的垦荒所，相当于台湾人成了难民。

民国27年，李友邦来到崇安，找到了我的父亲，说起鼓励台湾人一起抗战的事。我父亲很赞成李友邦的想法，两人便携手合作，鼓励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参加抗战，一起去金华。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1939年1月20日，台湾义勇队筹备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由李友邦、张一之、郭汝侯、林心平、张应璋5人任筹备委员并开始工作。2月19日，李友邦到福建崇安县台民垦殖所，将第一批台胞22人（另有其子女6名儿童）带往金华，3天之后，在金华宣告成立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李友邦任队长兼团长。

由此可见，我的父亲也是台湾义勇队的创办人之一。现在很少有人提起我父亲，只知道李友邦，我父亲也不在意。

在当时，大人参加义勇队，小孩子则参加少年团。在抗日时期，台湾人来大陆，很多人都不说自己是台湾人。但李友邦带领大家讲，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台湾人，要保卫祖国，收复台湾。他组织了阵容庞大的台湾同胞队伍加入了抗日行列。他还是敌情专家，不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唤醒大陆同胞对台湾的关注。

李友邦很注重医疗工作，在浙江成立了很多救死扶伤的台湾医院，金华的台湾义勇队旧址就是一所台湾医院，衢州也有，各地的老百姓对于台湾医院的印象都相当不错。

李友邦还注重国防生产，如制药、生产樟脑。他是抗日的台湾人当中贡献最多的人物之一。

参加少年团那年，我才10岁。李友邦将军对我特别关心，在少年团，就数我调皮捣蛋。将军见我搞“破坏”，总要来阻止我，和蔼地说：“不要损坏公物，这些东西得来不容易。”看我鞋子破了，就让严大姐给我买新鞋。

伟大的男人背后，总离不开一个伟大女性的扶助。严大姐曾是我们少年团的指导员，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一个大美女。平时，她教我们念书。她教书很认真，态度和蔼可亲，可是对工作的要求却非常严格。直到现在，当她交代给我任务的时候，我的内心还是怕怕的。

我在少年团这些年，学到很多东西。一大早起来，老师就让我们起来读诗，像李后主的诗歌，读起来很感动。我还懂得了“不要怕吃亏，吃亏就是占便宜”这个道理，后来我养成了一个独立的品格。小时候爱看《水浒传》《西游记》等名著，到了少年团，因为要演出，喜欢上了看戏剧。

金华人很友好，火腿好吃

回到台湾这些年，有不少记者访问过我。有一个女记者问：“郭先生你参加了抗战，如果再来一次，你要不要？”我说：“小姐，你在开玩笑！你不知道，战争有多残酷。在金华，我见过整个城市被轰炸的惨状。那时候我亲眼见到，金华城里有一座塔，就在塔附近，100多个壮丁被日本飞机炸死。”

少年团在金华成立时，才10个人，我就是其中一个，完全是军事化管理。当年，10个孩子英姿飒爽地列队，每个人拿一把枪，一旁是少年团团旗，留下了一张至今仍被广为流传的照片。照片上右边数第3个就是我。

在金华的时候，队伍一起出发去萧山、绍兴等地慰问演出。后来听说日军马上要进攻萧山了，连夜起来撤离，鞋子都没来得及穿。刚好天下了雪，这在金华从没碰到过。一路上，枪炮声越来越近，甚至还能看到头顶上轰炸萧山的日本飞机。光着脚在雪地上走，两只脚都冻红肿了，就这么靠着两条腿回到金华。战争真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

我的印象中，金华是一个山清水秀的江南小城，池塘很多，水很清澈。清到什么程度？老百姓家里用的水，都是从门口的池塘里舀上来的。

我们少年团的团员们都住在一个王氏宗祠里，条件还算不错，每顿的伙食是一碗菜，饭自己装，小时候一餐可以吃三碗，现在一碗都吃不完。我们到浙江、福建、安徽及皖南等地演出，吃住都不好，团里不少孩子营养不良，生脚气、疥疮。到永安的师范学校去参观，住在那里，晚上臭虫全都跑出来，多得惊人，可见当时的条件有多艰苦。

金华是很清静的地方，也是东南一带的文化中心。我也吃过火腿，很好吃。有一个很漂亮的景点，叫双龙洞。我们把西瓜放进洞旁边的小溪里，冰一下再吃，真是一种享受啊！

我知道金华边上还有个地方叫兰溪，当时的国民党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也在金华。

人气偶像“小宝儿”的精彩演出

有了义勇队，为什么要创办少年团？李友邦认为，对日作战是长期战争，需要大人去奋斗，更需要后继有人。所以他对少年团的培养非常用心。一方面，少年团成员接受爱国思想教育，另一方面，还要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除了正常的教学活动，团员们还要学各种技艺。比如唱歌、排戏、跳舞、杂耍、出壁报、画画等。当初我们活动的范围，属于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宣传工作主要在福建，那里台湾人多。当地人说闽南方言，语言上也比较熟悉。

后来，少年团来了一个名叫黄中一的人，他原名叫黄志义，应李友邦将军邀请，到台湾少年团担任指导员。当年18岁的他，视小伙伴们如自家弟妹，被小伙伴们亲切地称为“黄大哥”。

有一个同学叫徐光，大家叫他“小天才”，画画、木刻都很棒。

为什么效果好、关注度高呢？因我们年纪很轻，表演有相当水准。那时，很多内地人对台湾没什么印象，知识分子才知道《马关条约》。他们看了表演，发现台湾的小孩子都很可爱。宣传时，我们向大家报告台湾的情况，就很容易引起内地民众的好奇心、同情心。

我是少年团里的人气偶像，在漳州演歌剧，当地人都叫我“小宝儿”，好多人都要请我吃饭，但组织上不允许随便外出。

大家把我当作很好的小朋友。后来的团员曾海涛，当时就说：“郭小弟呀，我可是看到你的表演才加入的。”我因为演“小宝儿”演得好，他们认为这个团体应该也很不错。

我们还跟朝鲜少年团有联络。当时，我们少年团的抗战宣传和文艺演出，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我们唱抗日歌曲，一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大家在台下就一个劲哭，还有唱《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曲非常鼓舞士气。我的演出有些多样化，快板、相声、唱戏，都会。

跟着李友邦将军参加抗战活动这些年，我总是觉得，当年我们中国人很可怜，一直受人欺负。习近平提出“中国梦”，我看到新闻时就掉眼泪了，我的“中国梦”老早就在做了，大陆人是中国人，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祖国富强，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