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阙在婺州的文化活动考略

郭在权

内容提要：余阙是元末汉文化修养颇高的羌族文学家。在婺州浙东廉访司佥事任上两年余，余阙潜心研究《易经》，广交婺州文友，组织编纂乡贤遗作，题字题诗郑氏义门。其个体生命充实而“消摇”，于婺州地方文化则有激励推进之功。
　　关键词：余阙 婺州 文化活动
　　
　　余阙(1303～1358)，字廷心，一字天心，河西唐兀氏(即羌族)，是元末汉文化修养颇高的少数民族文人。余阙诗文经战火多散佚，由门人郭奎辑得六卷，结为《青阳集》传世。后世零星评赏其诗文文字不少，大多着眼其忠风义节、学问人格、诗风文格。近代史学家陈垣作有《元西域人华化考》，此书“诗人”、“文家”、“书家”诸篇中，对余阙的生平和汉学成就均有评述。此后，关于余阙的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199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邓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出版，该书始将余阙纳入中华大文学圈中进行评介。1994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羌族文学史》，辟专节全面论述余阙的诗文特色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此后，陆续有学者刊文研究余阙，这些研究都更细致地考订了余阙生平经历，分析了他的诗文特色和成就，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了解余阙的生平行实、成就地位无疑打下了较好的基础。然而，余阙研究的空白点还很多，本文拟对余阙在浙江婺州的文化活动作一考察。 余阙于至正九年(1349)夏任浙东廉访司佥事，在任两年余。浙东廉访司治所婺州。婺州，今称金华，南宋以降号称“小邹鲁”，为理学重镇，且诗文书名家辈出。有吕祖谦之“金华学派”、陈亮之“永康学派”发端于前，朱熹之“金华朱学”嫡传于后，人元后，许谦、金履祥、方风、黄�、柳贯、吴莱、胡助、宋濂、戴良、胡翰、王棉……接踵而出。至余阙来任之时，黄浯、胡助尚在，宋濂、戴良、胡翰、王�等待时而动，婺州仍是浙东文人的核心；从时间维度看，在婺州的两年多，处于余阙一生中难得“消摇”的阶段：婺州之前，历任地方官、京官、史官，也曾因嫉恶如仇弃官，仕途多有起落。婺州卸任不久，至正12年，起为淮西宣慰副使，开始长达7年的为元廷艰守安庆、直至殉元的最后生涯。余阙是在前期的仕途风雨和后期的狂澜将倒这样一个间歇，上任浙东廉访司佥事的。
　　余阙本是朱熹四传弟子张恒之弟子，诗、文、书法样样皆精，儒学文章造诣非止不让一般汉族文人，且早能开门授徒，慕名求学之汉族文士亦班班列焉。来此人文荟萃之婺州，可谓因缘际会。无怪乎余阙自己亦很怀念婺州两年，此后在淮，孜孜念念“何时释此重负，消摇以奉清言如双溪时也”。
　　婺州两年，余阙政务之外，潜心研究《易经》，广交婺州文友，组织编纂《待制集》，彰扬郑氏义门。不但其个体生命“消摇”而充实，在婺州地方，也留下了一个少数民族文人的印记与影响。
　　
　　一、潜心《易经》研究，草创《易说》一书
　　
　　六经之首的《周易》，历来是历代儒士皓首以穷之经。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之“言”，首先在于代圣人立言，“言”之能立否，六艺经传不可或缺。余阙少从张恒学经，元统元年(1333)获右榜一甲进士第二名，入仕后仍孜孜经义考索。宋濂说他“每解政，开门授徒，萧然如寒士”，又说他“五经悉为之传注，多新意”。可见研习经义，传授经义是余阙生命的一部分。
　　《易说》五十卷是余阙研究《易经》的结晶，前后历经20余年，不幸在淮南的战火中一字不留。但此书为余阙一生心血所系不容怀疑。余阙自己认为“平生虽忝登仕版，而甚奇不偶，未尝少得展布所学者一二，而《易》者五经之原，自以为颇有所见”，对《易经》极其看重，对自己的研究也很自信。即使在战守淮南军务险急时也未肯忘怀《易说》，此间写给好友郑玉的信中一再说“其说草具而未成书，遂取之军中修改”，“注《易说》廿余年不得成……今幸不死，且粗脱稿”。也是在此间写给贡师泰的信中甚至说“犹欲就闽物色《易》《书》三五家，以为乱思遗老之计”(此时贡师泰守闽)。《资治通鉴后编》也说余阙“稍暇即注周易”。余阙对《易说》可谓鞠躬尽瘁，诚如戴良所评“则公于此书没身而已矣”。《易说》是余阙著作中历时最长，用心最巨的。
　　《易说》正是余阙在婺州期间草具其说，完成大概的。戴良记述“公在浙东时……有所著易说五十卷，良尝请以卒业，公日天假数年，所见当不止此”，朱彝尊《经义考・余氏(易说)》记“汪彀日公(余阙)佥宪浙东时，仲鲁往见，公言易之一经，尝求得古书考索，积思有年，遂得见……方将著述成书以贻后世，然未敢轻也。仲鲁再三举一二疑难叩问，但言子且用工此经，五七年后相见，当以吾之所得者相告，非有隐也。”戴文说到“有所著《易说》五十卷”，朱文说到“遂得见”，都可证明婺州时《易说》已“其说草具”，只是因为余阙“未敢轻也”和精益求精的态度，才暂不示人和刊印，而携至军中修改。余阙给郑玉的还有一封信中说“敝邑粗守，然未见大定之日。何时释此重负，消摇以奉清言如双溪时也”，与之前的仕途辗转与之后的战守安庆比，婺州之时是“消摇”的，婺州之地的经学是深厚的，因而政事之余可以潜心《易说》，并不时与好友“清言”往来，完成夙愿。婺州，成为《易说》“成说”的最佳时间和空间。
　　
　　二、广交婺州文友，提携贫士后进
　　
　　对南士的深深理解和同情态度，使余阙乐意结交南士。在元朝治下人分四等的基本国策下，民族歧视和民族矛盾不可避免。但有元一朝结束了自南宋以来的南北对峙、诗人隔绝的状况，进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范围最广的各民族融合时期，大批蒙古、色目人华化，接受了汉族儒家文化，且涌现出杰出的华语诗人、艺术家。他们以儒心出处进退，亦以儒心择友交友。余阙就是其中的代表。余阙特别理解“甘自没溺于山林之间”“终不肯一出以干时取誉”的南士，认为“其中必有所负而然也”，“是盖有道之士也”。因此余阙的汉族文人朋友不胜枚举，他引为知己、倾吐衷肠的贡师泰、郑玉是南士，他得意的弟子涂颖、戴良亦是南士。胡翰说：“武威余公廷心，特达好士，虽身处显宦，而所至，延访儒者，退然如布衣。”余阙“延访”的儒者，大半是汉族文士。
　　余阙乐于交游南士的心理，和婺州人文荟萃的地域背景，使余阙来到婺州后，结交了当时有“婺州四杰”之称的宋濂、戴良、胡翰、王�为代表的几乎所有婺州名士，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然余阙交游的标准在于品学，因而又与唐思诚、汪元明等声名不显的贫士后进多有交游，对他们不吝嘉奖提携。
　　
　　(1)宋濂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金华人，41岁时迁浦江，遂为浦江人。至正九年余阙上任浙东之时，宋濂正辞却元廷国史院编修之召，隐居在龙门山著述。宋濂虽然潜居家乡，却是当时婺州实际的文坛核心，黄�、柳贯推许的婺学接班人。这年六月，宋濂不避嫌讳，随戴良拜谒余阙。余阙非但很理解宋濂的辞
召，而且“奖厉甚至”，书了一块斋匾为赠，见面颇为相得。此次见面不久，宋濂为戴良所得赠匾作了一篇赞。
　　余阙战死后若干年，宋濂“来江左，见其(余阙)门生故吏”，作《余左丞传》，“以示为人臣者”。比较《余左丞传》与《元史》余阙本传，前者较后者取材广泛、叙述详尽，字数多出将近千字；叙事也较后者生动，感情色彩明显强烈，传末宋濂由衷赞道：“于戏阙真人豪也哉!”甚至在传完成后，“又见其(余阙)门人汪河”，得知余阙死时一子及部下李宗可情况，特附录于传末赞之后。这固然有正史体例的原因，但亦可见出宋濂对余阙的尊敬、怀念之情。
　　宋濂对余阙诗、文、书评价很高，说：“公文与诗皆超逸绝伦，书亦清劲，与人相类”(宋濂《宋学士文集》卷66《题余廷心篆书后》)。
　　
　　(2)戴良
　　戴良(1317～1383)，字叔能，号九灵山人，浦江(今浙江浦江县)人，元末浙东文人中最著名的遗民诗人。余阙在婺州两年所交文友中，感情最深的当属戴良。
　　戴良多次拜谒余阙，其《余豳公手帖后题》、《书天机流动轩卷后》都回忆了当年拜见余阙的情形，于中可见余阙对戴良的护爱，戴良对余阙的崇敬。据考证，在余阙持使者节至浦江时，戴良第一次往浦江官舍拜见，“欲执弟子礼”，余阙没有立即应允；第二次，戴良偕宋濂专程往郡城婺州拜谒，“获质所疑于公”，得以拜师问学，余阙亲书篆体“天机流动”斋匾勉之。戴良得到匾后，如获至宝，特别珍惜，请宋濂写赞，陈樵作记，胡翰、王�、郑涛作文，并将赞、记、文暨斋匾刻置轩壁之上。十余年后，仍以四篆四记之拓本联之为卷，“而复详著其始末于后”(戴良《书天机流动轩卷后》，《九灵山房集》补编下)。余阙对这位汉族弟子倍加护爱，“见时与(戴良)论古今作者，词旨优劣，曰：‘士不知诗久矣，非子吾不敢相语，乃尽授以学焉”。
　　余阙赴淮南任后，戴良对老师的牵挂从未停止。至正二十六年，是余阙战死后九年，戴良从谢肃处读到余阙的三封手帖，仍“盖不知涕泗之横流也”。可见戴良与余阙的感情之深，反之也可推想余阙对戴良的指导、提携。自余阙授诗法戴良，戴良诗艺大进，“遂成为元明之际著名诗人”。余阙的忠义之风更是深刻影响戴良。戴良人明后拒不接受新朝的委任，忤旨而死，对元王朝的忠心一如其师，在余阙的弟子中亦为突出。
　　
　　(3)胡翰
　　胡翰(1307～1381)，字仲申，金华人，朱彝尊认为元末婺州诗人中，“以诗论，吾必以仲申为巨擘焉”。余阙与胡翰的交往及关系，集中反映在胡翰的《送赵子将赴北序》一文：
　　武威余公廷心，特达好士，虽身处显宦，而所至延访儒者，退然如布衣。居浙东二年，移病乞去，余始以诸生进谒。既而公归淮南，丁太夫人之忧。中原构乱，淮南当其冲，遂起公衰经中，守镇安庆。天下如公者，计不多得。不以庙堂之地处之，而置在疆场，恐一旦仓卒，非国之利。去年哙之客赵子将来，言公无恙，唯须发浸白，貌加瘠耳，听其言论，自分与城存亡决矣。予将从公游最久，在武昌时尝教其子得臣，比至京师，公为书荐之达官诸故人。自京师至仪真，又属其故人善遏之。其来是也，且日浙东有胡翰者，子往见之，于学当有得也。故子将以公之言为信，而不忘余于闾左……余见余公之日少，不虞公之推予有甚于平生知己者……嗟乎，子将!余无以增益子矣，何以稽子哉。今天下之患四肢不举者多矣，幸朝廷无事，腹心可恃也。子往而见余公之友，盍以东南之事告之，如余公者岂宜久在外哉，此非予言。天下之言也。
　　从中可以发现：(1)余阙是在离任前不久才结识胡翰的。彼时胡翰以诸生“进谒”余阙，之后两人又见过几次面，这短而少的交往，却让余阙推胡翰“有甚于平生知己者”；(2)余阙很是看重胡翰的学问，当其客赵子将过婺，就嘱其过访胡翰，以有得于学；(3)胡翰心月中余阙是天下不可多得的股肱重臣，“置在疆场”“非国之利”，朝廷应处以庙堂。(4)胡翰赠序目的在嘱赵子将至京城后通过余阙故旧劝动朝廷召回余阙回京，拳拳眷眷之心，既在私谊，更以公心。
　　在面见余阙之前，应戴良之请，胡翰为余阙题匾作《天机流动轩记》。
　　
　　(4)王�
　　王{韦(1322～1374)，字子充，义乌人，以文章名世。至正九年(1349)余阙来婺州之时，王�已随侍老师黄�在大都，“欲以文艺干公卿”，才名闻京城，得到危素、张起岩等大臣的并荐，未果，到了至正十年(1350)二月，离别京师南还，隐居家乡青岩山著述。
　　现存文献没有记载余阙与王}韦的直接交往。王�南还，在余阙离任之前，有与余阙交往的时间条件。据戴良《书天机流动轩卷后》所记，戴良得“天机流动”匾后：“乡友宋君景濂首为赞一通，且贻书东阳陈君君采记之，而金华胡君仲伸，乌伤王君子充，麟溪郑君仲舒，皆先后为文以寄”。戴良为匾求文，应该是在前后差不多的一个时间段，王�为文当不会在诸人之后太久。王�至正十年二月南还故乡，同门同里之学友必互通声气，以戴良对题匾的重视，在得知或见过王}韦之后，定然立即托付作记。王�之记果然立意于“二先生(陈樵、胡翰)之言犹有未尽”，“�言或能有出其言之外”，精心撰就。既完成学友的嘱托，也是对余阙这位礼贤下士、通政和人的地方官、诗人的礼敬。
　　余阙在佥事任上，行政上最大的一件事是促成并实行了婺州的均田役，打击地方豪强，减轻百姓赋税。至正十年(1350)秋，在余阙的大力推动下，浙东司终于调配浙东各地的精兵强将实施均田，百姓受惠良多。王�是至正十年二月回乡的，亲历这件大事，作《婺州路均役记》详细记叙行政过程，文中热情颂扬“余公赞其事尤力”。不仅如此，王�受义乌百姓之托，又作《义乌括田诗并序》记颂义乌此役，虽记义乌，实源自浙东廉访司发起并具体组织的这场运动。余阙有否与这位名动京师的后秀面见亲谈，无资料可证，而王棉听闻余阙其人，目睹余阙其事，敬崇余阙其风，则是无可质疑的事实。
　　
　　(5)其他
　　余阙在婺州交游的文士，除上述“婺州四杰”，还有声名不显，却品学皆佳的贫士。
　　宋濂《唐思诚墓铭》记述余阙与婺州贫士唐思诚的交往：“武威余公持节海右，深慕思诚之学，特倾下之。余公善大篆，或请书扬雄九州箴者，余公不知所出，思诚日此载在古文苑，即援笔写之。后覆以其书，不差一辞。余公为之惊服”。余阙对唐思诚的“深慕”、“倾下”、“为之惊服”，纯然是一个文士对另一个文士的发现与欣赏。其后，余阙尽其所能帮助这位不得志的文士，先是推荐他做金华县教渝，丁外艰未赴；再荐衢州路学录，可惜创发下体，及至殒命。
　　王�《汪元明哀辞》记述了余阙对金华汪元明的奖誉提携：“世居金华，吾友也……元明幼孤贫，无以自存，异流贱技业之以为食。既乃重自激厉，刻苦问学，业成，遂开门授徒，用其束
修之人为岁计……及待制余公持宪节浙东，见元明所为文，尤加奖誉，由是元明名闻荐绅间，求文者多之。”“重自激厉，刻苦问学”的求学经历与余阙相近，靠“开门授徒”来维持生计也与中榜前的余阙相同，余阙对他“尤加奖誉”是情理中事，而汪元明“名闻荐绅间，求文者多之”则是前因之后果。
　　与地方文人官员往来，接见前来拜谒他的外地文人，也是余阙在婺州的交游活动。地方官员中，那些政绩有声、在均田役中被择主事的婺州属县达鲁花赤如义乌额琳沁、兰溪赫舍哩、浦江廉阿年巴哈，余阙与之往来自不待说；尤其是为实施均田役从婺州之外的浙东其他属县选调至婺州的范公瑗(衢州录事至义乌)，王仲谦、张拜珠(衢州总管府经历至金华、西安主簿至金华)，林彬祖(温州永嘉县丞至永康)，叶巴延(青田县尹至武义)等，都是精兵强将，之前余阙对他们自有一番考察。余阙有《勉励叶县尹手批》：“告青田县尹叶承事，圣天子忧悯黎元，而承宣者不能道扬德意，反以厉民。君莅邑之初，即有政平讼理之誉，若汉黄霸鲁恭，皆可师法。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君尚宜益修美政，以追配于前人，固不伟欤!公堂酒二尊，专人奉劳。”叶承事即叶巴延，叶上任青田县尹之初，就“政平讼理”，余阙因此派专人送去堂酒二尊，并修书一封，以资勉励。可见余阙对其治下官吏的臧否态度，与其一向之“儒心”一致。宋濂《叶治中历官记》记叙赞扬了这位循吏，中有“余公阙严毅，慎许可，深嘉侯(叶巴延)之行事，以上尊酒劳侯者再”，则不但有余阙前文所记之事，且慰勉不止一次。宋濂此文还记叙了之后余阙命叶“恳田龙泉”，“成，移婺之武义。侯恳田定赋一如龙泉”。则余阙是把叶作为婺州均田之役的排头尖兵使用的。婺州均田的成功，看来还有这位青田县尹的龙泉试验之功。
　　淮人汪睿，特往婺州见余阙，叩问《易经》。余阙与言“子且用工”，约定“五七年后相见”。
　　
　　三、组织编纂乡贤遗作，存留地方文化遗产
　　
　　余阙在婺州“消摇”，亦非只是潜心学问，往来名士的自得其乐，除上文已论及的提携后进，余阙还不忘整理乡贤遗作，为小邹鲁存留文化遗产，充实文化积淀。
　　柳贯(1270～1338)，字道传，浦江人，元代“儒林四杰”之一，是余阙的故友。据余阙自称：“余在秋官时，始识先生，尝一再与之论文甚欢”。按“秋官”为刑部通称，余阙1334年前后任刑部主事，应在此时结识柳贯。余阙与柳贯交往不少，作为文坛前辈的柳贯与余阙意气颇为相投。余阙来任浙东佥事时，柳贯已去世八年。余阙巡行浦江，过访柳贯之子柳卣，“得其遗文凡若干篇”，抚文思人，念编次其文。于是命柳贯学生宋濂、戴良为之。宋、戴于次年编成《待制集》二十卷，别集二十卷。八月余阙亲为《待制集》作序，深惜“其未显而已老，欲用之而已没也”，最后，余阙命浦江达噜葛齐廉阿年八哈刻印《待制集》，置之浦江学宫。余阙亲自组织编纂、刻印《待制集》的目的不仅仅是为故人存文，更重要的如其所言：“世有欲征我朝方新之文者，此其一家之言也，必有取焉”。是为元朝文学保存“方新之文”。
　　柳贯早年诗文不自存稿，40岁后始留文稿，所著有文集四十卷，《字系》二卷，《近思录广辑》三卷，《金石竹帛遗文》十卷，《打枣谱》一卷，《王魁传》一卷、《金凤钗记》一卷，现在仅存的只有后三种和《柳待制集》二十卷。《柳待制集》影印编入《四部丛刊》，是流传较广的善本。余阙之功不可没。
　　
　　四、题字题诗郑氏义门，教化地方孝义风化
　　
　　“孝”和“义”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孝”的本义是“善事父母”；“义”的本义是“宜也”，指合宜、适中、正确的处事标准。儒家之“孝”，要求物质上赡养父母，精神上体贴父母，涵义丰富；儒家之“义”，常与“仁”对举，爱人之心的“仁”只有受到正确合理行为的“义”的制约，才是符合正道之“仁”。有学者详尽剖析了郑氏义门“孝义”家风的内蕴及其合理进步性。所谓“义门”，是指以“孝义行为”或“累世同居”受到朝廷旌表的家族。浦江郑氏，自南宋建炎到明初，合族而居十三世，并以孝义为传家特色。元至大四年(1311)朝廷表彰其为“孝义门”，这是郑家第一次受到朝廷表彰；至元元年(1335)元廷再度旌表郑氏，这时郑氏已经闻名东南。至正十年(1350)六月，余阙行县至浦江，得以“察知郑大和累世义居”，“谓海右七郡未能再见”，遂书写“东浙第一家”五大字以示嘉奖。七月，县达噜葛齐廉阿年八哈树碑于庭，“成公(余阙)意也”。余阙又题诗《美浦江郑氏义门》，意愿与题字是一样的。致仕在乡的东阳胡助作《余廉访所篆“东浙第一家”五大字后》、余阙弟子戴良作《题余廉访五大篆后》分别记之，以和余阕之意。可见士子乡贤心目中，余阙题字之举、之意是有分量的。虽然朝廷已有旌表，而现任地方官员出于感同身受题字题诗，对其治下风化的教化之意和光大之效亦有其不可替代之功。
　　
　　结语
　　
　　余阙在婺州的文化活动，在余阙自身，是其生命中文化意味充实而“消摇”的两年，在婺州地方，是活跃了文人交游，推进了文化事业，教化了风俗风气，保存了文化遗产，并留下深深的影响。作为一个华化的少数民族文人，以其儒心儒行融入南地南人之中，不仅使个体生命得以飞扬与满足，更使元末婺州文坛焕发别样的生机与活力。说元末直至明初婺州成为浙东的文化中心也有这位羌族诗人、官员的几许心力，是并不过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