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汾阳宫营建时间与宫址考

郭前锋

隋汾阳宫营建时间与宫址考

   陈春生

    隋汾阳宫，是隋炀帝大业年间在山西宁武一带建的离宫。仅史料中就有大业三年、四年、五年、十年、十一年隋炀帝多次临幸的记载。但由于年代久远，它的规模格局已无从考证。对隋汾阳宫营建时间和地址的研究，也是近年来历史学者开拓的新课题，时有文章出现，但为数不多，且观点相近者无几。概括起来，营建时间有北齐说、隋开皇说、大业三年说、大业四年说；营建宫址有汾源址、宁化址、天池址、林溪址、汾阳址之说。这些研究充分说明隋汾阳宫作为一种文化，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已进入争鸣时期。
                                 隋汾阳宫始建时间考
    一．北齐说。以北京大学袁刚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霍斌博士为代表；
    二．隋开皇说。源于清乾隆十二年《宁武府志》。1987年版《宁武县志》及该志后的各种版本《宁武县志》均沿袭此说；
    三．大业三年说。来自于山西省文物局官方公告；
    四.大业四年说。近年来以山西史学家赵曙光先生为代表。
    就上述四种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皆存疑。
    北齐说（550年—577年）。2013年霍斌先生在《山西档案》第一期发表《隋汾阳宫考》，将隋炀帝到汾阳宫的时间、路线，运用排他法的研究方式，对在大业三年、四年间汾阳宫始建时间提出了质疑，他最后的结论是“北齐在天池建造宫殿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霍文这一结论，是基于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袁刚先生《隋炀帝传》中的观点。袁先生认为“大业四年所建之汾阳宫是在北齐汾阳宫基础上的扩建”①。我查阅了其它诸如唐李百药《北齐书》、清万斯同《历代史表》及施和金所撰《北齐地理志》等历史文献，缘于我的资料有限，非常遗憾，没有发现北齐有营建汾阳宫的记载。尽管538年(大统四年)北齐的实际创建者、时任东魏丞相高欢曾多次到过宁武天池，史书亦有：“四年，高祖（高欢）幸汾阳之天池，于池边得一石，上有隐起，其文曰‘六王三川。”②，也见隆化元年（576年）十月，北齐后主高纬带淑妃冯小怜在管涔山天池打猎，有“更杀一围”之荒唐笑事的记载③。这只能说北齐王朝的统治者钟爱此处，但的确没有见到营建汾阳宫的记述。
   我曾给袁刚教授的电子邮箱发过邮件，请教这个史料来源于何处，目前还没有收到袁先生的回复。所以，北齐营建汾阳宫的说法起码在目前来说，没有史料佐证，缺乏成立的支撑力。
    隋开皇说（581年至600年）。《宁武县志》（1987年版）及以后各种版本均称：“汾阳宫，是隋文帝杨坚于开皇年间始建，坐落于天池边。”这种观点的根据来自于清乾隆十二年《宁武府志》。《宁武府志》引宋罗点《闻见录》称：“汾阳有天池，在燕京山即管涔山上，周迴八里，俗名天池，曰祁连池。西有老马沟，隋开皇建祠池上，祈祷多应。”④。我们知道，“祠”和“宫”在概念上是不同的，祠，是供奉祖宗、鬼神或有功德的人的宗庙。古代指春祭，“尊君卑臣，于是天子之外，无敢营宗庙者”。⑤。宫，在一开始只是住所而已，并没有规定谁可住与不住。《尔雅·释宫》中就有“宫谓之室,室谓之宫。”但到秦以后是特指帝王的住所。前者为祭祀之处，后者为居住之所。其用途不尽相同。况且在史料中并没有发现开皇间有营建汾阳宫的记载。唐李元甫曰：“隋汾阳故宫，在县（岚州静乐）北一百二十里。天池……今池侧有祠，谓之天池祠。”⑥这里给我们提供了两个信息，一，隋汾阳宫为炀帝所置；二，天池之祠是天池祠，非汾阳宫。我也曾经电话问过《宁武县志》1987年版主编王树森先生，王先生也没有明确说清楚他当时的资料出处，只是说隋文帝杨坚去过天池，应该是那时候所建。言下之意，隋开皇营建汾阳宫的说法只是一种推理，缺乏史料依据，不能成立。
    大业三年（607年）说。山西省文物局官方公告称：“汾阳宫遗址(第四批省保)。时代:隋。地址:宁武县余庄乡天池。汾阳宫筑于隋大业三年(607年)，分外城、内城，环天池的建筑有亭、台、楼、阁等，总面积约2万平方米。隋炀帝曾数度来此避暑游览。隋末，刘武周造反起兵，袭破楼烦郡，进取汾阳宫，将宫城焚毁，后再未修复。遗址主殿坐落在天池之南的老马沟东侧，长170米，宽140米，占地2万多平方米。柱基石直径一米左右。宫城遗址内随处可俯拾残砖断瓦，调查发现陶瓷残片及建筑构件等均为隋代遗物。”这是迄今为止官方对汾阳宫最权威的认定。
   但是，我们在《隋书·敬钊》中看到有这样的记载：“大业三年，炀帝避暑汾阳宫。代州长史柳铨、司马崔宝山上其状，付有司将加褒赏，会虞世基奏格而止。”⑦。这说明汾阳宫在大业三年已经存在。那还有一个问题，会不会当年营建当年避暑汾阳宫呢？关于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北巡，《隋书》中是这样记载的：“八月壬午，车驾发榆林。……癸巳，入楼烦关。壬寅，次太原。诏营晋阳宫。九月己未，次济源。”⑧。也就是说，隋炀帝到汾阳宫避暑的时间是607年八月份，如果是当年营建，这里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即气候与温度的问题，根据竺可桢先生对中国五千年来温度变化和气候变迁的基本规律研究，六世纪初仍属于地球第二个寒冷期，温度比现在还要低2—3度。⑨按照宁武地区的温度、日照，五月份才可以开始施工，八月份竣工的房子无论如何是不可以住人的，因为该地区温度低，温差大，日照时间短，加之汾阳宫临水而建，短时间内是一座湿漉漉的房子，怎么可以住人？况且住之非普通人。大业十一年就有“七月，帝幸雁门，先至天池，值雨，山谷泥深二尺，從官狼狽，帳幕多不至，一夜並露坐雨中，至曉多死”的记载。10这里说的“至曉多死”的死亡原因，多是指被冻猝。根据宁武县公安局现在所存案例显示，宁武地区在盛夏冻亡人的事件，虽不是常事，但也绝非今古奇观。所以，三年始建汾阳宫的说法不能成立。
    大业四年（608年）说。资料来源多出自于《隋书》和《资治通鉴》。因为大业三年汾阳宫已经存在，四年首建汾阳宫的说法就没有必要讨论了。但是，虽不是首建，确有资料显示大业四年隋炀帝曾进一步对汾阳宫进行过扩建，在《隋书·张衡传》中有这样的记载：“明年，帝幸汾阳宫，宴从官，特赐绢五百匹。时帝欲大汾阳宫，令衡与纪弘整具图奏之。”11 就是说当时炀帝想扩建汾阳宫，让张衡和纪弘整画好图纸奏上。为此，张衡向隋炀帝进谏，以连年劳役、百姓疲惫为理由请求炀帝不要再大兴土木。炀帝非常不高兴。张衡失去了炀帝的宠爱，被贬出京城任榆林太守。“（四年）夏四月丙午，以离石之汾源、临泉、雁门之秀容为楼烦郡。起汾阳宫。”12 《隋书》和《资治通鉴》大概是据此而言。这里的大业四年营建应是“汾水之源”的汾阳宫扩建。所以，大业四年说始建的研究已经不再是我们探讨的范畴。
    那么汾阳宫倒底是从何时开始营建？上面四种说法虽然不能成立，但却给我们大大缩小了研究的空间范围，隋开皇没有发现，大业三年已经存在。接下来我们只需要研究的是一个时间差。
   《太平御览·隋图经》曰：“大业十六年，自江都还洛阳，敕于汾州北临汾水起汾阳宫，即管涔山汾河源所出之处。当盛暑之时，临河盥潄，即凉风凛然如八月九月，其北多雨，经夏罕有晴日，一日之中，倏忽而雨，倏忽而晴，晴雨未曾经日。虽高岭千仞，岭上居人掘地深二三尺，即得清泉用之。”13
   这是一个在宁武营建汾阳宫的记载，可惜时间不对，大业没有十六年。大业只有元年到十四年（605年—618年），十四年三月，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虎贲郎将司马德戡、元礼和监门直阁裴虔通等，煽动军士进入宫中，缢杀炀帝。隋炀帝时代即已结束。
   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杨鸿年先生编《隋唐宫廷建筑考》关于汾阳宫条目中说：“《太平御览》卷990引《大业拾遗记》：‘汾阳宫，所出各药数十种’。”原来《太平御览》中录汾阳宫是来自于《大业杂记》的引用本。14
《大业杂记》是隋杜宝所撰，共十卷。主要记载的是隋仁寿四年(604年)隋炀帝即位,到越王杨侗皇泰三年(621年)王世充降唐间的隋唐历史事件。杜宝此人名见经传甚少。隋大业年间杜宝在东都洛阳任学士宣德郎。大业初期，他参与纂修《十郡志》，自撰《吴郡序》，曾受炀帝褒奖。大业十二年(616年)，奉敕撰《水饰图经》十五卷及检校良工图画，并与散骑侍郎黄衮一起在隋西苑内造水饰。《大业杂记》一书在宋以后多佚散残缺不全。杜宝因是经历隋唐两代，且为两朝著作郎，主要从事历史资料的修撰，所以，他的著作是研究隋唐历史比较可靠的宝贵史料。
    在《说郛》中果然有：“（大业）二年。七月，（炀帝）自江都还洛阳，敕于汾州西北四十里临汾水起汾阳宫，即管涔山河源所出之处。当盛暑日，临河盥漱，即凉风凛然如八九月。”15这里明确记载汾阳宫始建时间是606年，即大业二年七月。可是问题又出现了，由于《大业杂记》散失年久，各种引用版本又较多，所论不同。真伪一时难辩。如：《说郛》引文曰：“即管涔山河源所出之处。”而在《太平御览》引文则为：“即管涔山汾河源所出之处”；《说郛》引文曰：“即凉风凛然如八九月。”《太平御览》则是：“即凉风凛然如八月九月”，这里记炀帝为七月“自江都还洛阳”，但《隋书》记为：“三月庚午，车驾发江都。夏四月庚戌，上自伊阙陈法驾，备千乘万骑，入于东京。”诸如此类等等。在魏全瑞主编、辛德勇辑校《两京新记辑校·大业杂记辑校》中查检发现，同类问题不在一二。尽管如此，在总体记录上是一致的。这就给汾阳宫营建时间出现了一个大业二年说观点。二年说的出现，消除了上述四种说法相互产生的矛盾，比较准确的认定了汾阳宫始建时间。所以，大业二年（606年）七月开始营建汾阳宫是目前较为早期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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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汾阳宫营建宫址考

   隋汾阳宫的营建宫址有汾源址、宁化址、天池址、林溪址、汾阳址五说。
    首先看林溪址说，这个说法出自于乾隆版《宁武府志》引《读史方舆纪要》文：“林溪镇城，在林溪山下,世传隋炀帝避暑处，金天会间，即其地改为圣寿寺。隋汾阳宫,在县西南六十里，即林溪镇城处。”林溪山为管涔山古地名，“即汾水之源也。管涔山，一名燕京山，一名林溪山，相传刘渊尝读书山中。隋以汾源名县。”16因此，它和汾源址说是一个地方。可以合并在一个项内。
    宁化址说，
    一，出自于《太平寰宇记》：“汾阳宫，大业四年置，末年废，在（岚州静乐）县北三十里。”17静乐北三十里即为宁化村附近。
    二，宁武县文化馆馆员南宁《宁武“天池”隋帝行宫初探》文：“隋文帝先在汾阳河上游的宁化古城建立“隋王宫”（又称隋阳宫），后来宫城被洪水淹没，当地仍有“水漫隋宫”的传说。而位于“天池”边的“汾阳宫”（又称“汾源宫”），则是隋炀帝手上所建造，两宫史称‘上行宫’和‘下行宫’”18
    三，《宁武府志》曰：“圣寿寺，在宁化堡南关，其地即隋汾阳宫之旧。寺建於金时”。19
    光绪十八年（1892年）7月(农历六月至闰六月)，山西地区因长时间降雨，汾河上、中游灾情严重，暴洪将宁武县宁化堡西大街全部刮毁，同时将明建筑四层阁、十八登科坊及隋阳宫遗址冲没。《静乐县志》也有记载:“汾水大涨淹没两岸民田无数”。20
    另据《隋书·百官志》中也确有“炀帝即位，多所改革。三年定令，品自第一至于第九，唯置正从，而除上下阶。……行宫（离宫）所在，皆立总监以司之。上宫正五品，中宫从五品，下宫正七品。”之说。21但没有其它史料佐证，存疑待考。
汾阳址说。
    一，出自于1721年（清康熙六十年）汾阳知县周超纂修的《汾阳县志》：汾阳宫遗址在县东十五里，为八景之一。或疑宫建于太原北，不在此地，是大不然。按：太原北在忻州、定襄之间，已非汾水所经矣，何以谓之汾阳宫耶？况刘武周叛于岢岚，其至汾阳，朝发夕至，故得据其宫，虏宫人以贻□□。若在忻襄，此时太原为唐高祖所镇，何敢越静乐、宁化而攻其所难也。且《纲鉴》：“炀帝厌汾州，建以避暑。知当日汾阳有文水会于文湖，而为巨浸；又在汾河潆绕于东南，四周俱有山以环之，胜景无出其右，故建宫也，而岂太原之地耶？更孝《纲目》，刘武周据汾阳宫，唐太宗言于高祖曰：‘大人为留守，而盗贼窃据离宫，不早建大计，祸今至矣！’乃命世子建成及世民击西河郡，拔之，引兵还晋阳，往返凡九日。据此，不益信汾阳宫之在西河郡？今遗址年远久废，遂讹传不在此地，误矣！故详辨之。”22
    该志还附有一幅《汾水行宫》绘图，以此证实隋汾阳宫在汾阳县的存在。

康熙版《汾阳县志》《汾水行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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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乾隆间，汾阳小相村举人任王光著《汾水考》：“隋炀帝时筑行宫于汾水之上，说者谓其地在太原北。然考唐史，刘武周反于定阳（今介休），毁隋宫掠宫人去。时神尧为太原留守，果在其北，武周岂能越太原而有之。是汾水行宫在汾阳无疑也”。    古汾阳的建制辖区不是现在山西汾阳。汉代汾阳县在今静乐县与宁武县之间今宁武县宁化村，《汉书·地理志》曰：“太原郡汾阳，北山汾水所出。”《水经》：“汾水出太原汾阳县北管涔山。”538年(大统四年)“高祖（高欢）幸汾阳之天池，于池边得一石，上有隐起，其文曰六王三川……”这里讲的天池就是现在宁武县天池所在。23到唐以后汾阳即为“静乐，汉汾阳县地，有隋汾阳宫。”。24到612年—621年间“岚州静乐，武德四年析置汾阳县，六年省，有天池祠、管涔山、汾阳宫”。25而现在的山西汾阳“本汉兹氏县也，曹魏於此置西河郡，晋改兹氏县为隰城县，元改为西河县。”26这个名称一直延续到1596年（万历二十三年）的明代才改为汾州，定名汾阳县。
    刘武周，雁门马邑（今朔州）人。617年（大业十三年）三月丁卯，攻破楼烦（今宁武），取汾阳宫，获隋汾阳宫女去讨好突厥人。突厥立刘武周为定杨可汗，建元天兴，称为皇帝。619年（天兴三年）刘武周开始率军去攻克榆次、介休、太原、临汾、夏县、蒲州等地，占领了整个山西。27所以，他去介休、汾阳一带是在攻破宁武汾阳宫以后的事情。彼汾阳非此汾阳也，所以，汾阳址说显系讹传。
     天池址说。出自于：
    一，《资治通鉴》：“水经注，燕京山上有大池，世谓之天池。按炀帝起汾阳宫环天池。详见后五台注。”28五台注：西□（□此字，现字根无—下同）山，有宫池古庙；隋炀帝避暑于此而居，因天池造立宫室，龙楼凤阁，遍满池边，号为西埵。29
     二，山西省文物局公告：汾阳宫遗址,地址:宁武县余庄乡天池。汾阳宫筑于隋大业三年(607年)，分外城、内城，环天池的建筑有亭、台、楼、阁等，总面积约2万平方米。隋炀帝曾四度来此避暑游览。隋末，刘武周造反起兵，袭破楼烦郡，进取汾阳宫，将宫城焚毁，后再未修复。遗址主殿坐落在天池之南的老马沟东侧，长170米，宽140米，占地2万多平方米。柱基石直径一米左右。宫城遗址内随处可俯拾残砖断瓦，调查发现陶瓷残片及建筑构件等均为隋代遗物。
    三，《读史方舆纪要》载：汾阳宫在管涔山北原上。隋大业四年，诏于汾水之原，营汾阳宫，遂营建宫室，环天池之上，并筑楼烦城。30
    四，《中国通史》：六○八年，在岢岚（山西岢岚县）燕京山上，环天池造汾阳官；31
    五，薛道衡《从驾天池应诏诗》：上圣家寰宇，威略振边陲。八维穷眺览，千里曳旌旗。驾鼋临碧海，控骥践瑶池。曲浦腾烟雾，深浪骇鲸螭。32
    六，《广清凉传》载：五台有四埵。去台各一百二十里。
    据古图所载。今此台。即古中台。中台即南台。大黄尖即北台。栲栳山是西台。漫天石是东台。西□（同上）山，上有宫池古庙。隋炀帝。避暑于此而居。因说天池。造立宫室。龙楼凤阙。遍满池边。此池。世传神龙所居。缘斯圣迹故。号为西埵也。33
    615年（大业十一年），隋炀帝行幸太原，夏四月，幸天池汾阳宫避暑。因为去的人多，腾出来的房子狭少，官员士兵布散在山谷间，用草搭成营帐居住。34《大业杂记》也载有：大业十一年七月，炀帝幸雁门，先至天池，正值天降大雨，道路泞滑，泥深二尺许，随从官员狼狈不堪，因为交通不畅，帐篷雨具多送不来，大家一晚上露坐在雨中，至天明饥寒交迫死了许多，连宫女太监也没有吃的东西，只好换买卫兵们的干粮充饥”。35这里有一个问题是，《资治通鉴》说是四月幸汾阳宫，《大业杂记》则记为七月。按照宁武的气候条件四月份非雨季，《大业杂记》七月说应该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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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资料、实物明确记载天池隋汾阳宫的存在，所以，天池隋汾阳宫址说当成立。

    汾源址说。
    汾源隋汾阳宫的存在和天池隋汾阳宫一样，结论是肯定的，毋庸置疑。汾源汾阳宫的具体位置是，“宫南五十余里，有分水岭，上四十里，下亦四十里。岭上有泉出，两边分流，阔数步。宫北三十里，即是旧秦时长城也。宫南北平林率是大桦木，高百余尺，行从文武皆剥取皮复菴舍。汾阳宫所出名药数十种，附子、天雄并精好堪用。”时大国师道士潘涎夸口，此药材可做长生不老之九转金丹，炀帝便命在嵩山盖嵩阳馆，专为潘道士炼丹所用。结果这个潘道士八年也没有炼出丹来，后被炀帝杀。36613年（大业九年），汾源汾阳宫全部竣工。614年（大业十年）四月，隋炀帝再次巡幸汾阳宫避暑。宫址就在汾河源头，上有管涔山，千仞之高，在山上造亭子十二所。其最上面的叫翠微亭，其次为阆凤亭、彩霞亭、临月亭、飞芳亭、积翠亭、合壁亭、舍晖亭、凝碧亭、紫岩亭、澄景亭，最下面为尚阳亭。亭子内都是方二丈，四边安装剑关。每个亭里有大镜一面，六尺榻子一合。山下又有临汾殿，供随从官员纵观风景。37关于临汾殿宋王应麟所编《玉海》中亦有记载，可惜只是记“行殿”条目，没有提供更多资料。38
    1957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者，在西安梁家庄玉祥门外西大街附近，意外的发现一座隋代墓葬。墓主人叫李静训，是一个九岁的小女孩。据墓志铭记载，她于608年(大业四年)6月1日，“遘疾终于汾源之宫”。当年12月埋葬于京兆长安县休祥里万善尼寺。在汾阳宫去世，却安葬京兆西安，且墓葬奢华堪比王侯将相，陪葬品精美绝伦巧夺天工，这座墓葬的主人究竟是什么人？
    李静训（600年—608年），字小孩，陇西成纪人。她家世显赫，曾祖父李贤是北周骠骑大将军、河西郡公；祖父李崇，是一代名将，与隋文帝杨坚一起打天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在抗拒突厥侵犯的战争中，以身殉国。父亲李敏为隋左光禄大夫、岐州刺史。是李敏的第四女。隋文帝杨坚念李崇战功赫赫，且为国捐躯，因此对李敏也备加恩宠。开皇初年，周宣帝宇文赟、皇后杨丽华（炀帝胞姐）的独女宇文娥英亲自选李敏为婿。所以北周宣皇太后杨丽华就是这个李静训的外祖母。她自幼深受外祖母周宣皇太后的溺爱,一直在宫中抚养。39
这里给我们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隋炀帝在大业四年幸汾源汾阳宫时，是他的姐姐周宣皇太后随同，李静训是在跟着外祖母周宣皇太后，陪炀帝巡幸时去世在汾源汾阳宫的。这说明汾源汾阳宫当时已经成为隋皇室成员避暑胜地。二是，炀帝四月幸汾阳宫避暑，李静训是六月一日去世，其间近两个月时间，临幸时间之长，足以见汾阳宫的存在对炀帝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足以证实隋汾源汾阳宫的存在。
    鉴于汾源汾阳宫、天池汾阳宫的存在，宁化汾阳宫存在庞有疑点，尚须再考。这就出现了一个除上述五种观点外的汾阳宫多重址说。尤其对宁化汾阳宫的存在与否，尚有待进一步考证。
隋汾阳宫作为一座大型离宫，在隋时期地理位置不及于洛阳显仁宫(大业元年)、太原晋阳宫（大业三年）、扬州临江宫（亦称江都宫，大业七年）重要，而营建时间又早于太原、扬州。所以它的成因、作用、规模、消失，对于我们现在来说，都是未解之谜，考证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非一人、一时之力所可完成。近闻2012年甘肃省山丹县焉支山景区把隋炀帝行宫以历史文化展览馆形式开发，笔者以为也不失是一种拓展旅游事业，弘扬历史文化的上乘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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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汾阳宫北大门楼烦关



      汾阳宫，古宫名。 隋炀帝时所建。故址在今山西省宁武县西南管涔山上。规模壮观，殿宇楼阁，水榭歌台，栈道回廊，应有皆有。因为该行宫距汾河的发源地不远，故史称“汾阳宫”（或称“汾源宫”），据说，隋炀帝经常来这里巡猎、避暑、游玩，并在行宫接见大臣和使者，商讨和处理国家大事。当然，也少不了携爱妃宫女们云游行宫，踏青湖边，打情骂俏，赏景吟诗，于美酒声色中寻欢作乐，穷奢极欲地炫耀帝王的风流。只是因为年代久远，行宫往日的壮观景象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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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汾阳宫是隋炀帝所建行宫之一，一般认为是在大业四年四月下诏开始营造。
　　● 修建汾阳宫的原因，除了隋炀帝追求住宅新奇感之外，自北朝以来天池被视为神圣之地也是主要原因，同时还受到当时太原西北有“ 天子气”谣谶的影响。汾阳宫最终结局很有可能是在唐初被废弃。　　汾阳宫是隋炀帝所建行宫之一。把汾阳宫作为专门研究对象者，仅见赵曙光先生《隋汾阳宫初考》一文，文中运用大量的考古材料和丰富的文献史料解决了诸多疑团，但仍有一些问题尚未说透。笔者试图在赵先生研究基础之上，做更为详细的考证，以期能够有所发覆。
　　隋汾阳宫建造之时间
　　关于隋汾阳宫建造之时间似乎已成定论：大业四年（608 年）四月。《隋书》卷三载：大业四年，“夏四月丙午以离石之汾源、临泉，雁门之秀容为楼烦郡。起汾阳宫。”《资治通鉴》云：“（大业四年）夏，四月，诏于汾州之北汾水之源，营汾阳宫”。这是两条权威史料的记载，但是与其他材料相比较分析时却出现了问题。
　　疑问一，《隋书》卷七一载：“大业三年，炀帝避暑汾阳宫。”也就是说在大业三年汾阳宫已经建成，而且炀帝还避暑于此。为了说明此问题，这里有必要说一下大业三年炀帝的出巡轨迹。
　　大业三年四月丙申（十八日），炀帝车驾从长安出发，开始第一次北巡。己亥（二十一日），到达赤岸泽（今陕西大荔县西南）。六月辛巳（初四），游猎于连谷（今陕西神木北），六月戊子（十一日）到达榆林郡。八月壬午（初六），车驾发榆林出塞，八月癸巳（十七日）入楼烦关（今山西宁武北），壬寅（二十六日）抵达太原。之后“上太行，开直道九十里”。九月至济源，幸张衡宅，留宴三天，己巳（二十三日）回到东都。
　　返回时入楼烦关，然后经此达太原，此途据严耕望所之“太原西北汾水出楼烦关道”，经汾阳宫无疑。但是笔者认为，此时汾阳宫并未建成，杨广也未曾驻跸。原因有二：第一，从楼烦关到太原首尾只用了九天的时间。根据《元和郡县图志》所记：汾阳宫在静乐县北一百二十里，静乐县在岚州东四十五里，岚州距太原三百三十里。再结合严耕望在《唐代交通图考》中所描绘之地图，排除绕道的可能。如此算来，太原距静乐县二百八十五里，距汾阳宫四百一十五里。《唐律疏议》卷三“流配人在道会赦”条引唐《公式令》，载：“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从汾阳宫到太原最快也需要六天的时间。而楼烦关距汾阳宫仅三十里，又不费一天工夫。按此来算炀帝即使逗留在汾阳宫，最长时间也不过一两日。可是这又和上文“避暑”之说而矛盾，如果称为“避暑”当是有目的有计划之行程，而不是这样匆匆路过，而且八月也不是避暑之时。第二，假设此时汾阳宫已经建成，当是完工不久。从此后不久登太行山，幸张衡宅来看，未见当时有危急大事发生。由此看来《隋书》“大业三年”之说不能成立。“三”或为“四”之讹误。
　　疑问二，《隋书》卷一八云：“（大业）四年，驾幸汾阳宫。”《隋书》卷五六载：“大业三年，帝幸榆林郡，还至太原。……明年，帝幸汾阳宫，宴从官，特赐绢五百匹。”《隋书》卷七七谓：“大业四年，（崔賾）从驾汾阳宫。……从驾登太行山。”此三条材料均表明，大业四年隋炀帝幸汾阳宫。如果这样，那么大业四年四月才开始营建之汾阳宫怎能赶上炀帝避暑呢？因此有必要从炀帝大业四年的出巡轨迹来分析。
　　《隋书》记载：大业四年三月，“车驾幸五原，因出巡长城。……八月辛酉，亲祠恒岳，河北诸道郡守毕集”。《资治通鉴》记载与此一致，未见有幸汾阳宫的记载。如此就与上引《隋书》三条记载相矛盾。岑仲勉先生已经发现此问题，并认为“五原”乃“太原”之误，《册府元龟》中记作大业四年三月“幸太原”。这样解释则《隋书》三处所记大业四年隋炀帝幸汾阳宫为确实，时间在大业四年三月到八月之间，这段时间内除去由东都赴太原所费之时日，存在避暑的可能性。
　　如此一来，大业四年四月始建汾阳宫之说就有了问题。如果四月才建，怎么可能有隋炀帝在几乎同时间幸汾阳宫之举呢？笔者认为，史书中此处记载，不能理解为才开始修建，应该是大业四年四月汾阳宫落成。大业三年八月，隋炀帝路过此地之时或之后不久，可能是下诏建汾阳宫之始。大业三年七月，隋炀帝下诏“发丁男百余万人筑长城，西拒榆林，东至紫河。……筑之二旬而毕”。次年出巡视察这段新修长城为主要目的，另外，幸汾阳宫或为此行之又一目的，或隋炀帝本已打算于次年视察长城，故而修建汾阳宫为巡行驻跸方便。
　　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汾阳宫能在短短数月之内就拔地而起，从无到有，且规模宏大吗？袁刚先生认为大业四年所建之汾阳宫是在北齐汾阳宫基础上的扩建。北齐皇帝多次赴天池狩猎，当有驻跸之地，休憩之所，虽然史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北齐在天池建造宫殿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隋汾阳宫与天池
　　赵曙光先生通过考古勘察和文献分析，对汾阳宫的地点提出了四说：天池说、东寨说、宁化说、林溪镇说，同时认为宁化说可否定，天池说当存疑，东寨说和林溪镇说存在可能性。有幸得到太原师范学院王杰瑜副教授告知，在天池周围已经发现隋宫室遗址及隋代瓦片。由于尚无文献记载天池存有其他隋代宫室，可知此处当是隋汾阳宫遗址，那么赵先生所列四说中的东寨说和林溪镇说也可以排除了。
　　考诸文献，认为最早提出汾阳宫环天池而建的说法是在北宋时期。《资治通鉴》中胡三省注曰：“按炀帝起汾阳宫环天池。”明白地说，汾阳宫是环天池而建，视天池和汾阳宫为一体。紧接着胡注说“详见后注。五台注”。“五台注”是唐武宗会昌五年“五台僧多亡奔幽州”句中对“五台”所做专门注文，即“《灵记》云：‘五台山有四埵，去台各一百二十里。……西瞢山，有宫池古庙；隋炀帝避暑于此而居，因天池造立宫室，龙楼凤阁，遍满池边，号为西埵。’”《灵记》已不能详考。北宋仁宗时五台山僧人延一撰《广清凉传》上卷《五台西埵古圣行迹五》中亦引《灵记》，内容与胡三省所引内容几乎完全相同。那么《灵记》至少应该成书于宋仁宗之前。因此环天池而建汾阳宫的说法，最晚在北宋前期已经存在。
　　史书记载的天池与汾阳宫在地理方位上也几乎重合。《太平寰宇记》载：“汾阳宫，大业四年置，末年废，在县（岚州静乐县）北三十里。……天池，俗名祁连汭，在县（岚州静乐县）东北一百四十里。”在校勘记中述《太平寰宇记》万廷兰本记为“在县北百二十里”，当是万本“参核厘正”之结果。所核正之依据乃《元和郡县图志》，“隋汾阳故宫，在县北一百二十里。”另外，敦煌藏经洞发现的《诸道山河地名要略残卷》亦记载：“汾阳宫随（隋）汾阳故宫在静乐县北一百二十里。”显然，汾阳宫在静乐县北三十里处之说为谬误。汾阳宫当在静乐县北一百二、三十里，天池在县东北一百四十里。
　　隋修建汾阳宫之原因再探
　　修建汾阳宫的原因，一直以来皆谓是炀帝追求住宅新奇感，在风景美丽之处兴建宫殿。此点固然不错，但还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即：天池之地自北朝以来一直被视为神圣之地，而且谣谶之影响亦是主要原因。

郭前锋

）《魏书》卷七四记载：“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之上，清深不测，相传曰祁连池，魏言天池也。”尔朱荣与其父尔朱新兴曾游于天池之上，“忽闻箫鼓之音，新兴谓荣曰：‘古老相传，凡闻此声皆至公辅。吾今年已衰暮，当为汝耳。汝其勉之’”。北人谓天为“祁连”，故而天池又称祁连池，谓之为“天”就蕴含一定的神圣意味。而且在天池之上闻箫鼓声可至公辅，为古老相传之事，又增加了天池的一层神秘性。《水经注》亦曾记载刘曜隐避于管涔山，“夜中忽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谒赵皇帝。’献剑一口，置钱，再拜而去。……后曜遂为胡王矣”。天池便位于管涔山之上。再次加深了天池的神秘色彩。正因为如此，北齐的皇帝频频巡幸天池。东魏天平四年(537)，高欢游幸汾阳之天池。天保六年(555)和九年，北齐文宣帝高洋至祁连池（即天池）。武平七年(576)，后主高纬狩猎于祁连池。综上可见，天池在北朝一直是重要的神圣之地。
　　这种传统会自然而然地流传到隋代。《资治通鉴》云：“帝（炀帝）无日不治宫室，两京及江都，苑囿亭殿虽多，久而益厌，每游幸，左右顾瞩，无可意者，不知所适。乃备责天下山川之图，躬自历览，以求胜地可置宫苑者。夏，四月，诏于汾州之北汾水之源，营汾阳宫。”隋炀帝熟稔于国家地理，（《隋书》卷七七记载：“大业四年，从驾汾阳宫。……从驾登太行山，诏问（崔）赜曰：‘何处有羊肠坂？’赜对曰：‘臣按《汉书·地理志》，上党壶关县有羊肠坂。，帝曰：‘不是。’又答曰：‘臣按皇甫士安撰《地书》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肠坂。’帝曰：‘是也。’”此乃明证。）或对此处早有耳闻。同时不能忽视原北齐之臣民对隋代的影响，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已有详细说明。而在北齐臣民之心目中天池乃神圣之地，或会荐于炀帝。
　　此外，北朝以来盛行的谣谶信仰也影响了汾阳宫的修建。《大唐创业起居注》载：“大业初，帝为楼烦郡守，时有望气者云：‘西北乾门有天子气连太原，甚盛。’故隋主于楼烦置宫，行幸以厌之云。”《册府元龟》亦有类似记载：“大业十三年，望气者云：‘龙门有天子气连太原，甚盛。’故炀帝置离宫，数游汾阳宫以厌之。”此处“龙门”当是“乾门”之误。乾门代表西北方向。“天子气”从西北方连接到太原，汾阳宫就在太原西北方向，与所述符合。谣谶之说盛行于魏晋南北朝之际，隋唐之际亦不能免其波及。隋炀帝身处此时代，自不能摆脱当时社会之信仰。据姜望来研究，愈逢乱世谣谶之说愈盛并且影响到政治发展走向。我们不能一概谓谣谶为迷信，因为它的预言常常准确。在此处“天子气”影响之下，诞生了四位君主：刘武周、杨侑（即代王）、唐高祖、唐太宗，此气真可谓之“甚盛”。
　　如果大业四年第二次北巡“五原”为“太原”之误的话，那么隋炀帝三次北巡都经过楼烦，“太原西北汾水出楼烦关道”就应该是龙山风俗道。隋炀帝厌此天子气的目的很明显，因此不能单纯解释为巧合。且帝王出巡厌天子气者，非自炀帝始。《史记》卷八《高祖本纪》云：“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南朝宋废帝刘子业亦有此举。由于秦始皇有出巡厌天子气之举，又因其对后世帝王影响巨大，故而此举为后世效仿并不为奇。
　　隋汾阳宫的最终结局
　　关于隋汾阳宫的最终命运，史书中并未有明确记载，根据已有史料，在唐初被废弃的可能性较大。《资治通鉴》记武德元年七月，“庚申，诏隋氏离宫游幸之所并废之”。《册府元龟》亦记：武德元年，唐高祖下诏“离宫、别管、游憩之所并废”。
　　此外，史书中还见唐高宗时期依然有汾阳宫，高宗还欲巡幸于此。但是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并不正确。《旧唐书》卷八九载：“高宗将幸汾阳宫，以仁杰为知顿使。并州长史李冲玄以道出炻女祠，俗云盛服过者必致风雷之灾，乃发数万人别开御道。仁杰曰：‘天子之行，千乘万骑，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何炻女之害耶？’遽令罢之。”《新唐书》记载与此相同。刘全波认为“汾阳宫”是“晋阳宫”之讹误。笔者赞同刘先生的观点，另献数疑，以为佐证。
　　第一，唐高宗幸并州只有显德五年(660)一次，也正如刘全波所云，高宗此次巡幸并未离开并州，而且四月就返回东都。一般而言，赴汾阳宫多为避暑，四月并非避暑之时，如果高宗仅仅是图一时之快而欲游览名胜，为何史书略无记载？
　　第二，杜文玉先生曾作《狄仁杰大事系年》，显庆元年(656)至上元元年(674)，在此期间狄仁杰明经及第，任汴州判佐，之后升任并州都督府法曹参军。显庆五年，狄仁杰年仅三十一岁，从其仕宦经历来看，难以做到知顿使之位。
　　第三，杜文玉先生根据狄仁杰任官经过，认为狄仁杰任度支郎中、知顿使，是在永隆元年(680)以后，但永隆元年以后唐高宗身体已极度衰弱，怎么能长途跋涉到并州，更远赴四百里之外的汾阳宫呢？
　　第四，《唐会要》卷二七《行幸》记载此事为：“调露元年九月七日，幸并州，以度支郎中狄仁杰为知顿使。”两《唐书》、《资治通鉴》均未载是年(679)唐高宗赴并州之事，可见史书记载并不一致。
　　由此可见，《旧唐书·狄仁杰传》中所记汾阳宫之事，疑点重重，此事虽亦见于《唐语林》和《封氏闻见记》，但二书均无明确时间，而且叙事与狄仁杰毁淫祠相并列，颇其乃后人将他人之事附会于狄仁杰身上。如果据此就认为隋汾阳宫还留存至唐高宗之时，恐不确。
　　同时仍不能排除有刘武周兵败之后焚烧汾阳宫的可能，但究其动机似乎并不清晰，而且也未见史书记载。今日对汾阳宫的考古发掘仍未全面展开，因此只能期待于此，如能发现被火烧的痕迹，如此则刘武周焚毁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但就今日所见之文字，唐初被废弃的可能性最大。

郭前锋

《说郛》卷五七引隋杜宝《大业杂记》：“﹝大业二年﹞七月，﹝ 炀帝 ﹞自江都还洛阳 ，敕于汾州西北四十里临汾水起汾阳宫，即管涔山河源所出之处。当盛暑日，临河盥漱，即凉风凛然如八九月。”
《旧唐书·狄仁杰传》：“高宗将幸汾阳宫，以仁杰为知顿使。”[1]
清版《宁武府志》记载：“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四月北巡过雁门关，八月癸巳入楼烦（今宁武、静乐一带），十一年（公元615年）五月避暑汾阳宫。”以后的《宁武县志》又载：“汾阳宫，是隋文帝杨坚于开皇年间始建，坐落于天池边。”

郭在权

宁武县是中国山西省忻州市所辖的一个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