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姓氏资料及其文化意蕴

郭在权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姓氏资料及其文化意蕴

■ 沙梅真

内容摘要: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大量的姓氏资料,为我们研究古代世族大姓之外的普通姓氏提供了方便。在这方面前人已做过若干工作。本文试图通过对吐鲁番地区上自十六国下至唐建立西州之前这一历史时期出土文书中出现的姓名进行系统分析,从而了解该地区姓氏方面表现出来的特征,以及从姓名中反映出的文化特点和社会意识形态,并进一步讨论形成这种特征的原因。 关键词:吐鲁番文书;姓氏;名字;文化意蕴 中图分类号:G2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lOOO-4106 一 吐鲁番出土文书姓氏、名字的分类及其特点 笔者汇集了从公元348年至公元640年唐建立西州间200多篇吐鲁番文书中的资料,在这近300年的时间段里,北方少数民族各王朝走马灯似的相互交错变换,西域形势非常混乱。从公元327年开始先后经历了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吐鲁番地区也经历十六国高昌郡和高昌国时期,同时受到柔然、突厥、高车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影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的政权风格都为这一时期姓氏的丰富及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文化风格、历史风貌、社会意识形态上表现出承前启后和多元化文化特色。同时,亦胡亦汉,亦儒亦释的姓名也形象地体现了这一特色(表1)。 关于姓名的特点 第一,以张、赵、麴、氾、田、令狐、孟、索、马、阴、范为代表的汉姓人数居多,占所有姓氏人数的70%以上。汉姓发达的原因有三。 原因之一:自汉以来,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过程中,有无数的戍边世族官员拖家带口定居于此,形成了该地区汉姓规模。马雍先生对新疆罗布淖尔北岸土垠遗址中出土的汉简研究发现,有很多关于当时屯田士卒普遍携带家属的记载。史书中也有很多相关记载,如:《前凉录》记载:“张颀仕天赐,为西域校尉。天赐僭位元年,以旧怨,杀麴俭。俭临刑,具言取之。后见一狗,以刀斫之,不中,便倒地不起。左右见俭在旁,遂暴卒。”张天赐死后,其家人亲属会继续居留在西域。又据《汉书·西域传·车师》记载:“王莽时,戊己校尉刁护部下陈良等发动叛乱,杀校尉刁护及子男四人、诸昆弟子男,独遗妇女小儿,又尽胁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两千人人匈奴”。可见,跟随刁护驻在车师境内的不仅有他本人的妻室儿女,而且他的“诸昆弟子男”以及整个家族都迁到了西域。从以上例证说明,自汉代在西域屯田开始,内地的汉族居民就不断地携家带口迁到了西域,同当地民族共同生活、共同劳动,成为最早的汉姓居民。 原因之二:高昌郡、高昌国时期的最高统治者都出自汉族(少数民族政权也是深受汉族文化影响,提倡汉文化),王姓必然会在一定统治时期大规模发展。例如,麴氏,该姓在高昌统治长达200年,是吐鲁番地区最发达的王姓之一。另外,麴氏的郡望显赫,史学界一般认为是金城。而王素先生认为,其郡望有二,一为金城麴氏,居于高昌为王族;一为西平麴氏,居于交河。本身就是地方豪族的麴氏家族,根据姜伯勤先生考证,可能在两汉时就有麴氏移入高昌。前凉时期,麴氏作为被打击的世族对象,一次就被徙六百余家至高昌。除麴氏以外,其他汉姓也曾在此称王。据《魏书·高昌传》记载:“孝文太和五年,高昌王阿伏至罗杀首归兄弟,以敦煌人张孟明为王。后为国人所杀,立马儒为王”。可以看出,张氏、马氏以及阚氏这些吐鲁番历史上的高门大姓都因曾经在此称王的缘故,所以其姓氏也很普遍。 原因之三:自敦煌、张掖、武威等河西诸郡迁移而来的世家大族,如敦煌张氏、索氏、汜氏、阚氏、令狐氏、武威阴氏、袁氏、张掖巩氏等。这些家族和王族之间互相联姻,根根相系,脉脉相传,构织了一张宽广细密的汉文化网络,统治和影响着高昌的经济和文化。正如唐长孺先生所指:“文书中我们所见到几乎所有佛寺都冠以高昌大姓,张、马、索、阚等无不有寺。王寺有好几处,可能是麴王所建。高昌豪族不仅控制政权,也控制宗教”。 第二,以粟特人为代表的胡姓人数弱于汉姓但在姓氏数量上占多数。丰富的胡姓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的历史特点。 其一,胡姓的广泛使用显示出大批西域胡人来华交流和生活。例如:阿斯塔纳31号墓文书《高昌昭武九姓胡人曹莫门陀等名籍》(64TAM31:14),记录姓名80个,全部是音译粟特姓名。阿斯塔纳307号墓文书《高昌竺佛图等传供食帐》(60TAM307:5/2(A))记录姓名43个,也都为音译胡名。还有同墓出土本为一体的四件文书《高昌竺佛图等传供食帐》、《高昌虎牙都子等传供食帐》、《高昌口善等传供食帐》、《高昌令狐等传供食帐》(60TAM307)。以及《高昌重光三年(622)条例虎牙汜谋等传供食帐一、二》(66TAM50),《高昌崇保等传寺院使人供奉客使文书》(69TAMl22),《高昌虎牙元治等传供食帐》(60TAM329)等,以上所举文书中的客使人名都是音译胡名。他们来自于西域和北方铁勒、突厥。这些客使身份的人虽然不是高昌的居民,但他们的出现从另一方面说明了,高昌与北方游牧民族以及西域各民族交往极其频繁。他们的到来,为高昌带来了全新的思想、文化、宗教、艺术,对高昌乃至更远的地区的文化、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正如唐诗人元稹诗所吟:“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另外,供食帐中明确标明供使、供食的时间从一两天到八九日不等。所以,不能完全肯定在这些客使中没有居留时间更长,或是长期居住的。历史上也不乏其例,最为人熟知的如安世高。胡人人华定居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花园,随着外来人口的不断迁入,吐鲁番地区在姓名上亦呈现出胡汉交杂的斑斓色彩。 其二,从一些吐鲁番出土的名籍、账目等文书反映出了以粟特人为主体的胡人居住状况。 一、胡人聚居状况。关于粟特人以祅寺为中心聚居的情况,陈寅恪、蔡鸿生、林悟殊、姜伯勤、荣新江等众多学者根据史料和出土文献作了细致考证。吐鲁番地区的其他胡姓人也是聚居的。如《高昌张众养等按亩入供斛斗帐》中记载了,张众养、李得、曹子和、□□塔、□□提、吴阿义、韩留生七个人名,其中张、李、韩、都为魏晋杂胡之姓,曹是粟特姓,吴姓不得考,不过从所起名字来看或许也是汉化的胡人。再如,哈拉和卓5号墓出土的《高昌河婆居罗等田租薄》(65TKM5)中的人名:河婆居罗、和法口、申屠僧养、车文殊、毛师怒、张僧受、车众僧、左仕祐、龙贤受、刘僧苟、康智明,从姓氏和名子来看都是西域胡姓和魏晋杂胡之姓。这是一件田租薄,所记人名应是长期居住的农耕居民。从以上两件文书可以断定,高昌国时代的高昌地区胡人都是聚居的。 二、汉胡杂居状况。阿斯塔纳84墓出土的《高昌条例出藏钱文书残奏》(67TAM84:20)中的人名有张申武、赵武、祁守义等典型汉姓名,也有张阿苟、龙遮之奈、握口延等胡姓 名。他们的姓名出现在同一件出藏钱文书中,其居住地相距应该不远,应在同一居住区。正是这种汉胡杂居的现象,才使各种少数民族部族与汉族融合过程中更加透彻和融洽。 其三,文书中粟特人的身份有政府官员、译语人、工匠以及奴婢、作人等,表明他们的活动进入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体现着粟特人汉化的逐渐深入。但粟特及其他胡人名的汉化,不像被汉化的鲜卑人姓名,要讲究一些汉语文意,更没有达到像传统的典型汉名一样文雅、含蓄、渗透着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和观念,而是通俗、直白,直接以身份、职业命名,甚至是难登大雅之堂的贱名或单字名。例如,阿奴儿、康客儿、曹佛儿、腐苟、牛儿、解奴、秃子、王买得等。而另一类音译胡名如:车不六多、申屠僧养、河婆居罗、阿□□、时(别奇耐)、吐(别贪旱)、呼(典枯合振)、昙(训、按、进)、海、浑(珂顿)、润、伽(那贪旱)、沮渠(僧救)、渠、婆个、(瓠吐屯牛儿旱)、波(则)、涉(弥子)、提(伽)、提(婆)、乌行米等都保持了原有的译音。这两种姓名的区别,透露出胡人姓名在汉化过程中走了一条迂回的道路。 形成胡姓丑名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丝绸之路上大量的奴婢贩卖现象。根据吐鲁番出土的过所文书记载,胡商进入该地区时所登记的“商品”中,有众多的是要被贩卖的胡人奴婢。他们大多被卖到汉族世家大族,其主人随心所欲地把他们更名换姓,这些名字一般都是非常随意的称谓。例如:道得、麦子、奴儿等,即使名字本身并不丑俗,其用意却在标明地位的低贱,如高昌承平八年(509)九月翟绍远买婢券》(75TKM99:6a)中被卖的女婢,据日本关尾史郎之见,此女子原是粟特人,被她的同族“石阿奴”贩卖到高昌,并如愿以偿地换得了“丘兹锦”带回去贩卖。在这件被卖契约中记为“字绍女”,既无名也无姓,她的这个“字”表明她从此成为翟绍远的附属品。高昌国时期像这样的丑名、贱名是与传统观念中起丑名为了平安、健康的习俗完全不同的。从这些名字中透嚣出历史上的民族在交往过程中,下层贫苦民众所经历的苦难历程。 关于人名的类别 在中国古代,人名不仅仅是一个符号,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心理,反映了那个时期人们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生活的规则。 吐鲁番地区的人名首先是受到儒家传统思想文化影响,具有中原农耕文化风格的,而且比较正式的一类名字,多为汉姓之名但也包括一些胡姓取用这类名字。例如,张孝忠、张神穆、赵寅忠、张保谦、麴庆儒、麴伯雅、张善、刘庆、田文忠、冯惠武、高文邕、康相谦、曹孝通、婆德、车智德等。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名字的含义深刻,其用意、用字都表达了儒家思想中的忠、孝、礼、智、信的观念及处世态度。由此反映出自西汉以来吐鲁番地区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已在西域根深蒂固,儒家的忠孝礼治思想,是高昌王国社会中所公认的主导思想,以致一大部分人的名字都以此为尚。 阿斯塔那524号墓出土的《高昌永平二年(505)十二月三十日四部班示为知祀人名及谪罚事》(73TAM524:32/1—2)中的人名如:张孝忠、孟孝、孟义、元琛、元智、元口、乾茂、忠穆、世和、处顺、孝受、佑义、忠达、广达、忠贤、崇宗、崇德、众议、忠顺、智连、孝恕,有三位分别是厕奴、禅奴、□□,“奴”疑为丑名或胡名。或许是为了行文格式整齐,只记双字名,单字名带姓,而唯一的一个张孝忠记录姓氏或许是为了避免重名,因为在这件文书中名为“孝厶”的人名很多。再如,同墓出土的《义熙写本“毛诗郑笺”残卷》(75TAM524:33/1—2,33/2—2、33/2—1。33/1—1,33/3(a))的书写者王履宣、王荣宗、王履贤、王孝文、唐文德,读者高神和。这些人名遵循着中国命名的传统方法和原则,提倡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忠、孝的思想品德,注重以长辈意愿起名,其含义包括承前启后,敬先继业,兴宗显祖,蕃孙广嗣。激励上进,希望其建功立业等,反映了在中原传统文化影响下,吐鲁番大众的知识与思想。 第二类,也是较普遍的一类,就是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不仅大量的僧号、道号出现于各种文书中,而且许多俗名中都明显标有佛教的痕迹,例如:僧求、佛保、佛面、佛求、浮图、礼和、愿保、善相、福护、福度、阚僧、麴寺、汜善祜、白神救、白佛救、竺佛图、竺法祐等。在整个跨度二百多年的文书中,象这样直白地表达对佛的虔诚和对佛教的热衷的姓名贯穿始终,可见佛教在当时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之大。 第三类是受外来的宗教,尤其是祅教的影响。根据史料和出土文书的记载,粟特人信仰祆教,居住在高昌地区的粟特人当然也不例外,在姓名中也留下了这一信仰的印迹。例如,吐鲁番文书《高昌曹莫门陀等名籍》中的“(曹)那宁潘”,《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中的“安(那宁畔)”、“(康)那宁材”。荣新江先生指出,这些人名中的“那宁”是祅神“Nanai”女神名字的译间。 第四类名字非常有趣。它们简单、随意,似乎是信手拈来,不用任何修饰,却又多少带有一种淳朴的气息,蕴涵着对生活的希望和对生命健康的追求,况且此类名字既可见于汉姓又可见于胡姓。如:范阿六、阴黑儿、史养儿、善养、善相、羊皮、羊皮女、麦儿、春生、富得、石得、道得、春得、养生、梨儿、虎儿、丰儿、幼儿、救儿、老苟、寅生、子儿、佛保、鼻子、牛圈子、奴奴、污子、欢儿、西儿、苗子、青儿、阿头六、阿苟、葡萄得、张众养、康秃子、始臭、犊儿、虎生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胡姓汉名在高昌郡和高昌国时期多是译音和最简单的俗名,例如,安足、安儿、安婆、车秃子等,发展到西州时期的有些胡姓汉名才变得非常讲究和文语化。 二 吐鲁番文书中姓、名特点形成的原因分析 首先,从地理位置上看,吐鲁番位于博格达山和觉罗塔格间陷落的盆地中部,是大沙漠中的一块绿洲地带,在整个西域地区历史上都曾是连接东西方贸易交流大潮的必经之路。对于在遥遥旅途中艰难跋涉的客旅来说,绿洲的意义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丝绸之路在为这些地区带来繁荣和财富的同时,也招来了强大政权之间为争夺这些地区控制权的征伐,从而使这一地区一直处于各种政权交相争斗,各民族文化交相辉映的局面。 公元前60年至公元327年,两汉魏晋的戊己校尉屯驻于此。这块胡商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绿洲,这块北方少数民族屡屡西迁的必经之地,开始了由汉政权统治和管理的历程,在文化上自然接受着汉文化的熏陶,人口构成上充入了大量中原地区的血液。到公元327年前凉张骏击擒戊己校尉赵贞置郡,此后的前凉、前秦、后凉、北凉都在此沿而设郡。以张姓为代表的汉族高门大姓、前秦的符姓、后凉的吕姓、西凉李姓、北凉(沮)渠姓都在高昌这个地方留下后裔。尤其是麴氏,统治高昌长达141年。麴氏王朝时期,境内多汉魏以来屯戍西域的汉人后裔,语言风俗、制度等与中原大同小异。但由于国小,所以世代臣服于北邻柔然、高车及突厥、铁勒等北方游牧民族,在文化习俗上又受其影响很大。 这一时期的吐鲁番地区在政权上一直处于一种相对独立的状态,除受中原汉族的统治和文化影响外,还经受着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政权干预和文化影响,因而在居民姓名上留下深刻的印痕。 第二,宗教方面的原因。“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没有宗教信仰,也没有哪一个现代民族从来只信仰过一种宗教。有些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有些民族还在同一历史时期有着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宗教信仰。”在吐鲁番地区,人们曾信仰过萨满教、佛教、摩尼教、祆教(又称“拜火教”)、景教、伊斯兰教,而本文讨论的这一时段正好是佛教占统治地位的时期。 从4世纪末开始,该地区的国王们都成为佛教徒,到5世纪中叶,吐鲁番地区执政者亦是虔诚信仰佛教,并把当时高昌王国变成了西域的一个佛教中心。北凉占领高昌以后,尤其是沮渠安周统治高昌时期,在这里大兴佛教,广建佛寺,从而为麴氏高昌时期(499～640年)佛教势力的大盛奠定了基础。麴氏王朝时期佛教的隆盛可以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略窥一斑。据载,高昌王麴文泰极崇佛,当闻玄奘法师欲至时竟“喜忘寝食”,“夜半列烛亲自出营恭迎,并与之结为兄弟”,令一国人皆为师弟子”。一国人都成了玄奘大师的弟子,大量佛教教名出现在各类社会文书中也是很自然的。虽然不会是人人都出家为僧为尼,但国王都如此虔诚,作为芸芸众生就更不加怀疑地把佛、僧、寺、法等字眼放在名字中每天让人呼唤,以期时时有人记着呼喊着这些名号以求平安福报。 第三,移民方面的因素。自汉以来,该地区就不断从中原移民,后裔也多为汉族。此后其他少数民族也不断迁入吐鲁番地区。那么我们就举出几例移民的情况看看能否从中发现造成该地区姓名姓氏规模和情况不同于中原各郡县之处。 有记载的直接迁入吐鲁番地区的汉裔移民应自汉中后期算起。迨及东汉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窦固击败北匈奴,留兵伊吾卢城(今新疆哈密市)、楼兰(即鄯善,今新疆若羌县东米兰)、车师(今吐鲁番市东南),又在伊吾卢置宜禾校尉屯田。公元91年,复置西域都护府,戊己校尉驻高昌壁(今吐鲁番东南)。由之迁入的汉族军民当不在少数。 北凉玄始十年(公元421年),北凉灭西凉,据有敦煌一带。西凉晋郡冥安(今甘肃安西县东南)人唐和兄弟等避难于伊吾(今新疆哈密市西北),招集民众2000余家,臣服于蠕蠕(柔然),20年后迁至高昌。 北魏太平真君三年(公元442年),北凉王沮渠牧踺弟无讳占有鄯善(今新疆若羌县一带),不久又袭取高昌,一批卢水胡与汉人迁入。公元442年,沮渠无讳自率敦煌万家西渡流沙,占据高昌。 在这些民族迁移中,各民族都因为政权的变化,先后迁到吐鲁番地区,汉人汉姓、胡人胡姓、胡人汉姓、汉姓胡人就在这种民族融合中兴起并逐渐发展壮大。 以上通过对吐鲁番出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书中姓名的分类、比较研究,探讨了其中所包含的文化意蕴和所体现出的历史风貌。可以看出,吐鲁番文书中的姓名所体现出的对研究我国姓氏文化方面的价值无疑是巨大的,对它进行探索研究的意义也是深远的。

内容摘要: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大量的姓氏资料,为我们研究古代世族大姓之外的普通姓氏提供了方便。在这方面前人已做过若干工作。本文试图通过对吐鲁番地区上自十六国下至唐建立西州之前这一历史时期出土文书中出现的姓名进行系统分析,从而了解该地区姓氏方面表现出来的特征,以及从姓名中反映出的文化特点和社会意识形态,并进一步讨论形成这种特征的原因。 关键词:吐鲁番文书;姓氏;名字;文化意蕴 中图分类号:G2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lOOO-4106 一 吐鲁番出土文书姓氏、名字的分类及其特点 笔者汇集了从公元348年至公元640年唐建立西州间200多篇吐鲁番文书中的资料,在这近300年的时间段里,北方少数民族各王朝走马灯似的相互交错变换,西域形势非常混乱。从公元327年开始先后经历了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吐鲁番地区也经历十六国高昌郡和高昌国时期,同时受到柔然、突厥、高车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影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的政权风格都为这一时期姓氏的丰富及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文化风格、历史风貌、社会意识形态上表现出承前启后和多元化文化特色。同时,亦胡亦汉,亦儒亦释的姓名也形象地体现了这一特色(表1)。 关于姓名的特点 第一,以张、赵、麴、氾、田、令狐、孟、索、马、阴、范为代表的汉姓人数居多,占所有姓氏人数的70%以上。汉姓发达的原因有三。 原因之一:自汉以来,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过程中,有无数的戍边世族官员拖家带口定居于此,形成了该地区汉姓规模。马雍先生对新疆罗布淖尔北岸土垠遗址中出土的汉简研究发现,有很多关于当时屯田士卒普遍携带家属的记载。史书中也有很多相关记载,如:《前凉录》记载:“张颀仕天赐,为西域校尉。天赐僭位元年,以旧怨,杀麴俭。俭临刑,具言取之。后见一狗,以刀斫之,不中,便倒地不起。左右见俭在旁,遂暴卒。”张天赐死后,其家人亲属会继续居留在西域。又据《汉书·西域传·车师》记载:“王莽时,戊己校尉刁护部下陈良等发动叛乱,杀校尉刁护及子男四人、诸昆弟子男,独遗妇女小儿,又尽胁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两千人人匈奴”。可见,跟随刁护驻在车师境内的不仅有他本人的妻室儿女,而且他的“诸昆弟子男”以及整个家族都迁到了西域。从以上例证说明,自汉代在西域屯田开始,内地的汉族居民就不断地携家带口迁到了西域,同当地民族共同生活、共同劳动,成为最早的汉姓居民。 原因之二:高昌郡、高昌国时期的最高统治者都出自汉族(少数民族政权也是深受汉族文化影响,提倡汉文化),王姓必然会在一定统治时期大规模发展。例如,麴氏,该姓在高昌统治长达200年,是吐鲁番地区最发达的王姓之一。另外,麴氏的郡望显赫,史学界一般认为是金城。而王素先生认为,其郡望有二,一为金城麴氏,居于高昌为王族;一为西平麴氏,居于交河。本身就是地方豪族的麴氏家族,根据姜伯勤先生考证,可能在两汉时就有麴氏移入高昌。前凉时期,麴氏作为被打击的世族对象,一次就被徙六百余家至高昌。除麴氏以外,其他汉姓也曾在此称王。据《魏书·高昌传》记载:“孝文太和五年,高昌王阿伏至罗杀首归兄弟,以敦煌人张孟明为王。后为国人所杀,立马儒为王”。可以看出,张氏、马氏以及阚氏这些吐鲁番历史上的高门大姓都因曾经在此称王的缘故,所以其姓氏也很普遍。 原因之三:自敦煌、张掖、武威等河西诸郡迁移而来的世家大族,如敦煌张氏、索氏、汜氏、阚氏、令狐氏、武威阴氏、袁氏、张掖巩氏等。这些家族和王族之间互相联姻,根根相系,脉脉相传,构织了一张宽广细密的汉文化网络,统治和影响着高昌的经济和文化。正如唐长孺先生所指:“文书中我们所见到几乎所有佛寺都冠以高昌大姓,张、马、索、阚等无不有寺。王寺有好几处,可能是麴王所建。高昌豪族不仅控制政权,也控制宗教”。 第二,以粟特人为代表的胡姓人数弱于汉姓但在姓氏数量上占多数。丰富的胡姓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的历史特点。 其一,胡姓的广泛使用显示出大批西域胡人来华交流和生活。例如:阿斯塔纳31号墓文书《高昌昭武九姓胡人曹莫门陀等名籍》(64TAM31:14),记录姓名80个,全部是音译粟特姓名。阿斯塔纳307号墓文书《高昌竺佛图等传供食帐》(60TAM307:5/2(A))记录姓名43个,也都为音译胡名。还有同墓出土本为一体的四件文书《高昌竺佛图等传供食帐》、《高昌虎牙都子等传供食帐》、《高昌口善等传供食帐》、《高昌令狐等传供食帐》(60TAM307)。以及《高昌重光三年(622)条例虎牙汜谋等传供食帐一、二》(66TAM50),《高昌崇保等传寺院使人供奉客使文书》(69TAMl22),《高昌虎牙元治等传供食帐》(60TAM329)等,以上所举文书中的客使人名都是音译胡名。他们来自于西域和北方铁勒、突厥。这些客使身份的人虽然不是高昌的居民,但他们的出现从另一方面说明了,高昌与北方游牧民族以及西域各民族交往极其频繁。他们的到来,为高昌带来了全新的思想、文化、宗教、艺术,对高昌乃至更远的地区的文化、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正如唐诗人元稹诗所吟:“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另外,供食帐中明确标明供使、供食的时间从一两天到八九日不等。所以,不能完全肯定在这些客使中没有居留时间更长,或是长期居住的。历史上也不乏其例,最为人熟知的如安世高。胡人人华定居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花园,随着外来人口的不断迁入,吐鲁番地区在姓名上亦呈现出胡汉交杂的斑斓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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