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瞿世系探讨：论瞿公即元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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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前段时间惠州随公后裔发给我的世系，前面的世系除了个别差异，可以说跟我们族谱完全一致。如他们把“延嵩”写成“延崇”（这可能是年久字迹模糊造成的错误），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个别错误，否认他们瞿公之后。据我们族谱记载，随公“任韶州遂家焉”，而且他们还有子仪公的千年信物量天尺，不过可惜上世纪被盗了。如果他们的量天尺没有丢失，我想没有任何人可以怀疑瞿公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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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人大半年来收集的关于瞿公的材料及对这些材料的解读，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瞿公不仅是仲恭公和金堂公主的亲生儿子，而且在五代十国甚至到了宋朝都声名显赫，家族昌隆，为南方各派郭氏所熟知，这可以解释当时郭氏都以能并入瞿公世系为荣。
2、瞿公就是元鐬公。我们族谱中纉公和瞿公就是金堂公主墓志铭中提到的繢公和元鐬公。
3、繢公和元鐬公是孪生兄弟，他们出生于公元845年，是仲恭公的遗腹子，所以未能在仲恭公的墓志铭中记载，但是却出现在金堂公主墓志铭中。
4、瞿公四子：延昇、延嵩、延勃、延暹。该四位祖先的坟墓至今尚存，后人仍在拜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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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桂东敦本堂郭氏老谱（1854年版），子仪公的原配夫人应该是韩氏，封劲节夫人，估计后来任高官后，又与当时望族王家结亲，娶了王氏，虽然是继娶，可以推测，她凭着家族势力，在家庭中地位是非常高的，从封号“霍国夫人“可以看出，地位在韩氏之上。族谱中说生子八，没有进一步说明八个儿子是否都是王氏所生。我估计韩氏可能也生了儿子，但是王氏生的儿子更多，所以后来影响力也更大。我阅读了麻岗派几部老谱，他们只提到韩氏，对王氏只字不提，说明桂东郭氏敦本堂老谱更加客观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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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桂东郭氏敦本堂老谱有几处信息明显跟《旧唐书》和《新唐书》都不一致，有些也许会颠覆宗亲们的认知，比如：
1、关于子仪公的出生年份，根据《旧唐书》和《新唐书》享年八十有五的记载，子仪公应该出生于公元697年。但是我们的老谱记载子仪公出生于则天圣历二年己亥（公元699年），卒于建中二年辛酉六月（781年）。按我们族谱计算的话，子仪公应该享年八十三岁。
2、关于子仪公第四子的记载不同，《新唐书》记载子仪公第四子为“郭昢”，我们老谱记载为“郭（日我）”。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细微差别之处。


这说明两个问题：
1、我们老谱的原始可靠性，就是按自己家族传承记载，绝不受其他史料影响，绝不抄袭其他史料。
2、关于一些信息，孰对孰错，尚无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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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敬之公的不同记载之比较：
1.迁扶州刺史，未上，除左威卫左郎将，兼监牧南使，渭、吉二州刺史。侍中牛仙客韪君清节，奏授绥州，迁寿州。累加中大夫，策勋上柱国。
                                                                ——颜真卿《郭氏家庙碑》（写于764年）
2.凡历州掾至别驾者三，转府僚、迁郎将者五，兼团练、监牧使各一，除吉、渭、绥、寿刺史共四州，累勋上柱国，进阶中大夫。
                                                               ——苗晋卿《寿州刺史郭公神道碑》（写于760年左右）

3.历绥、渭、桂、寿、泗五州刺史，赠太保，追封祁国公，配范氏，封夫人。生子二，长子秀，次子仪。                                   
                                                               ——《桂东郭氏敦本堂老谱》（1813年版和1854年版，两版内容完全一致）

4.历绥、渭、桂、寿、泗五州刺史，以子仪贵，赠太保，追封祁国公。                                                  
                                                              ——刘昫《旧唐书》（完成于945年）

从这四个记载可以看出，1和2信息相同，3和4信息也一致，不过它们相互之间应该都没有参照抄袭，因为多少还是有些差异的。从3和4可以看出，刘昫（888年-947年）编写《旧唐书》时，社会上确实有关于子仪公家族的信息材料，也许是国家图书馆馆藏，也许是家谱，反正跟我们的族谱信息很接近。这里可以有以下五个推测：
1、当时子仪公有生活在北方后晋的后裔，他们的族谱信息跟我们的一致，很有可能被刘昫他们《旧唐书》编委会成员获取。
2、《旧唐书》完成于公元945年，由后晋皇帝石敬瑭组织编写，当时瞿公后裔已经生活在南方，可以推测《旧唐书》与我们族谱互相没有借鉴。因为我们的族谱有一些《旧唐书》没有的信息，有些信息跟《旧唐书》不一样（如子仪公的出生年）。
3、家庙内容跟我们族谱和《旧唐书》内容为什么有些不同，家庙内容写于750-781年之间，这时候子仪公尚在人世，因此对敬之公信息比较了解。后面后人编族谱时，子仪公去世几十年了，后人应该是根据记忆编写的，而没有去阅读家庙碑文，故内容有些偏差。
4、我们的族谱提到敬之公“配范氏，封夫人”，苗晋卿写的家庙碑是敬之公妻“向氏”。为什么不一致，我推测敬之公至少娶了两房以上。
5、我们族谱记载敬之公有两个儿子：子秀，子仪。当然，也不能说就只生了两个儿子，但是我猜测子秀公和子仪公可能是同父同母，所以家谱把他们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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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昨天又阅读了吉水麻岗族谱（1824版）和万安符竹文政公后裔老谱（1946年版），他们老谱世系确实采用了《新唐书》世系，也就是说“郭缋”和“郭元鐬”分别都放在曜公世系和映公世系中，而且放进了他们族谱中，正如我之前所推测，《新唐书.宰相世系》对于仲恭公两个儿子的记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可能是造成我们族谱把仲恭公二子写成“纉”和“瞿”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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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又阅读了一老谱，碰巧发现关于逴公后裔文胜公的记载，这部老谱对宋朝很多人物的生卒年都记载明确，非常可靠。文胜公是被麻岗派族谱记载的瞿公重要后裔，因此对他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从这一老谱记载来看，文胜公在宋朝初期的吉安地区名气非常之大，难怪被记入麻岗派族谱。现在我把族谱内容辨识抄录如下：


元忠公之子文胜:字南山，宋庆历年间（注：宋仁宗1041-1048年）定家灵溪乡，称十万君翁，居南山，乃自号南山，严毅方正，乡闾丧则家富好施，积粟数万石，岁饥倒廪发赈，自奉俭薄，人咸德焉，于是有郭十万之颁，堂成崇口，匾曰亿，享寿八十九。
赞曰:瞻彼南山，嵯峨葱郁；仁膏义泽，乡邻庇覆；崇口曰亿，侈美厥堂；名公载笔，奕世垂光。
娶杨氏，夫妇同葬太公山人形子山午向。子二: 道广，兴隆。

（注：“曰亿堂”是逴公后裔的重要堂号，从宋朝存续至今，他们前几年又重建了这一祠堂，文胜公的坟墓至今保存完好，他们每年清明都组织宗族一起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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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府历代郭姓进士名录（共72人）（大部分是瞿公和晞公后裔）

南唐：

郭鹏，永新人。

宋朝：

景德三年李迪榜：            郭巽，永新人。
大中祥符八年蔡齐榜：        郭震，永新人。
天圣二年宋郊榜：            郭中堪，泰和人。
景佑二年张唐卿榜：          郭佺、郭之美父子，泰和人。
庆历二年杨寊榜：            郭师愈，龙泉人；  郭志诚，万安人。
嘉佑二年章衡榜：            郭元通，泰和人。
嘉祐八年许将榜：            郭知章，龙泉人。
元丰二年时彦榜：        郭履泰，龙泉人。
元丰八年焦韬榜：        郭知微，龙泉人。
绍兴四年何昌言榜：      郭询直，吉水人。

崇宁二年霍端友榜：      郭大受，龙泉人；郭元卿，龙泉人。
大观三年贾安宅榜：      郭致远，万安人。
政和二年莫俦榜：        郭允升，泰和人；郭劲，龙泉人；郭廷幹，万安人。
政和五年和何㮚榜：      郭孝友，龙泉人。
重和元年王昂榜：        郭浩成，龙泉人；郭思柔，龙泉人。
宣和元年沈晦榜：        郭元侯，泰和人；郭勋，龙泉人。
绍兴十五年刘章榜：      郭份，吉水人。
乾道二年萧国梁榜：      郭有冯，吉水人。
淳熙十四年王容榜：      郭弥邵（绍），庐陵人。
庆元二年邹应龙榜：      郭显文，庐陵人； 郭询直，泰和人。
嘉定七年袁甫榜：        郭公朝，庐陵人。
嘉定十三年蒋重珍榜：    郭子晟，庐陵人。
绍定二年黄朴榜：        郭明，庐陵人。
端平二年吴叔吉榜：      郭吉甫，万安人。
嘉熙二年周坦榜：        郭公亮，庐陵人。
淳祐元年徐俨夫榜：      郭有道，吉水人。
淳祐七年张渊微榜：      郭公署，庐陵人；  郭俊，万安人。
淳祐十年方逢辰榜：      郭大忠，庐陵人；  郭本忠，吉水人。
宝佑四年文天祥榜：      郭元忠，吉水人。
咸淳四年陈文龙榜：      郭子炎，泰和人；郭元亨，吉水人；郭载，万安人。

明朝：

洪武十八年丁显榜：      郭昌，永丰人。
洪武三十年陈䢿榜：      郭子泸，泰和人；郭士道，万安人。
永乐十年马铎榜：        郭公绪，泰和人。
永乐十三年陈循榜：      郭处静，吉水人； 郭显，吉水人。
永乐十九年曾鹤龄榜：      郭循，庐陵人。
天顺八年彭教榜：          郭缉经，庐陵人； 郭端，吉水人。
成化十一年谢迁榜：        郭洪，吉水人；  郭秩，吉水人。
成化十七年王华榜：        郭祥鹏，万安人。
正德三年吕柟榜：          郭仕，泰和人。

正德十二年舒芬榜：     郭波，吉水人； 郭持平，万安人。
嘉靖二年姚涞榜：       郭宏化，安福人。
嘉靖八年罗洪先榜：     郭应奎，泰和人；郭春震，万安人；郭宗皋，万安人。
嘉靖三十二年陈谨榜：      郭汝霖，永丰人。
隆庆五年张元忭榜：        郭子章，泰和人。
万历二十九年张以诚榜：    郭一鹗，泰和人。
万历四十一年周延儒榜:      郭如闇，庐陵人。
天启五年余熿榜：          郭维经，龙泉人。

清朝：

雍正元年于振榜：          郭樘，安福人。
雍正二年陈㥑华榜：        郭位，万安人。
乾隆三十六年黄轩榜：      郭绶光，吉水人。
乾隆四十九年茹芬榜：      郭缙光，吉水人。


以上名录摘抄自《吉安府志》（光绪元年版）


清光绪三十年甲辰科进士： 郭寿清， 吉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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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对家谱的研究溯源不能以学术的方法进行，毕竟，家谱很多内容都是后面凭记忆记载的，疏漏是难免的，即使30年修一次谱，也难以保证内容完全正确，况且现存的大部分族谱都是间隔五六十年甚至上百年才修的，再加上改朝换代的影响，谱牒的遗失损毁，写错记错一些内容都是正常的，我阅读了上百部家谱，没有哪部找不出点漏洞的，所以，我觉得差不多就可以了，有80%以上的准确率的家谱就已经很好了。除非有确凿证据，否则，对于自己祖先的传承记载应予以尊重肯定，不可随意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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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所谓的《吉水老谱》，并不是我们这派族谱的源头，他们的族谱跟我们的记载有很多地方都不同，在没有合谱之前，符竹五派郭氏基本就是各记各的，有些支派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对族谱内容进行了一定的篡改，造成跟其他族谱一些明显差异（比如有个族谱记录仲恭公生四子，跟我们记载二子就有很大出入，因此他们就抛出一个漏记一代的观点想自圆其说，谁知越描越黑），另外，他们给祖先加了各种头衔，比如给瞿公，延嵩公，洪霸公，文政公，文魁公加上“上柱国”、“进士”之类的头衔，这些我们的族谱都没有，也查无史实。他们为什么会加这些头衔，我猜测应该是来自外部的压力，当周边其他家庭科甲不断地时候，我想作为瞿公后裔肯定是会感到压力的，跟上世纪80年代高考一样，如果邻居都有考上大学的，你也会感到压力的，因此就给先人加点头衔以保持家庭的威望，这种做法我表示理解，但是不支持。幸运的是，我们桂东那边因为有高山阻隔，而且我们那边唯一考上进士的恰是我们郭氏族人，即明朝成化年间进士郭秉昭，两名解元也是郭氏族人，因此，我们那边不存在这种情况，因此，我们的族谱没有受到外界影响，跟吉水老谱区别很大，保持了自己记载的原始性，而且跟金堂公主墓志铭匹配度很高。金堂公主墓志铭公布之前，有些族谱就只记载仲恭公只有一子（特别是那些宣称仲恭公后裔的造假族谱，我阅读了好几部），我们的族谱却记载对了，连长幼顺序都对了。连《新唐书》都记错的内容，我们却记对了，这样的族谱，我是不会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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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去遂川给我们悠富开基祖斌甫公（宋理宗时期）扫墓，回家途中又想去给延嵩公扫墓，按照我们族谱记载：“延嵩公，字智远，仕吴历官枢密使，由十善镇徙符竹，卒葬方塘尾，夫人康氏合兆，常植槐于墓，今谓槐花树下，即符庄大门难老堂并墙前也。”我顺利找到了延嵩公墓（族谱记载准确无误），确实就在难老堂旁边。但是现状惨不忍睹，延嵩公的坟墓成为一个乱草堆，墓碑也没有，周边还散落着一些瓶瓶罐罐的生活垃圾。说实话，我感到有点吃惊和愤怒，因为旁边村民大多数是延嵩公后裔，千年来祖辈一直居住在该地，承续着延嵩公的福佑，但是却不能花点力气维护好延嵩公的坟墓，在中国这个注重孝道和尊祖敬宗的礼仪之邦来讲，实属不应该。你们的难老堂和古祠堂都保护得不错，但是最重要的祖墓却没有保护好，虽说是文哥时遭到严重的挖掘破坏，但是过去几十年了，没有一点补救措施，真的令人不能接受。我希望延嵩公后裔能够关注一下，积极推进延嵩公坟墓的修缮问题，则祖宗地下有灵，也会护佑子孙后代兴旺发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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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找到一份记载跟我们的记载高度接近的族谱，那就是浙江东阳龙山郭氏族谱（1999年版），他们是曙公后裔，他们的族谱记载子仪公第四子名字跟我们族谱记载一样，也是“郭日我”，而不是“郭昢”，另外，他们记载子仪公的出生年份也是“则天圣历二年”。可以肯定，他们的族谱记载也是没有抄袭《新唐书》，很原始保真，也具有很大的说服力。浙江东阳郭氏跟我们桂东郭氏历史上基本没有交流，因此他们的族谱记载跟我们的记载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说明南迁时他们各自保有一份家谱资料，而且后面很幸运地没有在岁月流逝中湮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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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查了曙公后裔世系，南迁后有四代确实没有担任任何官职，而瞿公则是五代皆为高官，他的玄孙随公都还担任了韶州刺史。我们可以推测，当时元鐬公做为金堂公主儿子，又是李唐高官，南迁时必然携带了万贯家财，在乱世中为了保全家人和财产，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担任朝廷官职，所以族谱记载“不得已”，说明当时无奈之举。但做为大忠臣之后，又是皇亲国戚，这做法在封建时代必遭非议，改名当然是很好的规避方法。当然，当时南逃的李唐高官在南吴和南唐任职的肯定很多，元鐬公只是其中之一而已，但由于他敏感的身份，不得不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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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至今，《桂东郭氏敦本堂族谱》（1854年版）中仲恭公与金堂公主两个儿子的名字与金堂公主墓志铭中两个名字记载差异的原因基本明了：
1、长子繢公写成了纉公，很大因素就是受《新唐书》影响，因为国史在古代具有很高的权威，其记载内容不容质疑。瞿公后裔有众多的进士举人，他们不可能不阅读各种史料，特别对于子仪公的事迹材料必然会仔细阅读，当他们阅读《新唐书.宰相世系》时，发现“繢公”被放在“曜公”后裔中，“元鐬公”被放到了“映公”后裔中，既然史书是神圣不可改动的，为了避免矛盾，只能认为自己记载出现了错误，于是用“纉”替换了“繢”，因为在词形上这个词最接近繢。
2、元鐬公写成了“元明公，瞿公”，这里改名的成分更大，瞿公仕吴，家族安享富贵百余年，作为李唐皇亲国戚，自然会受人非议，改名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他对名字进行了拆分，但是在音义方面与原名仍有一定的联系。当然，也不排除其他因素，比如，“瞿”可能本来就是元鐬公用过的名字，只不过没有被写入墓志铭而已，或者也有受《新唐书》影响的可能，为避免与《新唐书》发生矛盾，把“元鐬”改成“元明”也是有可能的。我这里重申一点，我作为一个现代人，都有三个名字，上次修族谱，我父亲给我写了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名字，说是我以前的名字。现代人尚且有多个名，更不用说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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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有个宗亲在网上跟我争论，说瞿公南迁后成为了平民百姓，他家的家谱是这样记载的。其实，只要理性思考一下，就觉得不可能，要知道瞿公可是皇亲国戚，金堂公主之后，是当时郭家显赫的一脉，家族树大根深，怎么可能一下子成为平民百姓？事实上，瞿公后裔一直都是吉安地区世家大族。以我们一脉为例，宋朝祖先大多担任朝廷官职，直到南宋末年的斌甫公，都还是宋京太学生，1244年，他联合太学生黄恺伯144人上书宋理宗，反对当时权臣史嵩之重任宰相之职，触怒宋理宗，被削籍，后来才隐居遂川悠富，才真正成为平民百姓。“于是太学生黄恺伯、金九万、孙翼凤等百四十四人，……皆上书论嵩之不当起复，不报。”（《宋史列传·卷一百七十三 》），黄恺伯等太学生上书全文如下：
                                                                                                
      臣闻君亲等天地，忠孝无古今。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自古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未有不孝而可以望其忠也。宰我问三年之丧而曰‘期可已矣’，其意欲以期年之近易三年之丧，夫子犹以不仁斥之。未闻有闻父母垂亡之病而不之问，闻父母己亡之讣而不知奔，有人心天理者，固如是乎！是不特无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且无一日之爱于其父母矣！宰予得罪于圣门，而若人者，则又宰予之罪人也。
　　且起复之说，圣经所无，而权宜变礼，衰世始有之。我朝大臣，若宣弼一身佩社稷安危，进退系天下重轻，所谓国家重臣，不可一日无者也。起复之诏，凡五遣使，弼以金革变礼不可用于平世，卒不从命，天下至今诵焉。至若郑居中、王黼辈，顽忍无耻，固持禄位，甘心起复，绝灭天理，卒以酿成靖康之祸。往事可覆也。彼嵩之何人哉？心术回邪，踪迹诡秘。曩者开督府，以和议隳将士心，以厚资窃宰相位，罗天下之小人以为私党，夺天下之利权以归私室，蓄谋积累，险不可测，在朝廷一日，则贻一日之祸，在朝廷一岁，则贻一岁之忧，万口一辞，惟恐其去之不亟也。嵩之亡父，以速嵩之之去，中外方以为快，而陛下起复之命已下矣。
　　陛下姑曰，大臣之去不可不留也。嵩之不天，闻讣不行，乃徘徊数日，率引奸邪，布置要地，弭缝贵戚，买属貂珰，转移上心，夤缘御笔，必得起复之礼，然后徐徐引去。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于大臣，是率天下而为无父之国矣。鼎铛尚有耳，嵩之岂不闻富弼不受起复之事，而乃忍为郑居中、王黼辈之所为耶？
　　且陛下所以起复嵩之者，为其折冲万里之才与？嵩之本无捍卫封疆之能，徒有劫制朝廷之术。彼国内乱，骨肉相残，天使之也。嵩之贪天之功以欺陛下，其意以为三边云扰，非我不足以制彼也。殊不知敌情叵测，非嵩之之所能制，嵩之徒欲挟制敌之名以制陛下尔。
　　陛下所以起复嵩之者，谓其有经理财用之才与？嵩之本无足国裕民之能，徒有私自封殖之计。且国之利源，盐策为重，今钞法数更，利之归于国者十无一二，而聚之于私帑者已无遗算。国家之十壤日削，而嵩之之田宅日广；国家之帑藏日虚，而嵩之之囊橐日厚。陛下眷留嵩之，将以利吾国也，殊不知适以贻吾国无穷之害尔！
      嵩之敢于无忌惮而经营起复，为有弥远故智可以效尤。然弥远所丧者庶母也，嵩之所丧者父也；弥远奔丧而后起复，嵩之起复之后而始奔丧。以弥远之贪墨固位，犹有顾籍，丁艰于嘉定元年十一月之戊午，起复于次年五月之丙申，未有如嵩之之匿丧罔上，殄灭天常，如此其惨也！
      且嵩之之为计亦奸矣，自入相以来，固知二亲耄矣，旦夕图惟，先为起复张本。近畿总饷，本不乏人，而知复未卒哭之马光祖；京口守臣，岂无胜任，而起复未终丧之许堪。故里巷为十七字之谣曰：‘光祖做总领，许堪为节制，丞相要起复，援例。’夫以里巷之小民，犹如其奸，陛下独不知之乎？台谏之敢言，台谏嵩之爪牙也；给舍不敢言，给舍嵩之腹心也；侍从不敢言，侍从嵩之肘腑也；执政不敢言，执政嵩之羽翼也。嵩之当五内分裂之时，擢奸臣以司喉舌，谓其必无阳城毁麻之事也；植私党以据要津，谓其必无惠卿反噬之虞也。
     自古大臣，席宠怙势至于三世，未有不亡人之国者，汉之王氏、魏之司马是也。史氏秉钧，今三世矣。军旅将校惟知有史氏，天下士大夫惟知有史氏，而陛下之左右前后亦惟知有史氏，陛下之势，孤立于上，甚可惧也！天欲去之而陛下留之，堂堂中国，岂无君子，独言一小人而不悟，是陛下欲艺祖三百年之天下坏于史氏之手而后已。
     麻制有曰：‘赵普当乾德开创之初，胜非在绍兴艰难之际，皆从变礼，迄定武功。’夫儗人必于其伦，曾于奸深之嵩之而可与赵普诸贤同日语耶？臣愚所谓擢奸臣以司喉舌者其验也。麻制又有曰：“谋谂愤兵之聚，边传哨骑之驰，况秋高而马肥，近冬寒而地凛。’方嵩之虎踞相位之时，讳言边事。通州失守，至逾月而后闻；寿春有警，至危急而后告。今图起复，乃密谕词臣，昌言边警，张皇事势以恐陛下，盖欲行其劫制之谋耳。臣愚所谓擢奸臣以司喉舌者又其验也。
      切观嵩之自为宰相，动欲守法，至于身，乃佚荡于礼法之外。五刑之属三千，其罪莫大于不孝。若以法绳之，虽加之鈇钺，犹不足谢天下；况复置诸岩岩具瞻之位，其何以训天下后世耶？
      臣等与嵩之本无宿怨私忿，所以争进阙下，为陛下言者，亦欲挈纲常于日月，重名孝于泰山，使天下后世为人臣、人子者，死忠、死孝，以全立身之大节而已。孟轲有言：‘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臣等久被教育，此而不言，则人伦扫地矣。惟陛下裁之。（毕沅《续资治通鉴. 宋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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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完全同意一些宗亲的观点，世系研究必须严谨认真负责，不能乱攀附名门，否则不仅自己会认错祖先，也会给其他人的世系造成干扰。我现在发现一个族谱——郴州市桂阳县和郴县郭氏族谱，他们1992年考证世系时，由于他们的世系已经无法得到确认，中间曾经有220年没有修谱，因此他们后来并入了我们桂东尧可公之后，但是，问题却很大，因为从照公开始，他们有八代祖先跟我们完全不同，我们照公之后是“絃公”，他们是“南山公”，然后到了“斌甫公”，又开始跟我们一样了，但是“尧可公”之后又完全不一样了。这样的做法，我觉得不负责任，我们传承上千年的世系一下子被他们扰乱了，几百年之后，又会给后人造成困扰，出现到底谁是正宗的问题。因此，我建议他们还是要重新考证自己的世系，不能这么随便，要并入我们的世系，那么，前面祖先就必须跟我们完全一致，后面的世系也必须能对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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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近来一直在思考，繢公和元鐬公的世系是不是被欧阳修他们故意放错地方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世系明显记错的恰好就是南迁吉安的这两派——广国公郭晖世系和中丞公郭瞿世系。按理来说，欧阳修本人就是吉安人，对于这两派显赫的家族应该是有所了解的，但是偏偏这两派的世系被弄错。值得一提的是，瞿公和晖公分别出仕于南吴和南唐。按照《新五代史》和《资治通鉴》的记述，这些史官对于接续出仕几个政权的官员存在偏见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故意放错他们的世系到底是出于何种目的，或者这里面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已经成谜。金堂公主墓志铭这么确切的记载，后代家谱记载肯定准确无误地把缋公和元鐬公放在仲恭公世系。退一万步讲，即使是过继，缋公和元鐬公也早就被记载在仲恭公世系，怎么在几百年后突然跑到曜公和映公世系中去了呢？因此，故意放错的可能性很大。

翰林学士

这是符竹五派之一松关派族谱（民国版1946年），他们于嘉靖后期迁出符竹，他们的谱系应该是保留了老谱的一些信息，比如明确记载仲恭公有二子：长纉，次瞿，至少比那些把长幼顺序都记错的族谱准确。那些早期迁出符竹的支派族谱，往往更权威，可能保留了比较原始的信息。我们支派宋朝初期就迁出符竹了，因此保存的一些原始信息其他支派没有，并不是他们没有这些信息，而是他们居住的地方兵家必争之地，所受环境的影响更大，在兵燹战乱中丢失了一些信息。关于延嵩公和洪霸公的墓葬地点记载，跟我们的族谱基本一致，但是还是有些差别的，有些内容可以互为补充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