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宿州栏杆郭氏报到

郭志会

安徽宿州栏杆郭氏报到,我们是汾阳堂号

简  介:

姓名:郭志会,
出生年月:1978年生,
学校:安徽农业大学
单位:中国建设银行淮北分行
电话:0561-3065523
手机:13030610009

[此帖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4-28 21:23:04编辑过]

郭志会

注: 这是我们这一支的学者郭志溪写的关于我们根源的散记,非常精彩,特转来供宗亲赏析.

http://fyzgzx.blog.163.com/

家在汾水之阳 

                                                         小学原来是祠堂

童年的很多故事都随着成长的过程而忘却了。但是，有些故事有些记忆是不能忘却的，只是有的清晰有的模糊罢了。同事、文友问我，为什么把博客叫做“家在汾水之阳”？

这一问，就把我带到了遥远的过去。

我生长的乡村是个集镇，根据历史时期的不同，它是区公所、公社、区公所、镇政府所在地，它有一个别致的地名——栏杆。我是七岁入学的，叫做“上学”，近代的说法叫做发蒙、开蒙。我的大哥在父母的授意下把我领到学校，校长叫我数数，我数了10个数，他就打断了。接着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了乳名，校长就在我的乳名前加了个郭字，他的意思就是我被录取上学了。

我看到的栏杆小学，青松翠柏掩映。整个小学地势高于周围，特别是高于正门（西门）前的操场和公路。我读书的教室在院落的东边，也是面朝西，地势更高些。显然，这所学校是建在山坡上的。老师的办公室高大威严，在学校的北侧，面南，有三大间，房子比较高。门前的大树茂盛，一只铜铃挂在上边。大树的南侧是一个圆圆的花园，花园的正中是一棵针叶松。我以儿童的目光感受着我的小学，这里是一个安静的所在，也是一个美丽的花园。

其实我是在先人的灵魂庇佑下发蒙的，因为这所小学的前身就是我们郭家的祠堂。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听到我的大伯父、父亲、族叔、族兄等人的“生活叙事”，我对祠堂和家族有了更多的了解。

郭氏宗祠于1956年改建成小学。

1956年是个什么年头呢？

这一年的1月1日，团中央发出《关于普遍建立青年扫盲队伍的通知》。4日全国总工会第七届执委会主席团第9次会议通过《关于1958年要扫除中国现有职工中的文盲的决定》。14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3月15日北京成立了全国扫除文盲协会。3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题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5月2日毛泽东在第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9月15-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指出：（1）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2)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3)确定了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4)大会坚持了1956年5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5)大会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12月31日新华社讯：到本年底，全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样，在中国，从根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和社会财富的享有者。

在这个大背景下，郭氏宗祠没有理由不建成学校。郭氏宗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显然不合时宜。它的使命不能继续了，而在此时，能借外力而摇身一变成为学堂，这是再好不过的角色了。尽管此堂非彼堂，但是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应该是苦涩中有欣慰。从此，成为学堂的郭氏宗祠跟随着时代的潮流成为党的教育阵地的一分子。

　　　　　　　　　　　　　　　　汾阳堂和我的学名

孩子们把这里作为学校，大人们的心里还是把这里看作祠堂，而表现在日常语言中则为“学堂”。一年级时，我患了一次严重的痢疾，险些丧命。多亏了那个年代，“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城市来的医生（令我父亲找兽药救我的是位男医生，大概姓杜？还有一位女医生姓吴。长大后，我一直没有打听到他们在何处），大胆创新，在缺医少药的农村，让我父亲到兽医站找来了兽用“可的松”，居然把我从死亡线上唤了回来。我在昏迷中听到了母亲的呼唤，我睁开眼，母亲的脸好象是变形的，好半天才恢复到母亲应该有的容貌上，那是我的视力从昏迷中恢复了。母亲说，还是送祟起了作用。她说，许了愿就要还愿，又是上供又是点香烧纸。住了很长时间的医院，待我出了院，隐隐约约听到母亲自言自语，大意是，你们疼俺孩子，俺也给你们送钱了，保佑俺的孩子平平安安……。我问母亲，你在说什么啊？母亲说，学堂是个祠堂，那里原来供的都是姓郭的老祖宗，一辈一辈很多人。你在那上学，又聪明，他们想要你。我听得毛骨悚然。母亲还说，到外边不要乱说，不然就要挨斗的，这是封建迷信。一场大病后，我的老师更喜欢我了。她们说我在高烧中胡话连篇，尽是汉语拼音，特别是第一课“毛主席万岁”、第二课“中国共产党万岁”，还有三面红旗万岁之类的，“背”得滚瓜烂熟。我想，高烧昏迷中的胡言，至少也证明了不是我的祖宗们作祟，因为“毛主席万岁”不是祖宗们的语言。

上学有些日子了。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告诉母亲，人家都有大名（学名），我还用小名（乳名），话里有怨气。母亲说，你那么肯学习，就叫郭志习吧。我说我怎么肯学习了？母亲说了话，大意是，下雪天，那么冷，我要用案板做饭，你不是到院子里的鸡圈盖板上写字了吗？我又问为什么还要加个“志”呢？母亲说，那是你的辈（我老家上了年岁的人，读“辈”，大致接近“必”音，汉语拼音并不能准确地把这个音拼写出来），我就纳闷了，我怎么就是“志”字辈呢？到了学校，就告诉了暂时教我语文的王校长。他说，这个名字好，就叫它吧。读三年级时，在外地工作的父亲回家，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郭志习。他说，把最后一字改为“溪”吧。溪水有生命力，积细流而成江河湖海。我就在新发的作业本的姓名栏填上了郭志溪。我的一位女同学，在早晨发放作业本时，还仔细问了这是谁，她还不认识“溪”字。若干年后，一位迷信怪力乱神的熟人，说我的名字改得不好，这是后话了。父亲给我改名时对我说，我们这个郭氏家族，堂号是汾阳堂，因为先祖郭子仪被皇上封为汾阳王的原因，所以叫做汾阳堂。家族中有字辈的排列，父亲随即说出了字辈的顺序：绍元时清永志良诚继先德茂嗣世昌隆，每四字一句逗，抑扬顿挫，颇为押韵，我立即喜欢了先人对字辈的排列，并且隐约感到这里边有很大的学问。我又问往上和往下的字辈如何排列，父亲说，往上他不知道了，往下，还没有排列。从此以后，我就注意了汾阳堂的问题。家族中的长辈人说，祠堂门楣上是有“圣旨”两个金字的，在圣旨两个金字下边是“郭氏宗祠”四个镏金大字。为什么在门楣上镶嵌“圣旨”二字呢，就是因为祠堂内收藏了皇上颁发的圣旨。旧社会，在栏杆郭氏宗祠前，文官下轿，武官下马……

这些美丽的传说，夹杂着祠堂闹鬼诸如白胡老头子、黄大仙之类的神鬼故事，极大地开发了我的想象力。尽管贫下中农管理着学校，叫做贫宣队吧（不管什么组织，说到底还是老少爷们，只是无休止的政治斗争，把老少爷们的血浓于水的亲情斗得所剩无几），依然管理不了私下的传说。到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的年代，我大约读三年级。这年我患了脑膜炎，是乙脑还是流脑就不清楚了。住了五十来天的医院，屁股挨了很多针，以致注射器的针头经常被拒弯。出院后，能走路，但是不能站立，站立时两腿就颤抖，一周后才恢复过来。而且，重新回到学校后，乘法口诀刚教过，我自己努力把它背了下来，然而，我悲哀地发现，我的数字概念一塌糊涂，乘法口诀的背诵必须和阶梯的形象联系起来才能完成。大概脑袋的一部分病了，就会使没有病的部分更好用了？我的算术已经与成绩无缘了，而语文成绩突飞猛进。不知道是不是郭氏祠堂的先祖们在作祟？这样多的列祖列宗，他们有灵魂吗？他们的灵魂究竟是在天堂还是在祠堂呢？他们真的保佑着我吗？

五年级是小学的最后一年，升初中后，就到祠堂后边的山上新建的一排房子读书了。

　　　　　　　　　　　　　　　　聆听古碑的吟唱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参加了工作。这个时候，我知道了“百忍堂”是姓张的堂号，“三槐堂”是姓王的堂号。在我认识了诗人、作家闫广智以后，在探讨文学话题的同时，也探讨过“郡望”的问题。闫广智对我说，“汾阳堂”就是你们姓郭的郡望。我问什么是郡望，他只是说居住的地方。稍后才知道，“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在某地居住的名门大族。最能说明姓氏贵贱，而且一直流传至今影响深远的姓氏书，当数宋朝编撰的《百家姓》。《百家姓》的前八姓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赵姓是国姓，当然位居傍首，钱为吴越王之姓，其余六姓为皇后外戚之姓。我看到的《百家姓》中，标明着各姓氏的郡望。随着读书和对社会的接触越来越多，我听到了姓郭的是从山西迁来的说法。一些老年人说，姓郭的老家是山西喜鹊窝。我从书本中得知，山西是有个曲沃的。这有可能是以讹传讹，读转了音。但是，既然汾阳堂是郡望，那老家一定是山西汾阳。我开始关注家族的文物，特别是经过岁月淘洗的古碑。

1983年，我在镇东头，也就是东寨门附近找到了一块古碑，其时它正作为石砌的淘草池的其中一块。我说服了族叔，告诉他这是祖宗的一块碑，你把它用来砌“淘草缸”，是大不敬啊。他说，不知者不怪。我问这块碑是从哪来的？他回答是从地下挖出来的。当把这块碑取出清洗后，我发现它的年代比较久远了。我用白纸覆在碑上，用墨把它拓了下来。后来作为古碑资料，我把拓印的资料送给了县文化局。碑文如下（原文为竖排）：

 

直隸鳳陽府宿州孝義鄉南關山村居住報恩孝男仁曰郭浩妻楊氏義曰郭洪妻李氏禮曰郭玉妻王氏智曰郭顯妻朱氏合家眷等謹叩誠心置立碑記一統專為

亡故母親夏氏　　神主

大明正德元年肆月初六日寅時建立

石匠　　　尹成

（碑阴文字）：

仁曰郭浩妻楊氏生三男二女　孟曰郭子賢妻王氏　仲曰郭子良　季曰郭子方　女梳兒婿武隨銀女兒三女兒

義曰郭洪妻李氏生三男一女　孟曰郭子榮　仲曰郭子華　季曰郭子富　女白女兒

禮曰郭玉妻王氏生三男一女　孟曰郭子忠　仲曰郭子恕　季曰郭子欒　女愛女兒

智曰郭顯妻朱氏生三男一女　孟曰郭子學　仲曰郭子名　季曰郭子用　才女兒

女王推女兒婿王維遐兒婿富

 

碑文已经有些风化了，我读得似是而非，在此引用的也不完全正确。但是起码我知道了这块碑立于明正德元年，即1506年。发现这块古碑后两年，我的族叔永东告诉我，区公所（相当于镇级政府）要把这块碑移到区大院保存。我说不可，就地保存是最好的。再说了，这是我们郭氏的家族文物，移到区大院内有点不伦不类。族叔说，这是区委书记的意思。我就找到了区委书记，告诉他这是儿子率儿女为母亲立的碑，是我们郭氏的古碑，本地又分栏东栏西两个村，这样移动，恐生家族是非。区委书记听了我的意见，也没有再坚持。

然而，往事跨越几百年，谁能说清历史的车轮碾过，还能辨别出什么？又焉知我家的郭姓是不是赐的呢？

我把我的想法大胆地给族叔永松说了，他好象对我的说法有点吃惊。同时他告诉我，他有旧家谱，适当的时候准备让我看看。后来他再没有提让我看家谱的话题，我估计是因为他保存的家谱不全的缘故。我把我的想法给族兄志远说了，他笑而不答。在我向他索要书法作品时，他让我看到了破烂不堪的郭氏族谱。小心仔细地从我的祖父往上找，的确一直能找到先祖郭子仪！而郭子仪是更远的先祖之百代孙了。我推测，族兄保存的和族叔保存的家谱不是同一版本，只能是不同时期的家谱。1997年至1998年，在族人的共同努力下，把族叔家的散落的家谱和族兄家的这册，合并整理，加上新续的部分，编成了六册《郭氏族谱》。而这次修家谱，已经是继道光十二年（1832年）重修的第六次修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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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志会

我找到的古碑，在我看来是郭氏的移民祖先了。因为我没有发现更早的古碑。其实这还不是我们郭氏的第一代移民，根据六修家谱小组的族人寻找到的碑文（立于中华民国三十年十月一日）和旧家谱的记载，我们这支郭氏的移民祖先是“来祖郭三公” ——钦。

　　　　　　　　　　　　　　　先人开发了南关山村

发现了明代的古碑以后，我就思考明代移民问题。既然是汾阳堂郡望，我们的祖籍就应该是山西汾阳。根据发现的明代的古碑记载，显然，我们这支郭氏家族是在明朝移民而来。到城市工作以后，间或回家看看，家族的父老兄长又找到了一些有价值的古碑。我当年找到的大明正德元年立的古碑是“亡故母親夏氏　神主”，我的族人后来又找到了“亡故父親政公　神主”。政公和夏氏是夫妻，不知道为什么死后分葬，叫做“各占风水”，所以，浩公兄弟四人给父母各立了一块碑。从中华民国三十年所立石碑看，政公是三代祖，二代祖有大公、二公、三公（讳失传）兄弟三人，一代祖显然是钦公了。既然名讳失传，在1940年代如何知道他们是二代祖呢？这是当时的族人根据字辈排列出来的。

从旧家谱看，我的家族是从五代祖老长房五支子莪这支繁衍而来。

在思考家族问题的同时，我一直想寻找当年的孝义乡在什么地方。1985年，我因参与县文化志的资料搜集工作，有机会请教了参与编县志的苏九如老先生。

我当时住在县文化馆的创作室。创作室所在的这片建筑是民国年代的雷大帅（雷震春）公馆。白天去街巷寻找1949年前后的人物，采访、记录、核实关于宿县解放以来的文化史资料。晚上，夜深人静，我凝视着灰色的房顶，思考着郭氏家族的问题。我想，这个孝义究竟在哪里呢？我去了苏九如老先生的办公室。

在他的县志办公室，我们一老一少，新图古卷地翻阅，也未能找到孝义乡的所在。接着我们讨论陴湖问题，其中涉及到了斛城。《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斛城在今解集偏西。苏先生说，这个标注不准。接着翻阅了县志办公室丰富的历史书籍。《魏书·地形志》：“斛城有五丈坡，西有陴湖”。《水经注》：“陴湖水东至朝斛亭……陴湖水上承甾邱县之陴坡，南北百余里，东西四十里，东至朝斛亭”（甾邱即栏杆西南的支城、支河）。《铜山县志》：“宿徐之界有陴湖，周数百里”。我告诉苏先生说，栏杆街上有个传说，从栏杆往北翻过小山一公里，有一座土桥。土桥以西的大片田地，到了阴天就能听到鬼哭狼嚎。传说有一天一个农民在田地干农活，到了中午突然眼前一亮，出现了街市、楼房，人来人往很热闹，持续数秒后消失。苏先生听后就笑了，他说他也听说过。反正那里是有座城的，不是别的城，从各种资料判断，栏杆镇以北二公里，则是古代斛城所在。这个时候，我就一厢情愿地大胆假设，孝义就在斛城。而且孝义这个地名，在山西、河南一带并不鲜见。我们的先人随着明初的移民大潮来此，会不会顺便把地名也“移”了过来呢？当然，这需要求证。而我一直没有求得正解。

苏先生接着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这个地方叫做栏杆？他说“明代天启年间，这一带发生水灾，栏杆山北部一座城被水淹没。一说是紫金城、一说是宛城、一说是邳阴城。现在咱们基本确定了它就是斛城。城南有一山叫做南关山。山上原无居民。因城市被淹没，居民乃搬上南关山建房居住，聚集成村。居民在山上筑起围寨，墙高五尺，周围是九里单八步，寨墙蜿蜒数里，远看好象一道栏杆，后人便称栏杆山。也有说此处周围有小山数座象栏杆，因此得名。”我说，苏先生，我不能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栏杆的古碑记载得很清楚，正德年间的碑文，总比天启年间要早很多吧，所以，南关山村民不是从斛城搬来的。至于栏杆山这个名，有很大的可能是“南关山”读转了音的缘故。苏先生对我的理解表示认可。他还说，等县志编完，就回家编栏杆志。据我所知，苏先生编《栏杆志》的愿望没有实现，他大概编写了几万字的提纲就去世了。

栏杆，北距徐州四十多公里；南距宿州五十公里。东北和西北是山丘，断续连成一个半圆，西南是开阔的平原，平原以西是一望无际的陴湖，显然是靠山面水的所在。来祖钦公大概看中了这里的风水，于是率领族人开发了这片不毛之地。在以后的漫长历史时期，栏杆镇也许又来了逃荒逃难的人们，从此，栏杆镇又多了一个“刘巷子”和一个“姓杨山”。郭姓和刘姓、杨姓和睦相处，表现了郭氏家族的包容和宽厚。其中刘姓居住在寨墙内，杨姓居住在寨墙外。因为郭（锅）杨（羊）谐音，老辈人还比较迷信，所以，杨姓始终不愿意到山南寨墙以内而宁愿居住在寨墙外的山北，意为杨（羊）不在郭（锅）前而只在郭（锅）后，以期人财两旺。

 

郭志会

在移民的奔波中寻找乐土

从来祖钦公到正德元年立碑的浩、洪、玉、显公，整四代人，按三十年一代人计算的话，为120年，而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正德元年共138年，这足以说明来祖钦公的移民正是发生在洪武年间，也就是明初。

明初，以朱元璋为首的统治集团，面临的是一个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的局面。多年的兵连祸结，人口锐减，土地荒芜，遂致河南、河北、山东、苏北、皖北等地“道路皆榛塞，人烟渐绝”，呈现的是地广人稀的景象。而这个时期，相对远离战火的山西却是“风调雨顺”，社会相对安定，经济发展，人丁兴旺，逐渐出现了地窄人密的局面。为了解决劳动力与土地的矛盾，明太祖朱元璋从洪武初年开始了大规模的移民，山西首当其冲成为最主要的移民迁出地。山西两府（平阳、太原）五州（汾、辽、蒲、潞、沁）五十一县之民，随即被遣送迁移至北京、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陕甘等广大地区。明人李松写的《流民叹》对移民的情景作了描述：恻恻背乡井，迟迟行道侧。故土难离，热土难离。挈妇带子，奔向未知的远乡，奔向未知的将来。那些非政府组织的流民就更乱糟糟了——“闻道大河南，人家富黍稷”，听说哪里日子好过，就潮水般涌去……

栏杆郭氏来祖钦公是明初移民大潮中的一滴水，他被历史时代的潮流挟裹着前行。告别热土，揣着先人传下的“圣旨”，在移民的奔波中寻找乐土。钦公首先是迁到了江苏徐州铜山土龙村，也许是水旱灾害，也许是人多地少，也许迁到直隶凤阳府（皇帝的故乡）的南关山村有什么优惠政策？还是出于某种无奈？总之，他离开了首迁之地江苏铜山土龙村，再迁到了铜山南几十公里的南关山村定居。这里背山面水，山前可以种地，湖上可以捕鱼，从此在这里扎根繁衍生息……

据家谱记载，来祖钦公是始祖子仪公的二十二世孙，暧公二十一世孙，栏杆郭氏的一世祖。钦公生三子，二公无嗣。二世祖兄弟三人，名讳失传。三世祖兄弟二人，名讳政、语，均系二世祖三公后代。四世祖浩、洪、玉、显均和先人葬在郭家陵园。五世祖贤、良、方、荣、华、富、忠、恕、栾、学、明、用十二支，为生计，外出九支，分别在涡阳、蒙城、濉宁、泗县、萧县、砀山等地。在栏杆生存下来的郭氏族人，是语公的后代。到“志”字辈的我这一代，已经是先祖郭子仪的第四十代孙，来祖的第十九代孙。

郭志会

钦公的后代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几百年的繁衍生息，到现在，栏杆街上的人口已经达到万人，其中栏东村5400人，栏西村4600人。

说实在的，以我现在的眼光看明洪武年间的来祖钦公，真的很佩服，当然也心怀感恩。他是有眼光和远见的，因为黄河历史上的历次决堤泛滥，不知淹没了多少城镇村庄。明天启年间的大水，淹没了南关山村北边的斛城，自然也会淹没南关山村。然而郭氏族人能够躲过劫难，实在多亏了居住在山脚的原因，哪怕是洪水袭来，生还的几率要比远离山坡不知高多少倍啊。到现在我的老家农民把“下地”做农活，依然说成“下湖”。

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我的族人在挖塘泥的时候，在地面以下三、四米深的地方，挖到了南关山村的遗址。村庄比较大，居住区集中在山脚附近，即寨墙南门西南一片相对平坦的地方。房屋结构为砖石。石头为山上的石灰岩，砖是灰色的明代砖，较大较厚。在距离村庄五百米的更西南，是打麦场，因为出土了远比现在大得多的石磙。打麦场外，发现了一口水井，井口直径一米多，周围用石头镶嵌。族人挖出砖石，用于建房砌墙，所以，只是挖掘了墙体部分，因而也没有发现遗骨。沿着村庄往东五百米，是郭氏陵园，分南北两个。两个陵园之间的山脚下，矗立一座塔。传说的塔名叫做“愿穷塔”，1966年拆毁。我小时候跑到那个地方玩，还能看到长条石横七竖八乱放着，以后逐渐被派上了其他用场。还有一些石雕、浮雕也被损毁，真是可惜。传说这个塔是先人们到南关山村定居后，年年丰收，把长工累死了好多。于是，先人们建塔表示愿意贫穷。我觉得这个传说不可靠，也太矫情了。我想，它叫做“镇穷塔”倒是有可能的，谁没有镇穷的愿望呢？

当然，我们的南关山村即后来的栏杆，是有寨墙的，前边说了九里单八步，分东西南北四个大门，寨墙外是濠沟，其中南门置吊桥一座。直到现在，老年人还用“吊桥”指称早已成为石桥的桥。寨墙建于何年，无记载，不可考了。建寨墙是防贼防匪，没有一定的家族实力，也建不起来。1938年的春夏之交，日本侵略者野蛮地闯入了我的家乡。“跑反”的族人，争先恐后夺寨门而跑，没有跑掉的人，就惨遭杀害奸淫。我父亲告诉我，那年他十七岁，营养不良使他象十来岁，天黑了，他悄悄地从山上回家，结果鬼子在我家还没有走。鬼子把我的父亲摁到牛槽邦上，刺刀压在了他的脖子上，鬼子比划着杀人的动作，然后一阵狂笑。我父亲说，这是头窝鬼子，对小孩还有点人味。二窝三窝就是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了。寨墙本来是用于保护自己的，面对强敌，寨墙还能起什么保护作用呢？不仅不能起保护作用，反而逃不出去而受害。我的族人可能是因为吸取了这个教训，或许因为后来的保甲制度，1939年寨墙被扒掉（这个故事强烈地印在我的脑海，所以，我对我的一个本家同学，在国家培养他成为博士以后，到今天仍然在日本工作而不满）。

斛城湮没而南关山村犹存，死里逃生的郭氏族人，全仰仗着来祖钦公的远见。洪水退了，生还后的族人，想必更重视这块宝地，特别是在安土重迁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唯一的不变的选择，就是在黄土掩埋的废墟上，重建家园。我们村的土地是俗语说的浴土地、沙土地，和黑土地相比，并不肥沃。然而，它却养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郭氏族人。

　　　　　　　　　　　　　　　　　耕读继世长

随着我对家族的认识不断深入，我不怀疑我们这支郭氏就是郭子仪的后代了。我非常反感坊间流行的攀名人之后的做法，所以，当年我大胆地向族叔族兄提出，历史上有赐姓的做法，我明确地向他们表示过怀疑。现在，家谱、古碑都证明着栏杆郭氏就是郭子仪之后代。特别是有一次我问我的大伯父，见过祠堂上的“圣旨”二字吗？那块石头呢？大伯父告诉我，他见过。那块石头作为“四旧”被“破”了。我想，冒名的、受赐的，都不敢那么张扬地把“圣旨”二字刻石置祠堂门楣之上。我还想，在清朝乾隆元年建设郭氏宗祠的时候，皇帝也没有颁发圣旨，因为若是皇上颁发圣旨，我的先人们就不至于那么劳苦经年建设宗祠了。当时是来祖九代孙芳生、儒生联属族众建设，兄终未成，弟继之。《郭氏宗祠记》记载：“兄創弟承　大清乾隆元年桃月上浣轂旦”。这只能说明圣旨是作为传家宝传下来，由来祖钦公带到南关山村，并且继续作为传家宝传给后人。待郭氏宗祠落成，门楣上显赫地刻着“圣旨”二字，那么，传家宝“圣旨”就理所当然地存放宗祠中。大伯告诉我，那个圣旨不知道是被谁“秘”（读去声）起来了，还是烧了，反正再也找不到了。

至于郭子仪公往前的郭氏源流，我不打算费过多的“指劳”（敲击键位）了。我曾经读过这方面的资料，郭姓出自黄帝姬姓后裔。周武王封文王弟虢叔于西虢，虢仲于东虢。公元前七百七十年，周平王东迁，夺虢叔之地予郑武公。南方的楚国正想向中原扩展，于是以周平王灭虢为由，起而讨伐。周平王不得不请来虢仲的后裔序封于阳曲，号曰“虢公”。“虢谓之郭，声之转也，因以为氏”（见宋代欧阳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郭氏到了唐代，因郭子仪公而成为名门望族。子仪公八子七婿均为朝廷官吏，怀抱笏板，入朝议政。唐肃宗御言赞曰：郭家满笏也。所以，汾阳堂另一堂号为“满笏堂”。遥想这样的家族，这样家族的书香，一定浓厚地弥漫在当时的长安东城常乐里。　　　　　

斗转星移，转眼到了明代初年，郭氏后人早已没有了昔日的风光，跟随移民大潮迁移全国各地。

来祖钦公躬耕陇亩，生存下来后，不忘子弟教育。冬为年之余，夜为日之余，雨为晴之余，不失时机期望“诗书门第长”。然而，农民的宿命决定了，他的期望终归是奢望。退而求其次，成为耕读之家倒是可能的。乾隆元年所建郭氏宗祠，除了门楣之上镶嵌“圣旨”二字外，朱漆大门上的对联为：忠厚傳家遠　詩書門第長。门边对联为：派系汾陽世居欄杆昌祖業　族傳宿郡代修祀典報本源。横披：汾陽世澤。这个“界面”一直延续到公元1966年。我的理解是，尽管只有忠厚而没有诗书，作为一个教诲子孙的追求目标，所书内容依然是很美好的。耕读之家的文化功底并不深厚，从历代碑文和文字记录来看，水准参差不齐。乾隆元年建郭氏宗祠的碑文，体现了不错的文字水准；道光十五年绍本镌“郭氏宗祠首缮碑文”，水准和前者持平；在所有的文字中，我独欣赏道光十二年（1832年）歲次壬辰　桃月　重修的《重修譜序》。这篇文字是十三代孙尚敏公所撰。该篇叙事简洁清晰，微言大义，文采飞扬。把修、续家谱比作国之修史，更阐明了“信則溯，疑則闕，使溯無疑……溯之而不能信，闕之亦可也”的史家观点。同时发出了郭氏风格的警告：“若溯之無信，疑之不闕，妄以聞冑之華顯，泛然攀附不足以欺人，適足以自誣，敦本厚族之譜，為人嗣觀笑之場矣，為子若孫可懵然哉”！清光绪三十年（1905年）十四代孙绍和公撰书的三修谱序、民国二十年（1930年）十六世孙时措公敬书、十七世孙清维公敬撰的《四修谱序》等均未达到十三代孙尚敏公的文章水准。民国七年（1917年）十月初一日立碑文“郭氏祠堂二次重修碑文”，更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郭氏祠堂”不庄重，乾隆元年始建时就叫做“郭氏宗祠”；二是碑文不是郭氏族人所撰，为石相痒生张秀松谨撰，起码说明栏杆郭氏当时没有能超过石相痒生文字水平的人。

在排字辈（名准）的问题上，倒是表现出郭氏族人的舒展大器。道光十二年重修家谱时，十二世孙亭祖公、十三世孙尚敏公排出“绍元时清永志良诚”八字，体现了修谱的时代和心路历程，寄托了美好的理想，真是美轮美奂；光绪三十年（1905年）十四世孙绍和公、十五世孙元谨公三修家谱时，排出字辈（名准）二十四字：继先德茂嗣世昌隆由义居仁知心健行品立功著显扬盛明，和前者相比，气魄不够壮观，文采略胜而风骚稍逊。这些字辈排序，由家族中人口口相传，待六修家谱时，发现旧家谱中个别字已经损毁不辨。在“嗣世昌隆”四字上，是“四季苍龙”还是“社稷昌隆”？我把自己的理解“嗣世昌隆”告诉了族兄志川。不过，我依然认为自己理解得未必准确。我的父亲想必也没有读过清代所修的家谱，不然，字辈排列他会全部告诉我的。

一次回到老家，和族兄志川拉呱。他对我说，六修族谱的字辈排列是“香港回归万众欢庆振兴中华东亚繁荣”十六字。他略为自嘲地说，排出的字辈没有前人的好。我说，也算押了前人的韵，并且工作量比前人大得太多，已经不容易了。

　　　　　　　　　　　　借问家在何方　家在汾水之阳

关于明代的移民，关于移民的故事，已经传播较广了。我的儿童时代和少年时代，也从长辈人那里听到了许多。“要问俺家住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等民谚，传达了明代移民的历史信息。我想，尽管先祖郭子仪公出生于陕西华县，但是他的父亲郭敬之，就是山西汾阳人；尽管来祖钦公未必是从汾阳迁来，有很大的可能是从长安附近或者就是从长安城迁来，但是只有汾阳才是根本之地；尽管子仪公再造唐室、位极人臣，但是他最响亮的称号莫过于“汾阳王”……汾阳汾阳，汾水之阳，就是说古汾阳在汾水的北坡。所以，借问家在何方？我的回答是“家在汾水之阳”。

南关山村（栏杆）相对封闭的环境，保留了许多古代的语言，当然也是山西汾阳的古语言。我到山西平遥一带，曾经听到过熟悉的栏杆方言。我的族人就是现在对某人或某事感叹时仍然用文言叹词“噫唏”。还有许多方言，和山西汾阳方言基本接近。下面引用一部分（括号内的为方言）：

玉米（油秫黍）、屁股（腚膀子）、回家（家走、家赶，赶发gang音）、不在乎（不掐乎）、笆斗（栲栳）、手掌（耳巴子）、拳头（锤头子）、向日葵（转莲）、祖父（老）、爸爸（大）、菜刀（石刀）、闹（乱）、生（嬎）蛋、游泳（洑水）、小便（尿尿、解手、解小手）、大便（屙屎、解大手）、叉开、分开（喇叭开）、唆使（戳乎、掺乎）、配种（照、群）、打、吃、干、做（剋）、踹（哌pai）、踩（躁）、来不及（迭不的）、快点（忙伶俐的）、灰喜鹊（楝楂子）、短小精悍、利索（耍刮的）、很好（圪拔的）、小气（馊抠）、坑（可teng）、昂脸（鹅脸）、传染（沾人）、走路有精神（杠杠的）、聪明、思路清（透松）、松软（暄乎的）、不允许、不适合（不兴的）、聊天（拉呱）、不怎么样、不严重（不匝、不匝的）、藏（匿、秘）……

这些语言多数还没有死亡，有的语言只在老年人中使用，有的语言显然是书面语，例如，我老家人和“藏”同时使用的还有“匿”或者“秘”。我老家还有一种面食叫做“猫耳朵”，油炸食品，还有一种包水饺的特别方法，叫做“包猫耳朵”。我想，这个说法一定比较古老，山西一带会不会有这个“猫耳朵”？关于“解手”，好多文章都考证了是在移民的过程中，官员把移民的手绑起来迁徙。谁要拉屎拉尿，就报告官员“解手”。久而久之，解手成了如厕的同意语了。据说，凡是明朝从山西移民的人的后代，小脚趾都有个裂缝，好象是两个趾甲似的。小时候，我就和同学们在一起，赤着脚看了，果然是有裂缝的。据说是当时的官员在登记移民时，为防止移民逃跑，登记一个，就在被登记的人小趾脚砍一刀。还有一说是，家人为了日后能认出亲人，在孩子的脚趾上划的刀印。这个我是不相信的。性格、志趣等能够积淀在遗传基因中，外伤是绝对不能遗传的。

在我们这个家族中，包括铜山（来祖之后还有重返铜山土龙的支脉）郭氏，还是出了一些人物的。

郭影秋（和栏杆“清”字同辈），教育学家、历史学家、先后任云南省省长、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北京市委书记等职务，是主动报名不干省长做校长的著名人物，周总理满足了他的这个愿望。已故。郭清菊（字明政），我父亲的小学同学，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远征军上校，赴缅甸抗日，1949年赴台。1980年代后，任全国黄埔同学会常务理事。已故。郭永英（字子豪），抗日战争时期第五战区民众动员会干事，烈士。他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以教员等身份为党工作，后因叛徒告密壮烈牺牲。烈士。

说到人物的话，还有一位和我基本同名的郭志习，现任交通部派驻法使馆工作人员。这个郭志习，和我同庚，是族叔永俊的公子，自小生活在褚兰镇。前边说的我改名的话题，什么改得好与不好？就是说，好运集中在这个“郭志习”的名字上，我不相信。中学时代，我就没有这个郭志习的成绩好，再说了，我那一塌糊涂的数学，拖了我高考总分的后腿，使我永远地与大学失之交臂。

 小时候听说修家谱的话题，比较反感，感觉那是封资修一套。及长，看到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那么严重，一直弄不懂为什么。其实家谱对女性是不记载的，至多记载男的配什么氏的女性为妻，生育了几男几女，或者这个女儿适（嫁）到什么地方什么姓氏了。我的同一曾祖父的兄弟就有十三人，所以自小就没有被别人欺负的感觉，从心底没有这方面的体验。正是因为郭氏族人的家教和民风淳朴，南关山村，逐渐形成了人气很旺的集镇。因此，上世纪五十年代区公所由张山迁至栏杆。记得1978年后，农村民间剧团复活，这些剧团，到了栏杆都不敢上演《休丁香》，而一旦演出《打金枝》，族人特别爱看。我隐约也感受到了家族势力的威慑力量。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农村家族势力的负面影响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人多势众，往往导致不公平的产生。如今是法治社会，家族势力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在一些偏远的农村基层选举中，就更加明显了。我之所以对家谱有兴趣，是因为家谱散发着文化的、民俗的书卷芳香。引导、发扬家谱的积极面，限制它的消极面，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2009.1.6—7

 

郭志会

族兄写的很精彩,不愧为学者啊!

郭安胤

已阅。

写得太好了我也是郭之仪的后人

郭小亚

我晕~还真找到了

辈分是对的，老家是栏杆旁边沟后的

[此帖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6-23 13:35:34编辑过]

好

郭志学

[em303]

郭家多出你这样的有心人，一定不会各唱各的调的。

终于找对了~~我也是志字辈的呐 ~~只知道我爷爷是清字辈，我爸是永字辈，然后是志良，就不知道别的辈分了，据说我爷爷前几年去栏杆续家谱来着，可惜没机会问问 ，现在终于了解了，多谢多谢~~
不过我们家大概是从我太爷那辈搬到苗安去了，所以我都没去过栏杆，不过以后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看看，还有汾阳，好想听听山西话吖。。。

安徽宿州栏杆,听说过,我现在朱仙庄矿,蒙城人,我姓郭,听祖先说是山东过来的,辈分知道的有文---长---怀---存---爱---红--

好。好，好

北郭先生

大唐郭子仪第四十一世孙---------北郭先生。 父亲郭鸣春是从栏杆前郭村出来到上海的。今高寿八十有六。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1-12 23:49:23编辑过]

郭路路

我昌字辈，上面是永，思，文，谁能提供一下我的详细辈分，祖籍安徽砀山

牛逼我栏杆节的

志溪兄的散文集写的很好

我也是栏杆的，按辈分我得喊你大伯呢，我“良”字辈的，咱栏杆的字辈依次是：勺 元 石 清 永 志 良 成 ，下面的记不清了，我家就在信用社东边第一家，知道我是谁儿子了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