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兴治——明末政治家、司法家、军备后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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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名人：郭兴治——明末政治家、司法家、军备后勤家

    郭兴治（约1585-1650年），我国明代后期政治家、司法家、军备后勤家，河北省东光县人。明神宗万历34年（1606年）中丙午科举人，万历38年（1610年）中庚戍科进士。历任河南布政司参议兼按察司佥事分巡大梁、兵科都给事中、太仆寺正卿（古代中央朝廷九卿之一），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郭兴治身处的明末，正值万历、天启两代皇帝昏庸懒政、朝纲紊乱、国柄下移之际，又值权臣乱政祸国、党争倾轧惨烈、官场腐败猖獗之际，也适逢东北满金兴起不断攻略边关、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多事之秋。郭兴治在这样的乱世之中、险恶官场环境之下，而能毕生“为官清正廉明，忠孝一致”，勤勉政事，究劾惩处贪赃邪恶，体察民情，爱民恤民，切身做到了宋代名臣良相范仲淹所倡行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的古代士大夫的楷模风范。
    明末天启初年，郭兴治在工科给事中任上因清正敢言、勇于弹劾贪墨赃官，在“京察”中受到权臣排挤被贬谪出京，左迁河南布政司参议兼按察司佥事（分巡主管大梁道）。但他并不因此怨天尤人，身为布政司参议，积极组织兴修水利、屯田储量、抚恤孤贫；作为按察司佥事，则敢于纠劾官邪，惩处奸暴，平反狱讼，昭雪冤抑。
     郭兴治在天启三年（1623），在任户科右给事中时，鉴于当时的全国盐政制度混乱，弊端丛生，积弊甚多，盐政收入大量衰减，于是向朝廷提出了改善盐政制度、疏通盐政壅滞、增加盐政收入的具体措施。这些改善措施被朝廷采纳执行，使得朝廷的盐政收入日益增加，从而解决了明朝廷因连年在东北用兵而兵饷日趋匮乏的财政困境。
     天启三年（1623）十月，任吏科左给事中的郭兴治上疏朝廷，提出了整顿改善吏治的可行建议，他痛陈吏治之坏的根由在于“奖惩不明，贪饕之辈，至赃私累万，而处之降调；清风高节，耻于营求者，反以为矫激，排挤中伤。如此，则何以清仕路而神激赏？”熹宗皇帝颇为赞赏，敕令有关衙司议行。
天启五年，郭兴治任兵科都给事中。当时明朝廷在东北正与满金兵展开连年旷日持久的争夺辽东疆土的拉锯战，战火纷飞，边关战事日益吃紧。同时，军饷也日益匮乏。而当时在辽东，竟然有许多领兵的经略、总督、总兵等武将，与朝廷派去监军的巡按御史等文臣，不顾国家民族存亡，狼狈为奸，合谋冒领、侵吞、克扣、贪污巨额兵饷，导致官兵怨声载道，军队哗变投降日多，战斗力锐减。郭兴治激愤而起，冒着被党争倾轧的风险，不顾自身安危，敢于挺身向朝廷上疏弹劾这些贪污腐化骄横的文官武将，使得朝廷及时惩处了有关官员，既整肃了吏治，又稳定了军情。
     天启六年（1626年），郭兴治任古代九卿之一的太仆寺正卿。他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励精治理全国的马政与军备后勤，有力保障了军队，尤其是东北战事所急需的军用马匹以及其他军需物资。从而为明朝廷在辽东所取得的一系列战役胜利，诸如著名将领袁崇焕所指挥的宁锦大捷等，在军马与军备后勤上，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做出了应有贡献。
     天启七年（1627年）九月，身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太仆寺正卿的郭兴治，受崇祯皇帝之命，会同巡视京营各科道，查核常盈老库及东西二库，清查库存银两与借银、欠银的数量。清查结果是，“存储银仅一万八千三百二十一两”，国库空虚严重如此；而“户部各衙门借去银一千三百四十八万七千四百零一两”，各省欠银总计高达七十三万多两。于是，郭兴治上疏崇祯皇帝，“请严催立限完解。从之。”
天启七年十月，郭兴治上疏崇祯皇帝，建言如何治理朝政，“言五事：开经筵、勤召对、慎起居、补考选、课职业。”“上是之”，崇祯皇帝认为提的建议很好、很正确，并予以采纳。
     据《东光县志》与《郭氏族谱》记载，郭兴治生而颖异，博览群书，精通百家；孝顺父母、嗣父母，幼年曾有达孝之称；饮不择穷戚，好善爱施；为官清正廉明，忠孝一致；“虽林下清贫，仍如未官时一；甲第虽贵，一生未尝乖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