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三门峡虢国文化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特征

郭伯平

　　三门峡虢国，是西周、春秋时期一个特殊邦国。它始封于陕西宝鸡，周厉王、周宣王之际东迁三门峡，始终封于王畿之内，与周王室的政治、经济、军事活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孕育了令世人景仰赞叹的历史和文化。20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三门峡虢国墓地两次大规模考古挖掘，充分展现了虢国历史文化的灿烂辉煌，揭示了虢国人世代相传的智慧和蕴涵其中的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本文拟就三门峡虢国文化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特征，谈一些肤浅的认识，以期抛砖引玉。
　　关于文化，国内外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但基本含义相差不大。从广义上说，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说，是指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因此说，文化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结果。文化包括三个层次：第一生产力层次，指生产工具系统和科学技术系统；第二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层次，指社会关系系统；第三上层建筑层次，指观念形态的社会意识系统。前两个层次属物质文化，第三层次属精神文化。在文化的产生、发展、演变过程中，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相互转换，这是因为精神文化的孕育和物质的创造的过程相互交织在一起，一方面人的文化观念在受物质条件制约的同时，又创造着物质文化，在创造物质的过程中，人总是以劳动对象作为表现自己精神文化的寄情之物，寄托情思，展示聪明才智，人们的文化观念无时无刻不在作用于劳动对象，人类文化现象贯穿了劳动创造的全过程。另一方面，精神文化本身是无形的，它体现于人的言谈举止，环境面貌，物质世界，见诸于典章等。所以人类文化遗产或珍贵的文物都是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结合体，它们以文化载体的形式蕴涵着厚重的文化。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众多民族的国家，中华传统文化绵延博广、海纳百川。根植于这一民族基础和文化土壤的中华民族精神，是在漫长的中华各民族历史演进的过程中，许多有不同血缘联系的人们，通过地缘、政治、语言、文字、经济、信仰等多方面的联系，互相吸引交往，融合认同，逐渐形成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民族意识的基础上产生的，是民族文化传统不断积淀和升华的产物，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精华，是一个民族在生存发展中具有指导激励作用、相对稳定的文化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既源远流长，又在历史传承中不断得到创新和发展。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人类的生存和文化的发展都是在一定的空间进行的，必然存在着地域性的差异，而产生于这一差异基础上的地域文化，对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必然产生重要的影响。目前已发现我国有7000多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似繁星遍布祖国各地。按其类型和特点，可将中华文化起源表达为“八大中心”、“七大系统”、“六大区系”。可见在中华文明曙光初露之时，孕育中华民族精神的远古文化就呈现出多样化发展、多元并存的特点，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和多元一体格局。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轴心时代。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基本形态开始形成。当时，人们按各地风俗不同来区分和认同地域文化。《诗经 •国风》所收诗歌即采取各国民间并按国别而进行编排，生动地展现了各地域的民俗风情和不同的文化特征。司马迁在《史记 •货殖列传》中，曾以山东、山西、江南、龙门、碣石以北而将中国划分为四大经济区域和18个小区，其所划分的依据即以风俗的异同与中心城市有无为重要依据，而班固在《汉书 •地理志》中，更是以风俗之异同将中国划分为秦、魏、周、陈、赵、燕、齐、鲁、宋、卫、楚、吴、粤地13个风俗区。我们今天习称的齐鲁文化、中原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岭南文化等地域文化，大多数都是在秦汉风俗区域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秦汉时期，大一统的中华文化共同体形成以后，各地域文化的演变与走向呈趋同和趋异的双向发展，而趋同是主流特征，至明清形成了稳定的中华文化圈。所以说，地域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多元绽放，又是中华文化的有机整体，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得以不断塑造培育的不竭源泉。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与民族精神的传扬，是对地域文化先进因素和优秀成分的吸收与凝结升华，对地域文化又有导向、凝聚和规范的作用，促其融合扩展、认同主流和趋同一体。地域文化则又在趋同过程中凭借地缘优越创造和积累着自身的个性风格与新的内容，并赋予中华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再造和扬弃以充足的养料和能量。地域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及其民族精神的这种双向互动、相辅相成，是中华文化及其民族精神多元互补，综合创新的本质体现，也是中华文化及其民族精神薪火相传永续常新的内驱力所在。地域文化对中华文化及其民族精神的价值作用也在于此。同任何文化都明显带有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一样，三门峡虢国文化，也是独具特质的地域文化。三门峡虢国曲折的历史过程，东西交汇的地理位置以及与周王朝不寻常的关系，决定了它的文化特色，虢国崇尚武勇的世风，雄浑的青铜文化，隆鸣骤弛的车马文化，精美绝伦的玉文化，以及典型的公墓制度，构建出不同方面的文化特色。然而，文化的不同方面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各个方面的文化及特色结合在一起，又共同构建出三门峡虢国以地缘集团为基础的统治模式，宗法一统，忠勤王室，重德尚文，积仁洁行，以礼治国，精于手工业制造等基本特征。虢国文化绚丽多姿，内容丰富，积淀厚重，充盈着优秀的传统文化及民族精神。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证明，三门峡虢国文化具有以下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特征：
一、和谐共生，天下一统的基本特征。成书于商周春秋之际的《周易》，是我国最古老、最权威、最著名的一部经典。它由《易经》和《易传》两部分组成，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这部书从形成和方法上看，讲的是理、象、数、占，论的是阴阳八卦，但实际上是运用朴素的唯物辨证法的思想，记述了许多社会和自然界变化的现象、因果。其八卦阴阳学说，把天地万物用阴阳两个爻来表示，阴阳对立与互根，万物万象，其内部都同时存在阴与阳两种相反的属性，互相依存，互相为用。且阴阳消长，始终处于彼消此长，此进彼退的动态平衡之中。因此，天地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大系统，宇宙间没有静止不动之物，都处在运动变化之中。《易经》说：“天地之大德日生”。天地有好生之德，故人应效法天，使万物不断发育生长，这种思想被概括为仁，仁就是爱，爱就是使人生、物生，损害别人，残害它物，是不仁不义，为中国人所不齿。正如《史记全本新注·伯夷列第一》载：“西伯卒，武王载木柱，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谏曰：…… 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岳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这种思想世代相传下来汉代思想家董仲舒说：“仁在遂其生，使万物各遂其生，才算得上仁”。孔子所谓：“已所不欲，勿施与人”，“推己及人”，墨子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无不秉承的是天地的生生精神。中华民族把天下共生视为天经地义，助天地之生生看成人的义务和责任。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要与人为善，以邻为伴等等，就根源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确立的这种天下一统，和谐共生的观念和仁爱精神。
二、贵德尊道，厚德载物的基本特征。“立天道曰阴阳，立地道曰柔与刚，立人道曰仁与义”《说卦》。天地之间万事万物的变化是有规律的。虢国人视规律为“天道”，人作为天地之物，当然要遵循“天道”。在民族的传统观念中，遵行天道是正，反之是邪。正是出于对天地正道的尊崇，才形成了贵德尊道，厚德载物的民族传统。我们知道礼乐是西周的基本制度之一，而礼则是礼乐制度中含义深刻、应用广泛的政治概念，它以符合贵族整体利益的行为规范来约束自己为宗旨，以敬天地，孝神祖、继祖德为具体内容。在《周易》卦辞 辞中，元、亨、利、贞四字为数最多，反复出现和强调，其为人之四德。元以仁人为本，亨以礼为宗，利以义为干，贞以固为质” 《周易古径今注》。早、中期的虢国贵族恪守周礼，“勤用明德” 《尚书》，重视德行、德治。《史记全本新注·周本纪第四》载：周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古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积德累善而得天下。《班簋》铭记载：三门峡虢国始封君虔诚修德，崇尚德行、德治。他对周成王说：“允哉显，唯敬德，之攸违”。同时三门峡虢国人有很强的比德于玉的观念，使玉人格化，佩玉成为标榜道德，显示身份的标志。《礼记·玉藻》概括这种情况说：“古之君子必佩玉……故君子在车，则闻銮和之声；行则鸣佩玉，……君子无故，玉不离身……君子以玉比德焉”。墓葬是现实的真实反映。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大量的玉佩饰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M2001虢季墓的青铜礼器的组合为七鼎、六簋 、八鬲、八钟等，同时又有制作精美、类别齐全的玉器967件颗；M2012梁姬墓的青铜礼器的组合为五鼎、四簋、八鬲等，其玉器为806件颗；M2011太子墓的青铜礼器组合为七鼎、八簋、八鬲等，其玉器为380件颗。其它众多的小墓，在没有其它随葬品的情况下，也有一、两件玉器随葬。而且在贵族内部对重要玉器的使用，也有明细的规定。《周礼·春官·大宗伯》说：“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瑞者，信也；等者，齐也。以六种不同的圭作为标志，时刻告诫贵族要明确自己的身份地位和行为职责，行不逾制，严格自律。这一切都证明，虢国人对玉的执着追求，把以玉比德的命题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渗透到政治、生活等社会的各个层面。“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意为大地博厚，地承万物，人应从大地那里吸收这种博厚能容的品质，养成谦让宽容的品质。八卦的《谦卦》里提出了谦德化，指出了“谦受益，满招损”。《国语·晋语四》说：“文王敬友二虢……及其即位也，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并能“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盖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有四十余国推崇西伯为王，“国人皆待之”，“民皆歌乐之”，《史记全本新注· 周本纪第四》。从周文王的积德行义，谦让宽容，到老子的：“有容乃大”，“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论语》，到荀子“贤而能容众，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等等，都展示了中华民族精神博厚恢弘的特征，中华作为泱泱大国，不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其思想和精神也有海纳百川的气势。重视品德修养，讲究道义气节，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方面。自古以来，我们民族就讲是非曲直善恶，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陆九渊的“轻重荣辱，唯义与否”，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无数仁人志士为维护天地之间的道义和正气，不惜洒热血，抛头颅，他们的事绩和精神因道义而不朽。
(三)勇敢勤劳，自强不息的基本特征。三门峡虢国是一个以象征英勇无畏的动物猛虎为族氏、族徽，崇尚武勇的封国。早在周文王、周武王时期，虢国的始封君作为他们的执政卿就积极参与了周王室的政治、军事活动，既有基本国策的战略设计，又有显赫的军事战功，享有“勋在王室，藏于盟府”的殊荣。周成王时期，虢城公积极参与了东征，军事活动频繁，战功卓著，班簋、小城 簋、 鼎等青铜器铭文均有记载。周懿王时期，虢公率师北伐犬戎；周夷王时期，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周宣王时期，虢季子白，搏伐猃狁于洛之阳；周幽王时期，虢人灭国中之国焦国；周平王时期参与郑组织的伐卫之战；周桓王时期，与郑联军伐宋；周惠王时期，三门峡虢国之君参与平息王之颓之乱，奉命讨伐樊皮等等。虢国人之所以频繁参战，足以显示出其勇敢善战和雄厚的物质基础。虢国是一个兴起于渭水流域的农业民族，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辛勤劳作，不断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并进行理性总结。三门峡虢国人对立春前后气候、土壤变化有较高水平的科学认识，认为立春日，“阳瘅愤盈，土气震发。”“土乃脉发”《国语 · 周语上》，所以各级官吏应及时组织春耕生产。同时，金文和考古发掘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说明，三门峡虢国的手工业发达，青铜、人工冶炼、造车、玉器制作等技术尤为突出。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数量巨大，类型齐全，纹饰多样，年代明确，铭文丰富，既是时代的精品，又是硕大的文化载体。在其制作过程中，既倾注了虢国人的聪明智慧和勤劳的汗水，又注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为我们研究虢国文化和西周、春秋文化提供了直接、重要的资料，并为中国青铜器断代提供了难得的标准器物。规制恢弘，数量浩繁，排列有序的车马坑，不仅再现了三门峡虢国的武勇雄风，而且向人们展示了三门峡虢国造车技术的发达。挖掘出土的车，从 、轭到车轮、车厢等全是木制的，各部位之间的结合靠胶筋漆革和青铜配件，所以它工艺水平要求很高。若无高超的技术，细密的工艺，青铜技术与造车技术的结合，就不可能有此辉煌的造车成就。制造精湛，种类齐全，玲珑剔透的玉器，更反映出三门峡虢国人在玉器工艺方面的新发展，达到了当时的较高水平。而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铁刃铜器，是我国日前发现的最早的冶铁制器，把我国人工冶铁技术使用的时间提前了100多年，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了虢国人在科学方面的勤奋探索精神。从青铜器制造到人工冶铁是一次质的飞跃。虽然三门峡虢国铁刃铜器是铜铁并用，人工冶铁和陨铁同时存在，表现出不可争议的原始性和应用范围的局限性，但它毕竟是迈开了走向铁器时代的新步伐。“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天道刚健，运行周而复始永无止息；人应不断进取，努力向上，永不懈怠。表现为在逆境中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和奋斗毅力，表现为不断创新，不断进取的精神，更是表现为敬业勤劳、脚踏实地的民族风格、和发奋图强使中华文明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人生态度。所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突出表现，是中华民族文化心智的深层次内容，也是中华民族基本精神面貌的一面鲜明的旗帜。虢国人以自己的勇敢勤劳铸就了历史贡献不可磨灭的灿烂文化；伟大的中华民族也象天象运行那样一刻也没有停止，在历史的长河中，乘风破浪，不断丰富着民族精神的时代内容。井岗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雷锋精神、抗洪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非典精神，航天精神等，都鲜明地表现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
（四）以人为本，尚文重教的基本特征。“三才者，天、地、人之位也”，《说卦》里把人称“三才”之一，认为人是天地间最优越的事物，可以顺天之时，顺地之利，可以与天地并而为三，这样“敬鬼神而远之”，注重现世，尊重民意，就成为虢国统治者最基本的观念意识。虽然当时他们仍然信天命，祭鬼神，甚至占卜预测吉凶，但他们对天命鬼神却有非常明智的看法，他们认为民为神主，天随人意，对于上天鬼神应该虔诚祭祀，但决不能把国家社稷的前途命运全部寄托在他们身上，而关键在于人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尚书·大誓》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酒诰》说：“人无水监，当于民监”。《尚书·皋陶谟》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孟子·公孙丑上》引《尚书·太甲》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国语·周语》记载：周惠王十年，内吏过针对虢公丑拜神索求土地一事说：“不禋于神而求福焉，身必祸之；不亲于民而求用焉，人必违之。精意一亨，禋也；慈保庶民，亲也；今虢公动匮百姓以 其威，离民怒神而求焉，不亦难乎？”所以强调：“固民之所以利而利之”，要“利民”、“惠民”、“安民”、“养民”，使百姓丰衣足食安康。在周武王克商初期，就“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墟，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史记全本新注·周本纪第四》，行偃武修文之策，安邦保民之举，以得人心。武王崩，成王继位，因年幼，由其周公和召公辅政。周、召二公立石为界，分陕而治。周公营东，召公治西。《左传》记载：召公勤政爱民，体恤民情，每下乡巡视，总在田间地头处理政务，释民疾苦，听讼决狱，扶持农桑，教化百姓。地方百姓爱戴召公，腾房让其休息，做饭招待，皆被召公谢绝。他说：“不劳一身，而劳百姓，不是仁政”。为了不扰百姓，饿了，他摘些棠梨吃；累了，他就在棠梨树下休息；晚上，他仍在棠梨下住宿。召公清廉广施惠政的行为深得人心，所辖之区，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百姓融融。对此，人们就编就歌谣，广为传唱，后收入《诗经·召南》。其诗为：“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意为，多么繁茂的甘棠树，不要任意砍伐，召伯在这结庐住宿；多么繁茂的甘棠树，不要使它凋谢，召伯曾在这里歇息；多么繁茂的甘棠树，不要折断它，召伯曾在这里教化人民。朱熹集传曾记述：“召伯循行南国，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后人思其德，故爱其树不忍伤之”，到后来，百姓集资就在陕州城内建起召公祠，使召公载誉天下，留传万世。周成王、周康王时期，出现了有名的成康之治，“兴正礼乐，度制于政”，“作《召诰》，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而民睦，颂声兴”。所以“周人尚文”《史记·梁孝王世家》，宗法一统，以礼治国，经文、武、成、康、昭、穆数世经略，政局稳定，周礼此时已具雏形。又经中期，恭、懿、孝、夷四世后各种典章礼制趋于完备。“经礼三百，曲礼三千” 《礼记·礼器》即是明证。虢国又通过乐的形式，把人的思想行为、道德准则纳入统治者所要求的轨道，“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以和万邦，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礼记·乐记》。因此虢国统治者集团对乐极为重视，专门设置官如大司乐、大胥、大师、典同等不同等级的职官分掌乐事。与礼一样，乐也是贵族的必修课，自幼就要受到训练。《周礼· 地官·•保氏》云：“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六艺：一日五礼，二日六乐，三日五射，四日五驭，五日六书，六日书数。” 《周礼 ·大官 ·大司乐》言：“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育、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武》”。《礼记 ·•内则》曰：“十三子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象》。”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当时的文教工作倍受重视，人们的文化素质较高。西周、春秋时期，金文大量出现并广泛使用，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字主流。出土的青铜器中，带有铭文的比例很大。如M2001墓出土的青铜礼器58件，带铭文的41件，且铭文内容丰富，涉及范围广泛，有关于战事的、赏赐、册封的，还有手工业方面的。铭文最长的达197字，如班簋铭文，而且记事简明扼要，行文流畅，浑然一体，俨然是一篇记事短文。说明三门峡虢国贵族能使用简约的文字，完整地承载丰富的信息，具有较高的文字运用能力，同时也说明手工业工人也具有一定的文字能力。因为青铜器上的铭文都是由手工业工人按照墨书刻出铭文模具，然后再翻范铸就。在这一过程中手工业工人若没有一定的文字水平，就难以胜任，并达到理想的结果，制作出传世精品。总之，自周公提出“敬德保民”，召公提出施“仁政”，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到孙中山倡导“民主、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到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邓小平提出“四个标准”、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胡锦涛强调“以人为本”的“人是人民”，无一不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民族精神中以人为本的内涵。
（五）崇尚公忠的基本特征。直道而行，不趋邪曲，居仁由义，尚礼贵信，急公义而贱私利，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一贯的精神传统。在人们的观念中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因而人应尚公不尚私，“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西周灭商建周后，周公和召公对虢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把他视为周初五大贤臣之一，周文王的得力助手。《尚书·君奭》说：“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 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说的是文王治理国家全靠虢叔等五位贤臣辅佐，这里将虢叔列于王臣之首，足见其地位的显赫和对文王的忠心耿耿。另据《新序》卷五云：“武王学于虢叔。” 《韩 诗外传》卷五说：“周公学于虢叔”。《白虎通 ·•辟雍》还说：“周公师虢叔”。博学的虢叔，不但担任周王室的卿士，而且还在繁忙的朝政之余，还承担了培养文王之子武王和周公的重任，也足以证明他对周王室的忠心不二。虢仲、虢叔所担任的卿士一职，是掌王畿内三大政务和四方诸侯之事，是周王室最高的行政长官，相当于后世的宰相之职。西周初年的分封制，有王畿之内封国和一般封国之别，其区别就在于独立性强与弱，与周王室关系的亲密程度及作用大小如何。毫无疑问，三门峡虢国是畿内封国，独立性弱，与周王室关系密切，它的职责就是保护王畿安危，协助周天子统治全国，随王室征战，对周王室效忠。由于西周王畿是周王室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根据地，周王室的兴衰存亡系于王畿的巩固与发展，所以才把关系密切、权高位重、能征善战的虢叔、虢仲分封于此。武王同文王一样，也是明君。《史记全本新注·周本纪第四》载：武王执政后，深感王业来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不敢怠业，时序其德，遵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敦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表现出武王不负前辈，勤勤恳恳，勿欲节俭，笃实忠信等美德。“耀武无观兵”，“非务武也”，一直为世代虢君所推崇。但前面提到的三门峡虢国为周王室的安危、多次东征西伐，我看也是出于其职责和对周王室的忠心。“忠者，中也，至公无私。天无私，四时行，地无私，万物生；人无私，大享贞” 《忠经》。顾炎武提出：“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孙中山说：“忠于民族，忠于人民。”毛主席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胡锦涛说：“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雷锋说：“一个人的作用，对革命事业来说，就如一架机器上的螺丝钉。……我想永远做一个螺丝钉。”这自古至今的思想和实践，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崇高公忠的特点。
　　党的十六大报告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作了科学、整体性的概括，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在总结中华民族五千年发展过程中各个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的基础上所凝炼和形成的，体现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和特质。这一科学总结，为我们进一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提出了根本原则和正确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不言而喻，中华民族精神是古代中国人和现代中国人共同铸造的，是中华民族人民共同铸造的，它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和卓而不群的特点。中华民族精神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伟大的中国人，一代又一代伟大的中国人又发展和提升着中华民族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纳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对此而言，重视虢国文化，研究虢国文化，挖掘虢国文化的深层内涵和最具有价值的内容无疑就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丰富内涵和中华民族精神内在积淀的个性解剖和继承弘扬，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直接揭示，是继承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工作；是挖掘虢国文化资源优势、兴办文化产业，打造虢国文化品牌、振兴区域文化经济和促进区域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也是开发利用虢国文化资源，从爱家乡、爱故土入手，实施爱国主义教育取之不尽的宝藏。总之，研究开发虢国文化资源，是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整体复兴的现实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议题和内容之一。越是民族的就越具有世界性。虢国文化的研究开发越深入，就越是有助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也更有利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只有这样，面向新世纪的中华文化，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面向新世纪挑战的三门峡，也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

山东郭军

受益匪浅

郭周同

我到时候会引用一些你的观点，请别介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