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名将郭子仪家族婚姻与其政治社会地位探析

郭在权

摘要：郭子仪家族作为唐代军功豪族继郭子仪以军功起家后，与皇室和著姓大族的联姻成为维持其政治社会地位的另一重要因素。有唐一代，郭子仪家族连续三代与皇室联姻六桩，成就了郭氏一门五驸马、一皇后（太后）的显赫；与著姓大族联姻九桩，其中包括了魏晋以来的山东五大著姓。与皇室的联姻虽过于紧密以致出现了乱辈分的现象，但无疑使郭氏家族众多人员通过姻亲步入了仕途或在仕途上顺畅无阻，使郭氏的政治势力得以壮大，政治地位得以巩固；与著姓大族的联姻则提升了郭氏家族的文化气息和社会声望，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郭氏家族的家风。

关键词：郭子仪 郭暧 郭太后太原王氏 婚姻

  郭子仪作为唐代中兴名将且能功高不震主得以善终的人生经历使其成为备受学界关注的历史人物之一，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其本人尤其是其军事才能和为人处世技巧方面①,对其身后的家族尤其是婚姻生活方面则关注较少，使我们对郭子仪家族这样的军功豪族的兴衰缺乏整体性了解。如果说，郭子仪家族的崛起的关键是郭子仪在平定安史之乱中所立的特殊功勋，那么这一家族的兴盛则主要依赖郭子仪身后的家族婚姻，尤其是与皇室的联姻。两者共同成就了郭氏军功豪族的地位。前者不仅为郭子仪本人带来了无上的荣耀和位极人臣的政治地位，更为整个郭氏家族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郭子仪身后与皇室和著姓大族的联姻提供了资本；后者则为郭氏赢得了皇亲国戚的政治社会地位，与皇室结成了盘根错节的姻亲关系，成为维系郭子仪家族政治荣耀的保护伞。鉴于家族婚姻关系对郭氏兴盛之重要影响，本文将着重对有唐一代郭子仪家族的婚姻状况进行整体研究，并总结其婚姻特点，进而分析其婚姻对其家族政治社会地位变化的具体影响。

一、婚姻状况

   据《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有唐故中大夫使持节寿州诸军事寿州刺史上柱国赠太保郭公庙碑铭》（下文简称《郭公庙碑铭》）的记载，郭子仪家族自其曾祖郭昶起步入唐代共经历了9代，其中有婚姻记载的共15人，现将其婚姻状况考查如下。
   1.郭子仪娶太原王氏郭子仪是其家族中有婚姻可考者之第一人，主要记载于《汾阳王妻霍国夫人王氏神道碑》①(下文简称《王氏神道碑》）。此碑文是由华阴望族以制举辞藻宏丽科而及第的杨绾撰写的。王氏婚姻之所以能留下如此详细的记载，与郭子仪所立赫赫功勋和王氏出身名门望族有关。据《王氏神道碑》中“秉一心而辅佐君子，则有夫人王氏，有唐元辅汾阳王之伉俪”的记载可以判断，太原王氏乃郭子仪元配。两人成婚之年可据《王氏神道碑》“享年七十三岁，大历十二年正月终”，“年既及笄，礼从纳币”的记载和《旧唐书·郭子仪传》中郭子仪“建中二年薨，时年八十五”②的记载推算出，郭子仪与王氏成婚是在开元三年（公元715年），此年，王氏十五岁，郭子仪二十岁，恰是唐代男女成婚的正年。成婚之时，郭子仪“宠禄未崇，威业犹晦”③,也就是说，还没有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但两人婚事之所以能促成，估计是与两家皆曾为太原著姓和皆属官宦世家有关系。另外，应还与郭子仪本人“长六尺余，体貌秀杰”④的个人条件和大义凛然的不凡气度有关，这从当年郭子仪在行伍中遭受刑责的时候，有知人之鉴的李白能为其辩解开脱可见一斑。⑤

  据颜真卿所撰的《郭公庙碑铭》记载，郭氏“代为太原著姓······后转徙于华山之下，故一族今为华州郑县人。······阀阅之盛，其流益光。隋有金州司仓讳履球，生凉州司法讳昶，生美原县主簿赠兵部尚书讳通，生我讳敬之，始自涪州录事参军转瓜州司仓，雍北府右果毅加游击将军，申王府典军金吾府折冲兼左卫长，上原州别驾，迁扶州刺史未上，除左威卫左郎将兼监牧南使渭吉二州刺史，侍中牛仙客奏授绥州迁寿州，累加中大夫，策勋上柱国。”⑥从以上记载可以判断，郭子仪出身官宦之家，进入隋唐以来的家族成员担任的官职者多为负责具体实事的事务官，少有以文采著称的清望官，且职品多为低级官员。郭子仪的父亲郭敬之官品达到了四品，步入了中品官行列。
  相比之下，太原王氏的家族不论就其政治地位还是社会声望都远在郭子仪家族之上。据《王氏神道碑》的记载，王氏“本其盛族，著于太原。高祖长谐，皇左武卫大将军、秦州都督、平原郡公，赠荆州大都督，陪葬献陵；曾祖德元，银青光禄大夫，唐州刺史；祖士会，河南府陆会县令；父守一，宁王府掾，赠衮州大都督。夫人为兖州府君之长女······”⑦从以上记载可以判断，王氏家族成员从整体上所担任官职的品级比郭氏高，且有享誉爵位者；且太原王氏为山东五大旧姓之一，非常注重家学门风，社会声望经过几代人积累而成。虽然到唐代政治地位有所减弱，但社会地位一直比较高，唐代高官之家多以能联姻山东五大姓为荣。因此，郭子仪与太原王氏的婚姻对当时的郭氏来讲，虽无有明显攀附之嫌，但无疑会对郭氏政治社会地位的提升尤其是家风的改变产生一定的影响。
   2.郭子仪子女的婚嫁据《旧唐书·郭子仪传》和《王氏神道碑》的记载，郭子仪共有八子八女，其中六子八女为王氏所生，其余二子为郭子仪妾所生。有婚姻记载的为王氏所生第四子郭暖和八女。
  （1)郭暖娶代宗女昇平公主郭暖为郭子仪与王氏所生第四子，昇平公主为代宗长女，因两人年龄相差无几，十多岁便订了婚。两人的婚姻政治性非常强，是在唐皇室对郭子仪不得不倚重又要加以防范的情况下促成的。对代宗来讲，本桩婚姻的主要目的在笼络郭子仪及其势力。像郭子仪这样在安史之乱和防御边患中立下赫赫战功的统帅无疑会受到统治者的猜忌，李光弼、来瑱、仆固怀恩等人的结局恰恰证明了这一点。①唐代宗对郭子仪却唯独委以了重任，这并不是唐代宗真的信任郭子仪，而是郭子仪看透了唐代宗对其设防的心理，主动要求致仕，使唐代宗意识到郭子仪虽有功勋，但不会对朝廷构成威胁。为妥当起见，除了对郭子仪给以高官厚禄之外，联姻无疑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于是，在唐代宗即位后的第三年，即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将女昇平公主下嫁给了郭子仪之子郭暧。这段因政治需要而促成的婚姻被后人戏说成晋剧《醉打金枝》，剧中公主依恃皇室身份不给公公郭子仪拜寿，郭暖因此受辱而敢打公主，代宗却以家庭纠纷处理，并对郭暖连升三级，这无疑是对当时唐代宗对郭子仪有所倚重不得不让步的君臣微妙关系的一种折射。②对郭氏家族而言，则从此迈进了皇亲国戚的行列，对以后整个家族政治地位的长期兴隆打下了基础。

  （2)郭子仪八女嫁官宦之家据《王氏神道碑》载，郭子仪八女，“长女适成都县令卢让金，次女适鄂州观察使吴仲孺，次女适卫尉卿张浚，次女适殿中少监李洞清，次女适司门郎中郑浑，次女适邠（汾）州别驾张邕，次女适和州刺史赵综，幼女适太常寺丞王宰。”③郭子仪的这八位女婿在两《唐书》中均没有传记，关于其家世也难以确考。但从其姓氏可大致判断应多为山东五大姓“崔卢李郑王”的范畴，因为郭子仪的女儿出嫁时，郭子仪在政治上已经崭露头角，家族地位比以前更有提高，更何况郭子仪发迹之前，郭氏已经与著姓大族太原王氏联姻了，故而此时更从门当户对的考虑出发，与望族通婚。郭子仪八位女婿除了吴仲孺外，其官品可依据《唐六典》、《新唐书·地理志》、《旧唐书·职官制》和《新唐书·百官志》推断出，依次分别如下：从六品上，从三品，从四品上，从五品上，正五品下，从三品，从五品上，可见大部分处于五品到三品的中层官。郭氏与这些大族可以互相援引，巩固地位，但同时，婚姻关系也有可能成为捣毁郭氏势力的软肋，据史载，“卢杞秉政，忌勋族，子仪婿太仆卿赵纵、少府少监李洞清、光禄卿王宰皆以家人告讦细过，相次贬黜。”①其实，卢杞真正想扳倒的是郭子仪家族，只不过选择了其各亲家为突破口，真是防不胜防。
   3.郭暖子孙与皇室的联姻自郭暖与皇室联姻后，郭暖一支中又有其女成为宪宗皇后，两子两孙成为驸马，成就了自唐代宗至唐穆宗五朝一皇后五驸马的婚姻盛况，成为名副其实的皇亲国戚，荣宠备至。
   （1)郭念云从广陵王妃到宪宗皇后据两《唐书》郭太后本传，郭氏为驸马都尉郭暖之女，母代宗长女昇平公主。宪宗为广陵王时，纳后为妃。郭氏之所以受到顺宗的宠异，主要是“以母贵，父、祖有大勋于王室。”②郭暖与昇平公主的婚姻为女儿成为王妃直至皇后铺平了道路。
   郭氏贞元十一年生下穆宗皇帝，后穆宗即位，为其荣宠四十多年打下了基础；宪宗即位的元和元年（公元806年），郭氏被册为贵妃。八年后，群臣百僚请立郭贵妃为皇后，凡三上章，但却被宪宗以各种理由拒绝。其中之一为“帝后庭多私爱，以后门族华盛，虑正位之后，不容幸。”③穆宗即位后，册为皇太后。

   郭太后历顺、宪、穆、敬、文、武、宣七朝，贵终极八朝，史有“五居太母之尊，人君行子孙之礼，福寿隆贵，四十余年，虽汉之马、邓，无以加焉”④和“为代宗之外孙，德宗至外甥，顺宗之亲妇，宪宗之皇后，穆宗之母，敬、文、武三帝祖母”⑤的记载。但非郭氏所出的宣宗即位后，“帝奉养礼稍薄，后郁郁不聊”，⑥还想从勤政楼跳下自陨。宣宗听后很不高兴，当天郭太后暴崩。后与宪宗合葬于景陵，配享宪宗庙室。

   郭太后虽历经数朝，但一直恪守不干政之原则。当宪宗崩后，中人有为后谋制者，遭郭太后严辞回绝；其孙武宗即位后，借向郭太后问安之机，请教如何才能成为盛天子。郭太后说：“谏臣章疏宜审览，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询宰相。毋拒直言，勿纳偏言，以忠良为腹心，此盛天子也。”⑦由此可见，郭太后并非不懂政治之人，但对政治的主动远离反而为其赢得了名声和长久的地位，她似一棵参天大树，支撑着郭氏政治地位的长期不衰。但她的去世，也使郭氏失去了最大的政治靠山，政治地位急转直下。

   （2)郭暖子孙四人为驸马据两《唐书》记载，郭暖有四子：郭铸、郭钊、郭鏦、郭铦，其中三子郭鏦和四子郭铦分别娶了唐顺宗长女李畅和唐顺宗第四女西河公主。西河公主在顺宗即位之前，初封为德阳公主，顺宗即位后进封为汉阳公主，此人生活简朴，严于律己，并把家中收藏的东西拿出来赏赐给前方作战的士兵，为禁止奢靡之风起到了表率作用，并告诫自己的子女不能滋生骄盈贵奢之习气，为郭氏形成良好家风树立了榜样。①

    郭暖次子郭钊为穆宗舅舅，也显赫一时，郭钊的七子中有次子仲恭和三子仲词皆先后成为驸马。郭仲恭娶唐穆宗女金堂公主，郭仲词娶唐穆宗女饶阳公主。
   一门五驸马，一皇后（太后），门阀之盛，可以想象，当时的郭氏也因此达到了自郭子仪去世后的另一个高峰。

二、婚姻特点

   从现有的材料综观郭氏的婚姻状况可以发现，郭氏家族的婚姻至少具备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与皇室的联姻次数多，且存在乱辈婚；二是多与著姓大族的门当户对。

   1.与皇室联姻次数多且乱辈郭子仪家族与皇室的联姻首先开始于郭暖与代宗长女昇平公主，时间是在代宗即位后的第三年永泰元年（公元765年），直到唐穆宗在位时期（公元821~824年）共60年时间内，郭氏与皇室联姻6次，不可谓不频繁；且从代宗到穆宗，皇室经历了五代，而郭氏则仅仅经历了三代，故而在次数频繁的同时也出现了乱辈的现象，比如从郭暖与昇平公主联姻看，郭子仪与代宗为同辈关系，那么郭暖子女联姻的对象应该是德宗子女，而实际情况却是顺宗子女；郭暖孙子联姻对象应为顺宗女，而实际却成了穆宗女，故而使诸多人的身份双重化或多重化，比如郭暖为顺宗的姑父，同时，又与顺宗是亲家；郭鏦和郭铦，对穆宗来说，既是姑父，又是舅舅；而郭钊对穆宗来说既是舅舅，又是亲家。郭子仪与皇室联姻乱辈分的现象也说明了在专制王朝时代，君臣政治关系高于家族伦理关系。

   2.与著姓大族的门当户对从郭子仪及其女儿的婚姻状况看，所涉及的姓氏大多为具有一定地望的家族，尤其是还有魏晋以来的山东五大姓“崔卢李郑王”，这山东五大旧姓在唐代的政治地位虽然有所减弱，但基本可以通过科举或门荫维持着官宦世家的政治地位，这从唐代宰相多出于魏晋以来的著姓大族可见一斑，尤其是这些大族遵循礼法的家学门风使其在社会上享有很高威望。为了维持家学门风，他们在婚姻上大多存在着“圈内婚”的特点，而且越到唐代后期这种门第观念越强烈。但从侧重军功家族和外戚身份的郭氏能与他们联姻可以看出，魏晋旧族之门第婚因时代之变迁也有一定的突破；同时，郭氏也想通过与这些大族的联姻增强其社会威望，双方各取所需，促成了联姻的完成。

三、婚姻影响

   在中国古代社会，两个人的婚姻从来都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个家庭、家族之间建立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和途径，因此，婚姻有时候所承担的功能是复杂多面的，尤其是与皇室或者名门大姓的联姻，掺杂的更多是家族之间互相援引和巩固地位的功利性目的，这也就决定了婚姻在中国古代所特有的功用。具体到郭子仪家族而言，与皇室的联姻主要维持的是其政治地位的长久不衰、经济上的荣华豪奢；而与著姓大族的联姻则主要有助于家族良好家风的形成，为子孙后代的成才奠定良好的家庭家族基础。

   1.与皇室联姻带来郭氏政治经济地位的改变在与皇室联姻的郭氏六人中，对郭氏政治经济地位影响比较大的是郭暖尚昇平公主和郭暖女先后成为宪宗皇后及穆宗太后和敬、文、武宗太皇太后。仅举几例说明：郭暧尚昇平公主之前，官至太常主簿，官品为从七品上，尚公主后，“拜驸马都尉，试殿中监，封清源县侯，宠冠戚里。”后德宗贞元三年（公元787年），“袭代国公”。①郭暖政治地位从一个七品低官而一跃成为享有爵位的贵族，的确是由尚公主而赢得的。郭暧女之所以后来能成为广陵王妃和宪宗皇后，一是因其父祖有大功于王室，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以母贵”，②其母即为穆宗太后昇平公主。郭暖女待其子穆宗即位后，被尊为皇太后，之后，“诏皇太后曾祖赠太保，追封岐国公敬之赠太傅，太后父驸马都尉暖赠太尉，母虢国大长公主赠齐国大长公主，后兄司农卿钊为刑部尚书、鏦为金吾大将军。”③并“赠郭暖为太傅。”④郭氏家族步入仕途者除了郭子仪及其子郭曜、郭晞是凭借自身所立军功，郭晞的孙子郭承嘏是以明经进士及第外，其余几乎所凭借的主要是门荫和皇亲国戚身份。比如郭钊，在代宗朝，即“以外孙为奉礼郎。累官至左金吾大将军，改检校工部尚书，为邠宁节度使，入为司农卿。”⑤后又凭借其妹郭太后而升为刑部尚书。与政治地位的占有相伴随的是经济地位的提高。比如郭鏦尚德阳郡主，“诏裴延龄为主营第长兴里。顺宗立，主进封汉阳公主，擢鏦检校国子祭酒、驸马都尉。”所居“别墅在都南，尤胜垲，穆宗尝幸之，置酒极欢。”⑥如果没有与穆宗女儿的联姻，郭鏦也许同样会住上环境优美的城南别墅，但要是还能得到“穆宗幸之”的优待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可见婚姻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之大。

   2.与太原王氏等著姓大族的联姻为郭氏树立起良好家风在郭氏所联姻的著姓大族中仅有郭子仪的夫人太原王氏有比较详尽的记载，仅以此为例以说明如此大姓对郭氏家风的影响。根据《郭氏家庙碑》的记载，郭子仪父祖以从事武功者居多，但太原王氏属魏晋以来的重视儒家礼教传统的大族之一。因此，王氏嫁到郭家，给郭家带来的不仅仅是现有的荣华富贵，更重要的是无形的文化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家族的家风。据《王氏神道碑》记载，“王氏婉娩淑德，齐庄令容，禀训姆师，友与琴瑟。”且“导诸子以义方，规众女以典则。”⑦当郭子仪位极人臣之后，王氏“蕴高世之度，抱出尘之节，以为致盈必损。”⑧因此，她对当时郭氏家族之荣华富贵能以平常心看待，并“舍京城西别业奏置法雄寺，又于法云寺写藏经修塔院，置经行之室，立禅诵之堂。”⑨夫人王氏与当时诸多大姓家夫人一样，信奉佛教，这种宗教信仰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着其思想境界并改变着其人生观，正是这种既能遵从儒家礼教又能淡出尘世的修养为郭子仪营造了良好的家庭氛围，为其子女将来的成才打下了基础。郭子仪“克著艰难之勋，实由辅助之力”。①

结语

   郭子仪家族作为唐代军功豪族之典型，其婚姻关系在维持家族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研究发现，郭子仪家族通过与皇室的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婚姻跻身于皇亲国戚之列，并不惜以乱了辈分的代价通过连续三代与皇室的联姻而造就了“一皇后、五驸马”的局面，为郭氏赢得了政治地位的长久；与著姓大族的婚姻则在无形中提升了郭氏的社会地位，甚至有助于其良好家风的形成。因此，对于家族的研究，婚姻是至关重要的方面。

参考资料：（略）

作者简介：马建红（1980年～），女，山东临朐人，历史学博士，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隋唐五代经济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