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志士郭明德郭锡珍

沈阳郭庆斌

抗日志士郭明德郭锡珍

郭家尔康的抗战故事

“九一八”事变之后，这个沈北家族半世飘零

作为近代东北地区历史最久，培养军官最多的军事机构，1906年成立的东北讲武堂曾培训出大批军事人才，它也与云南讲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并列为中国四大军官学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将星闪烁的东北讲武堂停止招生，就此作别历史，一群军事英才无奈吞下国耻家恨告别家乡，无数家庭也随之经历波折坎坷。郭锡珍曾担任东北讲武堂第十期工兵科教官，“九一八”事变后，他求战多次，最终在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压迫下郁郁而终，一个家族也因之衰弱。“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前夕，郭锡珍之孙郭振峰先生向沈阳晚报记者讲起家事，往事如烟，81年前的国耻家恨再次浮现。

沈北郭姓英才多

8月17日下午，铁西一处普通的民宅里，郭振峰先生一页页翻阅着东北讲武堂当年的教材，心情沉重。这座东北军事名校作别历史81年后，郭振峰仍在寻找着它昔日的痕迹。最近，凤凰卫视前来沈阳制作东北讲武堂专题纪录片，郭振峰接受了采访，讲起了他祖父的故事。

讲述从沈阳北部的一个地方开始。沈北虎石台鸭子场村，郭姓人家已在这里生养了几百年。身为汉军镶黄旗人，清军入关之后，郭家人的高祖便留在沈阳东陵守陵。

关于郭家人的最早定居点，郭振峰曾做过详细的考证，据鸭子场村的郭姓老人讲，郭家人来沈阳后，最早定居在郎家寺。郎家寺得名于清代官员郎廷佐。郎廷佐，字一柱，清朝汉军镶黄旗人，世籍广宁。历任清顺治、康熙年间的江西巡抚，两江总督等职，《清史稿》有传。郎廷佐归乡后，兴修一座庙宇，供奉金佛，村子因此被称作“郎家寺”。上世纪70年代，郎家寺还出土过郎太夫人墓。

郎家寺以郭姓和郎姓为主，两家人居住地隔了一条小路。随着繁衍生息，郭家人的一支迁徙到与郎家寺不远的鸭子场村，鸭子场村如今也是沈北郭姓居住最多的地方。关于“鸭子场”这个奇异称号的来历，郭振峰也做过考证——顾名思义，鸭子场盛产鸭子。据说若干年前，鸭子场附近有一条河，每到时令，野鸭群集，蔚为壮观，鸭子场故此得名。

出身行伍，郭家人民族气节自不待言。除郭锡珍之外，鸭子场还走出一个叫郭明德的爱国志士。

郭明德1910年生于鸭子场村，先后就读于沈阳同泽中学和东北大学。东北大学读书期间，他结识了宋黎、张金辉等进步同学。东大读书时，每到寒暑假，郭明德都回到鸭子场，他把适应入学的儿童组织起来，办起了农民儿童学校。他办的学校不收学费，很受贫苦农民欢迎。他还给孩子们讲述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历史，使孩子们从小就扎下爱国主义的思想。

“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大学生多数流亡北平，郭明德却选择留在沈阳，踏上抗日救亡之路。1932年，郭明德协助宋黎、张金辉等人成立了“中华抗日铁血团”，担任经济部长。为保证抗日组织的安全，他利用自己记者的身份，在沈阳城中的家开辟为抗日活动据点，并以“满洲日报”记者身份，秘密为抗日组织提供重要情况。一次，中华抗日铁血团第一任主席张金辉，要给打入“大同日报”的记者姜东芝送手枪，郭明德就是通过自己的妻子抱着刚满月的孩子，把手枪藏在小孩的衣服里给姜东芝送去的。

1934年3月，日本宪兵发现了郭明德的抗日活动，将其逮捕。在宪兵队的审讯室里，郭明德面对敌人的拷打毫不动摇。他身受敌人的皮鞭抽打，坚贞不渝。被捕第三天，在敌人的酷刑下，郭明德牺牲，时年24岁。

讲武堂走出抗战者

再来说郭锡珍。1906年，郭锡珍出生在沈北鸭子场。1927年，郭锡珍正式考入东北讲武堂第七期北京分校学习，学习科目为工兵科。

作为东北当时最优秀的军事院校，能进入讲武堂读书的都是青年中的佼佼者。郭振峰告诉记者，郭锡珍入读讲武堂之前，便作为候补军官入伍参军半年。“我爷爷学习非常好，当时讲武堂选材很注重专业基础，在校物理成绩好的读炮兵科，体育好的读步兵科目，化学好的读工兵科，爷爷的化学成绩好，所以就去读工兵科。”

郭锡珍能进讲武堂，这事在沈北地区算是比较少见。郭振峰对讲武堂学生的籍贯做过一个统计，发现沈北地区考进讲武堂的人还不超过5个人。除了郭锡珍外，毕业生还有原东北军第111师的师长董英斌，此人后来也成为郭锡珍的上司。

1929年2月，郭锡珍从讲武堂毕业，由于成绩优秀，留校任第十期（第二总队）工兵科教官，职务为少尉队副。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郭锡珍当时并未在奉天，而是在关外参加攻打军阀石友三的战争。还没来得及回乡，一夜之间，关外再不是家，怀揣国耻家恨，郭锡珍走上抗日前线。

而此时，鸭子场的郭家族人也行动起来，几十名青壮年离开家乡，走上战场抗击日寇。

自此，抗日烽火不断燃起，郭锡珍还参加了长城抗战、冀东抗战、西安事变、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等。

然而这几年的军旅生涯带给郭锡珍的却是无尽的屈辱，“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在国民党军中已边缘化，战场上是一场接一场的败仗，战场下面还有各种歧视待遇。“南京保卫战失利后，城里的军队都打散了，我爷爷一个人撤出来，一边撤退一边整编小股散兵，找到大部队时，他已经整理出两个排的士兵。相比之下，当时中央军也有一个连长自己逃出来，全连阵亡。结果，中央军的连长最后晋升营长，郭锡珍却未得到任何晋升。由此可见在当时，中央军和东北军之间待遇的天壤之别。”郭振峰说。

1940年10月，东北军57军番号被蒋撤销，改隶鲁苏战区直辖，郭锡珍晋升为营长，但他早已不满蒋对东北军的岐视，最后愤然离职，回到重庆万县，前往五战区长官部报到。经上司安排，从重庆调到安徽阜阳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驻鲁干部训练班（黄埔分校）任教，担任中校工兵科教官，再次从事军事教育。

半世纪的分离之苦

长期颠簸操劳的军事生涯让郭锡珍身体每况愈下，1943年初，郭锡珍患上肺结核，离开“鲁干班”。“爷爷身体不好了，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带着一家人回一次老家，因为日本侵略，他十多年没回过家乡，希望这次回家能对他身体的康复有好处。”郭振峰说。

但适得其反，“回家一路上，爷爷看着曾经富饶的家乡荒芜不堪，国土沦丧，民不聊生，他回到鸭子场村，一村的青壮年都没有了，村里的日常生活全靠6个老太太维持着，爷爷整天不高兴，一病不起。”1943年6月，归乡半年后，郭锡珍发病而死，时年38岁。

家庭支柱倒下了，一家人很快陷入困顿。郭锡珍与妻子生有三个孩子。1927年左右，郭锡珍正式考入东北讲武堂第七期北京分校学习，长子郭玉文同年出生。1933年3月，驻防天津杨柳青时，在当地生一女，名为郭玉娟。1939年2月，郭锡珍调到鲁苏战区，在于学忠指挥下在敌后进行游击战，同年在万县生一子郭玉章。

郭玉章正是郭振峰的父亲，“父亲出生时，正值抗日最艰苦阶段，由于营养不良，父亲身体很不好，小病不断，整天哭闹，战时缺医少药，每次行军前，奶奶都准备拉肚子药。有次随军过程中，奶奶不小心把药弄丢了，孩子瘦得皮包骨，爷爷嫌孩子累赘，差点就把孩子扔掉，可父亲最后居然奇迹般康复了。”郭振峰说。

1943年归乡时，长子郭玉文留在安徽驻鲁干部培训班学习，没随一家人回到故乡，也没有看到父亲最后一面。解放后，郭玉文从安徽调到西安电力系统工作，因为在东北衣食无着，他的老母带弟弟妹妹前往西安投靠，最后客死西安。“大伯一个人拉扯弟弟妹妹，生活非常艰难，大伯后来调动工作去昆明，走前实在没钱，带不走第三个人，就在西安找个人家，把姑姑嫁了，带着我父亲去了昆明。”

至此，郭锡珍的三个孩子分居西安、昆明、沈阳，天各一方，聚少离多。直到近年，这几个郭家后人才逐渐多了些往来。

                                           感谢东北讲武堂郭振峰先生

郭周同

国魂，军魂，民族魂！向抗战志士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