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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1978年6月12日,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诗人、戏剧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郭沫若在北京点击查看北京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逝世,享年86岁。郭沫若是四川乐山点击查看乐山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全国文联一、二、三届主席,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有《女神》《屈原》《虎符》《蔡文姬》《棠棣之花》《甲申三百年祭》《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等历史剧、论著及大量诗文。 作为中日现代关系史上的顶尖级人物,郭沫若在日本生活了整整20年,然而日本文化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显著的痕迹。可以辅证这一点的是,在郭沫若宏富等身的著作中,找不到几篇论述日本文化的文章,比起在其他领域里的巨大成就,他对日本的研究不能不显得薄弱。这确实耐人寻味。 由于偶然的机遇,1913年底郭沫若赴日本留学,时年22岁。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观点,这是一个文化人格已经塑定的年龄,郭沫若不受日本文化的同化,由此可以找到相应的解释。然而,对于郭沫若这样的人,精神气质比起年龄来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郭沫若身上有一种叱咤风云、雄视千古的英雄气概,借用他的一副自集对联来形容,就是“内圣外王一体,上天下地同流”。这种气概,决定了郭沫若不会把日本放在眼里。 平心而论,郭沫若对日本文化并无特别的反感,刚到日本时,在家书中称“此邦俗尚勤俭淡泊,清洁可风”;对日本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也很赞赏,认为日本学生无论高中邪均有赳赳武夫之概,体魄既壮”;又称赞日本科学进步,“近数年来,竟骎骎乎有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之势。国无弃材,人有职守”。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郭沫若真的把日本放在眼里。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文化英雄,郭沫若不可能拜倒在日本的脚下,尤其是在它不可一世、欺负中国之时。恨和尚累及袈裟,况且郭沫若对日本文化本来没有高的评价,甚至对日本人崇拜樱花,郭沫若也审之以讥讽的眼光。 然而,郭沫若的轻日还有更深刻的原因。1920年3月30日郭沫若写给宗白华的信很能说明问题:“我们在日本留学,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罪。”所谓“东洋罪”,就是日本式的种族歧视,其所以难忍,在于它有一种中国人看来等而下之的性质。所谓“东洋”,当然是相对于“西洋”而言的,“东洋”不如“西洋”先进,是已被历史证明了的事实,无论是立志“脱亚入欧”的日本人,还是追求“全盘西化”的中国人,都不否认这一点。留日学子由于家境不济无缘亲炙原汤原汁的西洋文明,只好退而求其次到日本,通过东洋二道贩子学习西洋,心里已是不甘,所以郭沫若接着写道:“我真背时,真倒霉!我近来很想奋飞,很想逃到西洋去,可惜我没钱,我不自由,唉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