虢城(瓜衍)、汾州和汾阳历史缘源考

郭在权

虢城(瓜衍)、汾州和汾阳历史缘源考

    汾州州名，最早出现于北魏。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二年(488)，改吐京镇为汾州，治所设于蒲子城。据《山西历史地名通检)(刘纬毅著）：“蒲子县，西汉武帝时置。故置在今交口县南十里蒲依村。”，此即最早出现的汾州的治所。
　　北魏孝昌二年(526)，山胡起义军围蒲子。汾州由蒲子城移泊西河郡隰城县(今汾阳)，州、郡治所均在隰城。这才是指我们县曾隶属的汾州。(魏书。地理志)汾州：“孝昌中陷，移怡西河。”)
　　东魏，汾州仍领西河郡隰城县等郡、县，州、郡泊均置于隰城县城(今汾阳)。(<隋书。地理志)：“后魏置汾州。”)
　　北齐，废汾州改置为南朔州。汾州所属郡、县属之。《隋书。地理志》：西河郡：“后齐置南朔州。”)
　　北周，改南朔州为介州。南朔州所属郡、县属之。(太平寰宇志)载，“北齐又改为南朔州，后周改曰介州。隋初亦如之。”)
　　隋开皇三年(583)废郡，隰城县直属介州。大业初，废介州，仍置西河郡领隰城县。((太平寰宇志》汾州：“大业中废州复为西河郡。”)

唐朝汾州

　　唐武德元年(618)，西河郡改称浩州。唐武德三年(620)，浩州复称汾州，治隰城县如故。天宝元年(749)改汾州为西河郡。乾元元年{75s)复名汾州。州、郡治所均设于隰城县{今汾阳，至肃宗上元元年(360)，县名由隰城县改称西河县)，属河东道。{<太乎寰宇志)汾州：“武德元年以西河郡为浩州，三年改浩州为汾州。仍割并州之文水来属。贞观元年省介州，以介休、平遥二县来属，文水还并州。十七年以废吕州之灵石来属。天宝元年改为西河郡，乾元元年复为汾州。)说明唐初汾州曾领文水县。贞观年间曾领介休、平遥二县和灵石县。
　　北宋置汾州，依郭设西河县，属河东路。

金朝汾州
　　金置汾州，依郭设置西河县，属河东北路。

元朝汾州
　　元置汾州，依郭设西河县。属冀宁路。

明朝汾州

　　明初设直隶州，称汾州，领乎遥、介休、孝义三县。隶山西布政使司。
　　至明万历二十三年，升汾州为府。
　　历史上，与汾阳没有关系的汾州有：
　　1、北周在蒲子城置汾州。(魏书地形志。汾州)：“延和三年为镇，太和十二年置，州治蒲于城。孝昌中陷，移治西河。”)
　  2、北魏永安初年和东魏置南汾州(魏书，地形志)：“南汾州，领郡九。”、（通典。州郡典)：慈州，“东魏置定阳郡及南汾州。”)人西魏，废帝三年(554)，改为勋州。入北齐又改为汾州。北周仍改西汾州为汾州((通典。州郡典)：“北齐改南汾州为西汾州。后周又改为汾州。”)。隋开皇十六年，(596)改汾州为耿州。唐武德五年(622)又改为南汾州。唐贞观八年(634)改为慈州。“太平寰宇记》：慈州，“东魏天平元年，以州南界汾水所经，故置南汾州”、“唐武德五年，又改为南汾州。”)
　　以上汾州，故治在今吉县。
　　3、隋开皇十六年(596)，于霍邑治汾州。十八年夏改为吕州。故治在今霍县。(隋书。地理志)临汾郡：霍邑，“开皇十二年置汾州，十八年改为吕州。”)
　　4、还有因战争和其他因素寄置、侨置、兼置、别置它处的汾州。如西魏在陕西宜川别置之汾州。北齐在昌化(今离石)兼置之西汾州等。
　　以上所叙之汾州只列隶属、治所、所辖郡、县及境地均不详述。由此可知，时、地不同的汾州在历史上是存在的。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不可没有一个起码的了解。

     

    据新编《汾阳县志》沿革：“汾阳，春秋属晋，为瓜衍县地”。而在此以前历代的《汾阳县志》是没有“瓜衍”这个称谓的。
　　《沿革》部分只说“秦置兹氏县”。明《成化通志》是山西省第—部省志，也是全国最早的省志之一，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沿革》部分汾州(明洪武初，改汾州西河县为直隶州汾州)条下云：汾州，“春秋属晋，战国属赵……编户九十五里，领县三(平遥、介休、孝义)”，没有提到瓜衍。只说是“春秋属晋”。明万历三十七年《汾州府志》沿革：汾阳县（万历二十三年升汾州为府，依郭设汾阳县）条下云：“古西河地。《禹贡》九州为冀之域，舜分冀为幽州、并州，则西河属并。周成王封叔虞于唐，叔虞子燮父徒晋水之傍，为晋候，国号晋，则属晋。”也是只说归属，并无实指。以后的《汾阳县志》也就到此为止。看来，历代史家对县建置确定是非常慎重的。但既然是所属，则必有实体，那么它应当是什么呢?
　　在这块土地上，我们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遗址，说明至少在0．6—1万以前，我们祖先就在这里创造了新石器时代的文明，大量春秋战国时期的出土文物，又将这段历史有机地连系起来。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并不是县置之始。事实上，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了县的建置。比如统一中国的秦，比如我们所在的晋。因此，此次编修新志，科学地找出答案，将县置沿革向前延伸至建县之初，当是修志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1987年，汾阳人北师大赵擎寰教授撰稿《汾阳县建置沿革及城垣年代考略》一文，“根据新的历史研究和考古发现，提出本县在春秋属晋国的瓜衍县地”的论点。随后，先生又引经据典，进行了认真和科学的论证。为我们在新编《汾阳县志》上最后确定汾阳“春秋属晋，为瓜衍县地”奠定了基础。也形成了本文的主要论据。
　　最早提出春秋时属晋，“为瓜衍地”见解的是元代史学家吴澄。吴澄，崇仁人，元朝至大初年任国子监司业，后迁翰林学士。其学问渊博，著述甚丰。史载“四方之士负笈从学者不下千数百人”。他是用瓜城推断春秋瓜衍县所在的。“瓜城”，汾阳人称gúashi。首见于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宋）：“瓜城在孝义县北十里，本虢城也”，说明当地百姓称之为瓜城的这一村名，在宋时称瓜城，之前亦称虢城。这就合了《太平御览》中关于虢城的一段论述：《郡国志》曰，虢城、虞城(与虢城相邻的村名)，相传云，“晋既灭虞、虢(前655年），迁其人于此，筑城以居之(指位于夏县、运城、三门峡一带的虞国和虢国，“假虞灭虢”和“唇亡齿寒”典故即出于此。”《太平寰宇记》也有记载：汾州孝义县，“瓜城，在县北十里，此本虢城也。”。一条虢义河把瓜(虢)城分为大虢城(孝义)、小虢城(属汾阳)，虢义河(瓜衍河)在汾阳南境而在孝义北境。上游为贾壁河和三泉河，汇合后东流注入文峪河。汾孝方言虢念瓜，衍念义，所以自古以来，虢义河亦称瓜衍河，虢城亦称瓜城。而瓜衍县概念的出现则是依据晋景公六年(前594)，晋侯赏瓜衍之县给士贞子的史实为依据的。《左传》(宣十五年)载：“晋侯(景公)赏桓子(荀林父中行桓，当时晋国的上军将)狄臣(晋灭潞所获赤狄分配给桓子为奴隶)千室(一千户)，亦赏士伯(士贞子)瓜衍之县。曰：“吾获狄土(我得到狄的领土)，子之功也(是你的功劳)；微子(如果没你)吾丧(杀、丧失)伯氏(荀林父)矣。”这段话说的是，晋楚于邺(河南之地)的一次大会战，晋军大败，晋国的主将荀林父按其罪应当被杀掉，因士贞子当朝据理力争，认为杀掉主将只会使楚国高兴，而无益于晋国，不应当杀掉荀林父。晋侯采纳了士贞子的意见。因而晋国才有了以后荀林父率领三军灭掉狄国的胜利。灭狄后，荀林父当场受赏，景公推功亦赏士贞子瓜衍之县地。这里的瓜衍县，为晋国起先出现的“县”之—。瓜衍之县遂世为范氏所掌握，直至其曾孙范士吉射败于赵简奔齐(前490)，历时近百年。《春秋传说汇纂》明确指出，“瓜衍之县即山西孝义县北十里之瓜城。”
　　以后李光地《日讲春秋地理考实》，高士奇《春秋地名考》，江水《春秋地理考实》都沿习了吴澄的论点。认为春秋时瓜衍县即今汾阳县。
　　瓜衍县的县境，从《左传》出现的地名来看，为南临“随”(介休南，士贞子原封地）、西南至“蒲”、“屈”(石楼、方山一带)，东北邻“平陵”、“中都”、“邬”(平遥、交城一带)，北接狐氏地。即瓜衍河上游山区、中游丘陵及今汾、孝及文峪河流域的大片平原(平衍地区)都属于瓜衍之县的土地。起初的县城在瓜城及其附近。后迁至瓜城西偏北十里今聂生村、巩村地势较高的地段牞是士贞子受赏之前抑或封后迁建?就不得而知了。我们在清末名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古代舆地图》中看到虢义河之北标出瓜衍的位置，但无法确定确切的地点。建国后，中国科学院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著名历史学家孝义人冯家升教授参与了地图集的编制工作)也标出瓜衍之地名。说明在清代和当代，史学家对春秋晋国瓜衍县的地理位置是已经确定了的。
　　巩村、聂生村境内的古城址，乡民把它的名称写成“甄子城”或“畛子城”，以方言而言，与“贞子城”同音(汾孝方言，有时Z、ZH混念)，明代已有人注意。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戴震纂《汾州府志》，误认为是“兹氏”城的语转字讹(事实上，无论是以普通话还是以当地方言，甄子城无论如何也不会语转字讹为兹氏城)，进而认为自秦汉至北魏，在本县建置的兹氏县县治都在此城，否定了传统的瓜衍县即今汾阳县的说法以及自唐杜佑《通典》起以至明清《一统志》、《山西通志》所述“今县城为秦、汉、曹魏兹氏城”的说法。同时也就否定了瓜衍县存在。这也是历代《汾阳县志》中沿革至秦即止的原因之一。
　　现在由贞子城墙(当地老百姓称城墙梁上)夯土层的厚度、出土的陶片以及一些有价值的文物（笔者曾见过一春秋青铜鼎），都证明了此城筑于春秋而非秦汉。这就从考古的角度证实了贞子城即瓜衍县的存在。这样，我们就可以说，汾阳最早的县名是瓜衍县。
    最早知道汾阳过去叫兹氏是在1977年的聂生村。
　　村里有位老秀才，叫宋希川，当时已70岁了，酷爱文史，特别是地方文化，说起来如数家珍。如果说14年以后我从事编修县志的工作是心有灵犀，那么最初的点化当是这位老先生了。记得他带我到一个叫“甄子城”的地方挖掘那里的陶片和砖瓦，他指着一堆破烂很认真地说：“这里是秦汉以前的汾阳旧址，所谓“甄子城”、“城墙梁”就是指古代的兹氏城，时间长了，人们把兹氏念成甄子了。”这是距县城南约30里一个文化发达、有2000多口人的大村。位于虢义河的上游，滔滔的河水就从村南流过，古人择水而居当是没错的。后来的考证说明，这里应当是春秋时期的瓜衍县（贞子城）。老先生的考证对了一半。
　　但他是有依据的。打开清代的《汾阳县志》，谓“本县置兹氏自秦始。”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由名士戴东原纂修的《汾州府志》就认为甄子城是兹氏城的“语转字讹”，认为“自秦汉以至北魏”，在本县建置的兹氏县城县治都在此地。
　　80年代初期，我们带着许多修志过程中的疑虑找到北师大汾阳籍教授赵擎寰。其中包括“县治沿革”的探讨。
　　后来，赵教授专门就此写了一篇文章寄回来。就兹氏县归属，他应用了最新的科研成果——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编年记》。简上记有“（秦昭襄王）二十五年（前282年）攻兹氏。”。
　　与《史记》对照，《史记·秦本纪》作：“二十五年拔赵二城。”，《史记·赵世家》作：“（赵惠文王）十七年（前282），怨赵不与己击齐，伐赵，拔我两城”。这就是说，公元前282年，秦昭襄王因为赵国不与其联合攻打齐国，怒而起兵攻赵，夺取了赵国的两座城池。而其中就有兹氏。说明当时兹氏属赵，而且兹氏是筑有城的。《史记》两处用“拔”，说明这场战争的残酷。秦拔兹氏后是掳掠而回还是占为已有，今已不得而知。《史记·秦本纪》又有这样的记载：“二年（前248），使蒙骜攻赵定太原。三年……攻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城……置太原郡。是年五月，王死，子赢政立，以年幼（13岁）事决于吕不韦。”这时距秦灭赵、齐，统一中国，赢政称始皇尚有26年。史称“兹氏秦属太原郡”，所以，确切地说，秦　　国置兹氏县隶太原郡是在战国末年，县名是沿用赵国县名的。兹氏县隶属于所置的太原郡，在庄襄王三年（前247）。
　　历史上关于兹氏属魏或属赵是有争议的。明《汾州府志》、清顺治《汾阳县志》据唐张守节《史记正义》等书认为本县战国属魏。理由是魏地在县西南，而中山国在县东北，兹氏在战国“魏拔中山（今河北境内）”后自然属魏，并以孔子弟子卜子夏（商）曾居西河设教，为魏文侯师之说，以证明本县在战国属魏的西河地。而杜佑《通典》以至明清《一统志》都认为战国属赵，乾隆年戴震纂《汾州府志》、《汾阳县志》也持这一观点。此次，赵先生以严谨的考证说明，在秦统一中国时，兹氏是属于赵国的。
　　对这时的兹氏，赵擎寰教授又根据现已出土的兹氏币进行考证道，考观当时用作交换媒介的货币———布币，还可知兹氏并且是赵国经济发达较早的一个县邑。布币的发展，由空首而变平首，又适应需要量的增加，由大变小。不论是传世的还是近年发现的兹氏布币，兹氏大型布币的形制大小，与邯郸、晋阳、蔺大型布币相同。邯郸和晋阳在春秋晚期已是赵氏的根据地，邯郸到战国曾是赵国的都城。由此可知，兹氏在货币经济的初期，已是与邯郸、晋阳同等重要的商业发达的县邑，并有较强的铸造能力。以后，兹氏又铸造了与晋阳、蔺、离石、中阳等形制相同的小型尖足和圆足布币。20世纪60年代山西发现的布币中，原平一次发现五百多枚兹氏布币，阳高一次发现近百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李学勤在解放初曾亲见出土于内蒙的“兹氏戈”，上有铭文：‘八年，兹氏令吴庶，下库工师长武。’（见所著《古文字学初阶》）。战国时县的长官分令和长，万户以上的大县才能称令。因知兹氏县为大县，县中有制造兵器的工场，此场有管理机构下库，必然有上库，甚至还有左库、右库。据《商君书》、《史记》关于赵国的记述，知兹氏县城应有官署、府库、仓库、兵营等。
   楚汉相争，兹氏为汉所据。（汉灭楚，为夏侯婴封地）。汉属并州剌史部———太原郡。新朝（公元23年）曾改称“兹同”。东汉县名仍为兹氏。三国魏仍称兹氏县。黄初二年（221年），于兹氏县境新置西河郡，领兹氏、中阳（将兹氏县南部土地划去，袭用旧西河郡一个废县名称新置，以后改称孝义县）、介休、离石4县。兹氏的历史延续到西晋咸宁三年（277），改封陈王司马斌为西河王驻兹，改郡为国，兹氏易名隰城隶之。
　　春秋瓜衍县的存在，史籍上记载是公元前594年，战国兹氏的存在，史籍上记载是公元前282年。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线是公元前441年。瓜衍和兹氏是何时、何地发生变化的呢？这些现在都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瓜衍县的范氏后来是被智氏消灭了。公元前490年范士谢联合中行寅攻赵鞅失败。按《史记》，范、中行氏失败后，地落入智氏。汾阳方言，Z、ZH和S、SH是可以分清的，但民间又往往不分，智氏也可以念成兹氏，抑或分界线在这里？兹氏是智氏族人统治之后变“瓜衍”为“智氏”，而后称为兹氏的吗？但这更是猜测之言，不敢妄议。公元前455年，赵无恤决水灌智伯军，杀智伯，则瓜衍遭到大破坏也是必然的。瓜衍县和兹氏县的交替可能与这一时期的动乱有关。
　　这样，兹氏县城最早的城址就不好确定是在聂生村或现县城的位置了。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说，兹氏县“故县置也”，“在县直东十里文湖之西侧，临河又有一城谓之潴城。”潴城今仍在县东十里之地。这样说来，北魏记载的兹氏故置，竟又在文湖之西侧了。那里有“古贤村”俗称“故县（GU、XI）村”，莫非此处也有文章？
　　这样，关于兹氏县城的旧址，起码有聂生村、现县城和古贤村三个地方可以考虑了，当然这里面还有时代的更迭和县城迁移等因素造成的时空差。但可以肯定的是，现今的县城，“世传曹魏时所筑”，那么，在三国魏以后，兹氏县城是在现在县城的位置上了。
　　在新编《汾阳县志》的“大事记”上，关于兹氏的记载不多，所以弥足珍贵。
　　“战国秦·昭襄王二十五年（前282），秦伐赵，拔兹氏。”
　　“庄襄王三年（前247年）初置太原郡于晋阳，兹氏县属之。”
　　“秦因之。”
　　“汉·高祖三年（前204）置太原郡，兹氏县属之。”
　　“夏侯婴击楚有功，食封兹氏。”
　　“献帝建安五年，（曹操）封匈奴左部刘豹为帅，统万余落（户）居兹氏。”
　　“三国·魏黄初二年（221）置西河郡于县城，兹氏县属之。”
　　“晋·咸宁三年（277）改西河郡为西河国，徙汉之隰城县于兹氏境，改成为城，省兹氏县并入为隰城县。”
　　这就是全部。
　　可是，从这里，我们能得到的信息量却是很可观的。细分析每一条，都可以使人感觉到兹氏在不断地发展和扩大着。比如，匈奴左部的“万余落（户）”，那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由此可见，兹氏在战国、秦、汉以至三国魏和晋初，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名郡大邑。值得史家重留一笔。难怪汾阳的许多老一辈文化人和年轻的文化人，都对此进行了不懈的探讨和研究。
   距今二千五百年前，在中原大地河南荥阳一带有过一次规模宏大的战役———晋、楚必阝之战。这是两个大国为了取得对郑国的控制权而进行的一场争霸之战。这场战争留给历史的除了血流成河、尸骨成堆的悲壮和惨烈，就是一位政治家对这场战事的震聋发聩的思考和分析。可惜当时晋国三军主帅没有采纳他的先见，从而导致了这场历史悲剧的发生。这位名垂史册的政治家就是当时晋国的上军将士贞子。
　　士贞子，又称随士会、范士伯、士渥浊、范武子。是帝尧时刘累之后。先封随，后封范，世称范武子。范氏是晋国称霸时期掌握实权的六上卿（荀、知、范、韩、赵、魏）之一，从《左传》可见，专记其人的文章即有‘晋人谋反士会’、‘晋荀林父知难冒进’、‘士渥浊谏讨荀林父’等多篇。我们注意到。即便反映必阝之战的‘晋荀林父知难冒进’一文对战役本身也记载甚少，甚至连战争的场面也没有交待。却详细地记载了士贞子对这场战争和对政事的的分析和论断。在作者看来，后者似乎更重要。这是多么发人深省的构思！
　　周定王十年（前 597），郑受楚盟又结交晋，楚庄王怒而围之，攻破郑城，郑襄公执臣子之礼。楚军退三十里与郑讲和。这时，晋军为救郑已兵至黄河，听到郑已服楚的消息，三军统帅中军将荀林父打算班师还朝。上军将士贞子当即称善。并慷慨陈词说：“用兵者要善于观察敌情，乘隙而动。目前楚国德、刑、政、事、典、礼，六者不变，无间隙可乘。楚君讨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伐之所以成刑，舍之所以成德，足见楚之德、刑不变；楚国去年讨伐陈，今年攻克郑，势如破竹，民不疲劳，君无怨气，政施常规，商工农贸皆不废其业，而孙叔敖为贤相，军不戒而备，其政成就，其事得时，可见楚之政、事不变；典有存而无违，礼有顺而无逆，可见楚之典、礼不变。六者不变，无隙可击。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兼弱攻昧，为古人用兵之善法。今日之计，将军宜姑且整顿军政，经营武功，看准弱而昧者攻之，楚非弱而昧者，何必与之作战呢？”
　　按说，这一番话足以说明晋、楚这一仗是可以避免的。知已知彼，百战不殆。可惜中军佐先彀听不进去，说什么成师既出，见到敌人强大而后退，不是大丈夫。并独自带着所辖军队渡过黄河，攻打楚军。荀林父急率三军驰救援。结果不出所料，几乎全军复没。
　　晋师战败而归，元帅荀林父以败军之罪请死。晋侯欲从其请，又是士贞子挺身而出，高声说‘不可!’。然后，他以三十五年前晋楚城濮之战为例，说明自己的道理。他说“城濮之战，晋军大败楚军，晋师在楚地大宴三日，文公面有忧色，左右大臣怪而问之，说战胜可喜，为何反以为忧呢？文公说，人有可忧之事而以为喜，是喜忧失时。现在楚令尹子玉尚在，虽然战败，必思报仇，困兽犹斗，何况是楚国之相？及至听到楚成王杀了子玉，文公方有喜色可见。说，从此没有蓄意杀害我的人了。子玉之死是晋再胜楚。从此，楚国自成王至于穆王再世，再无力与晋抗衡了。今天楚胜晋败，或许是天意警示晋国。而又杀林父，尤如楚之杀子玉，楚再胜而晋再败也。如此，则再世也不能报仇雪恨了。况荀林父对待君主，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是晋国的社稷之臣啊。有臣如此，岂可杀之。今日之败，如日月之食，何损于明？”晋侯听从了士贞子之谏，让荀林父官复原职。
　　三年以后，荀林父率晋军消灭了潞国。“晋侯（晋景公）赏桓子（荀林父）狄臣（灭潞所获奴隶）千室，亦赏士贞子瓜衍之县。”曰：如果没有你，我早失去了荀林父了。
　　士贞子受赏食邑瓜衍的次年，统帅中军，为太傅，执掌国政。讲求典礼刑法，史称“于是晋国之盗逃奔于秦。”
　　儿子士燮为范文子，孙子士丐为范宣子，比之士贞子，他们的成就和作为毫不逊色。文子历任上军佐、上军将、中军佐。范宣子出生在这个将佐之家，在晋悼公时就担任了年青的中军佐，居晋卿的第二位。在晋悼公恢复晋国霸业的事业中，作出了自已的贡献。赢得了“四军无缺，八卿和睦”的赞誉。使楚国不敢与晋国争雄。范宣子当政期间，还把晋襄公时期的夷宣子所订《刑书》铸于铁鼎，即法学史上有名的‘刑鼎’。北师大赵擎寰教授认为，有可能瓜衍之县为范氏试行法制的首善之区。在促进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和发展生产力的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
　　晋公赏给士贞子的瓜衍之县地，为晋国起先出现的‘县’之一，距秦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尚早四百七十多年。从此，瓜衍之县遂为范氏掌握，直至其孙范士榭联合中行（荀）寅攻击赵鞅失败，出走齐国（前 490）。历时近百年。据汉刘向＜新序·杂事篇＞记载，到晋国六卿争权的时候，范氏统治的地区因赋敛繁重引起‘民怨谤诅’。
　　《汾阳县志》载：“汾阳，春秋属晋，为瓜衍县地。”今巩村、聂生村有春秋瓜衍县城遗址，村民都叫‘贞子城’。把瓜衍城称作贞子城当是晋公将县城赏给士贞子以后的事，而留传至今。史前的史书记载和当今的民间传说竟是如此完美的统一起来，实是文史界一大幸事。《汾阳县志》载，“县人崇尚正义，勇于牺牲，遇事小心谨慎而颇有恒心。俭朴纯厚，稍近柔弱。”士贞子身为上军将，在自已的意见被否决后，为了不罪归一人，与其他三军将帅一起渡过黄河，走上死亡之路，多少有一些汾阳人性格的影子。然而他这样作，却并不是值得称道的。值得称道的是：如果说，在战场上，他没有能越级行事，把握住军队。那么，在朝庭里，他确实是把握住了局势。没有使晋国一败再败。二百多年后，当孙膑从硝烟弥漫的马陵道上隐退，专心撰写兵书的时候，必阝之战一定在他的脑海里刀光剑影，士贞子的慷慨陈词一定在他的耳畔鸣响。两千多年后，当我们从书架上拿出线装的《左传》，研究历史，回顾先贤的时候，我们应当向士贞子、向历史探索些什么呢？


来源：汾州乡情 2003.2 原标题： “汾州”小考

作者：希良  配图：郭在权   

郭烨

学习。

郭金桂

我还要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