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阳在东魏北齐时霸府和别都地位探索

郭在权

晋阳在东魏北齐时霸府和别都地位探索

崔彦华

内容提要:魏晋南北朝作为一个战乱纷争的年代，以军带政的特征十分明显。这一时期，山西及其州治晋阳，在整个魏晋南北朝历史尤其是东魏北齐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晋阳也因此被称为“霸府”和“别都”。本文即在考察晋阳霸府和别都地位形成的背景和过程的基础上，来探讨形成晋阳这种独特地位的原因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论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

绪论部分就国内外学术界对晋阳的研究状况及本文的思路作了简要的介绍。

正文分四个部分对晋阳霸府和别都地位作了考察与分析。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晋阳霸府和别都的形成过程。第二部分对晋阳霸府和别都的体制做了详细的介绍。第三部分是全文的重点，分别从地理位置、军事力量等几个方面对晋阳霸府和别都地位形成的原因进行深刻的探讨。第四部分从齐周对峙结果的认识出发，对晋阳霸府和别都地位莫定的影响和意义作总体概述。

论文最后得出结论：晋阳在东魏北齐时期己经逐渐由原来单纯的军事重镇，发展成为当时实际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城市。这种格局的莫定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原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晋阳，东魏北齐，霸府别都

引言，晋阳研究概述

晋阳之名，最早见于载籍的是《左传.定公十三年》（前497年）：“晋赵鞍入于晋阳以叛。”秦庄襄王三年（前247年），在晋阳初设太原郡，晋阳又被称为太原。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设十三州刺史部，晋阳属并州刺史部。从此晋阳、太原、并州实为一地之三名。

作为中国历史上北方政治、军事、经济中心之一的战略重镇——晋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后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等十数个朝代。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曾经有九个独立王朝在晋阳建立国都、别都和陪都，累计300余年，时间跨度近1400年，几乎与晋阳城的存在相始终。即使是在秦汉魏晋时期，晋阳也是作为诸侯国的国都，太原郡郡治，并州州治治所而存在的。尤其是在东魏北齐时期，晋阳不仅是北方军事重镇，而且是统治者精府和别都所在地，对整个北朝历史的发展，它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史家对于山西地域的研究可以说由来已久，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清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和观点。尤其是顾祖禹的《读史方典纪要》一书，从山川险要、攻守利害等方面来探讨山西的地位，为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近代以来，学术界对于山西的关注越来越多，尤其是在谭其骤先生的大作一《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一文发表后，不仅山西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重新为学术界所认识，而且在该篇的启发下，继起之作不断涌现，成果斐然，有力的推动了山西地域史的研究。比如李凭先生《北魏平城时代》，以及《山西历史政区地理》、《山西通志》等著作相继问世，为进一步研究莫定了基础。另外，台湾学者劳干先生的《论北朝的都邑》、《北魏后期重要都邑与北魏政治的关系》等论文也颇有影响。

前辈的研究成果为研究山西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帮助，但上述研究始终将注意的焦点放在山西整个区域，具体到晋阳地区的研究，尤其是晋阳在东魏北齐时期重要地位的研究，迄今为止却没有引起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的足够重视。只有在汪波《魏晋北朝并州地区研究》、渠川福《我国陪都史上的特殊现象一东魏北齐别都晋阳略论》和日本学者谷川道雄《两魏齐周时代的霸府与王都》等少数几篇论文中有所涉及。但是关于晋阳是如何由普通的军事重镇发展成为能够左右王朝兴衰的瀚府和别都，这种转变对后世的影响等重要问题涉及的还不多。这些都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对于客观、真实地认识晋阳的历史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本文试图从霸府和别都成因这一角度对晋阳的地位及其影响作一系统研究。

              第一章    晋阳霸府和别都形成的历史过程

              一、十六国时期晋阳的历史地位

十六国时期，中原丧乱，周边各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建立割据政权。在这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非常激烈的动荡年代，向来是黄河流域乃至整个北方地区战略重镇的晋阳，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各族政权角逐争夺的中心。从当时的情况看，谁占据了晋阳，便可割据一方，以至称雄中原。

（一）、匈奴汉国统治晋阳

匈奴是我国北方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它与中原的交往要比鲜卑等其它民族早得多。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甚至更早以前，匈奴就已经与中原发生关系。①公元前52年，匈奴单于呼韩邪叩塞称臣，“汉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于是匈奴五千余落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②东汉建武二十五年（49年），“南单于遗使诣拥贡献，奉藩称臣。”次年，东汉“授南单于玺缓，令入居云中。”⑧从此，并州地区的五原、云中、定襄、朔方、雁门、上谷、代、北地等边地八郡成为南匈奴主要聚居之地，匈奴在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并州匈奴”东汉末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分匈奴部众为五部：其左部居于兹氏（今山西汾阳）、右部居于祁（今山西祁县）、南部居于蒲子（今山西限县）、北部居于新兴（今山西忻县）、中部居于大陵（今山西文水县）。为便于控制。其首领被强行迁居于晋阳一带，史载“皆居于晋阳汾涧之滨。”④西晋沿袭曹魏制度，但之后不久就发生“八王之乱”，各藩王纷纷援引少数民族军队，以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匈奴刘渊乘势在并州地区创建刘汉政权，开启了十六国纷争的战端，使并州旬奴的势力达到顶峰。刘渊先后建都于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和平阳（今山西临汾），一步步控制了晋中、晋南、晋东南部分地区及其险关要隘，形成了进可直逼洛阳，或扫荡河南、河北平原，退可据关而守，立于不败之地的态势。尤其是在占据了壶关后，晋阳就成了刘渊竭力争夺的目标。他任命石勒为并州刺史，与西晋并州刺史刘现分庭抗礼，双方争夺的焦点正是晋阳地区。

刘渊死后，其四子刘聪杀兄自立。待政权稳固之后，刘聪就遣大将刘限乘刘琅领精兵出防雁门乌丸族反叛之机，大举进攻晋阳。晋阳太守高乔、并州别驾郝幸举城投降，晋阳被刘汉政权控制。四个月后，刘现向鲜卑猜卢乞师，骑卢亲率大军收复晋阳。刘曜在战败后撤离时对晋阳大肆进行劫掠，晋阳城遭到很大的破坏。至此，刘耀势力撤出并土，匈奴汉国在晋阳的统治结束。

  （二）、后赵石勒占据晋阳

   后赵是由揭族石勒创建的。关于揭族的族属问题，历来说法不一①。后赵石勒在晋阳活动的记载仅见于“太安中，并州饥乱，勒与诸小胡亡散，乃自雁门还依宁驱。”并州刺史司马腾派军队执虏群胡，卖往河北地区以充军实，石勒就在其中。刘渊起兵后。石勒率所部响应，归附刘渊，转战于并州，力量逐渐壮大。到晋怀帝永嘉三年（309年）时，他已有众十余万，“集衣冠人物，别为君子营，以赵郡张宾为谋主，并州胡揭多从之。”⑧汉国刘聪即位后，两度授石勒为并州刺史，晋阳成为石勒的必争之地。建兴四年（316年）七月，石勒乘并州境内出现蝗灾之际，派其将石越率骑兵两万出屯并州。并州长史李弘率部众归降石勒，晋阳被石勒占领。东晋大兴二年（319年），石勒趁刘聪新死，前赵内部大乱之际，自称大单于。定都襄国，与刘曜前赵对抗，史称后赵。至此直到后赵亡国，晋阳一直为后赵占据，共42年。

（三）、其它少数民族政权在晋阳的活动

十六国时期，晋阳凭借其“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的战略地位和刘现所加固的城池，成为胡族竞相争夺的对象。在后赵以后，晋阳地区又先后被前燕、前秦、西燕、后燕等少数民族政权占领，有的政权甚至还在晋阳建都。

1、前燕

石勒所创建的后赵国，一度为中原霸主，盛极一时。但不久就随着石勒的病亡而分崩离析。慕容鲜卑开始自辽东入据河北，建立前燕；氐族人在关中建立前秦，互相对峙。前秦在符坚领导下，国力蒸蒸日上，而前燕在太宰慕容格死后朝政日坏。此时，军阀张平占据晋阳，割新兴、西河、太原、上党等地，与氐族所建的前秦和鲜卑所建的前燕抗衡。公元358年，前燕慕容评逐张平，晋阳地区归于前燕。直到其亡国，晋阳一直为前燕重镇。前燕共占据晋阳12年。

2、前秦

     前秦是由“五胡”之氐族所建。太和四年（369年），东晋派大司马桓温伐燕。前燕主慕容障以割地为条件，求前秦符坚援救。及桓温被击退，障违约。符坚大怒，次年遣将军王猛、杨安率步骑六万，兵分两路伐前燕重镇晋阳和壶关。王猛攻克壶关后，率军援助杨安攻晋阳。晋阳城池坚固，易守难攻，秦军久攻不下，最后靠挖掘地道才攻克晋阳城。晋阳地区从此落入前秦之手。

前秦建元二十年（384年），符坚亡。并州刺史王腾迎符坚庶长子符王入晋阳。不在晋阳即皇帝位，以晋阳为都。史载：“长乐公王在邺，将西赴长安，幽州刺史王永在壶关，遣使招王，王乃率邺中男女六万余口西如潞川，镖骑将军张蚝、并州刺史王腾迎之入晋阳。王始知长安不守，坚已死，乃发丧，即皇帝位。”并州晋阳从此成为前秦的首府所在。符王在晋阳养精蓄锐，积蓄力量，准备东山再起。但在后来与西燕慕容永襄陵（今襄汾境内）之战中兵败被杀。晋阳地区又为西燕所据。

3、西燕

太元十一年（386年），关中鲜卑族首领慕容永率兵东进，打败符王，攻入晋阳，遂建立西燕。

此时的并州地区，慕容永占据长子、太原等郡，雁门郡则是独孤刘显的势力范围，北方更有拓跋鲜卑据云中、定襄。八年之后，太原、长子落入后燕慕容垂掌握中。

4、后燕

继西燕之后，由慕容垂建立的后燕控制了并州地区。

太元十八年（393年），慕容垂亲率七万大军出溢口，直逼晋阳，与西燕遭遇于台壁（今山西黎城）。慕容永仓促应战，中伏大败，退回长子。慕容垂乘势攻克晋阳。晋阳失守，慕容永大势己去，西燕随之灭亡。后燕凭借晋阳军事重镇，占据了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其时代北鲜卑拓拔魏势力日渐强大。为了阻止拓拔氏南下，后燕特别加强了晋阳的军事力量，以辽西王慕容农为并州牧，镇守晋阳。公元3% 年，拓拔硅乘并州早霜、饥荒乏食之机，南出马邑（今山西朔州市），攻占晋阳。再以晋阳为依托，乘胜东出井隘，占领并州地区，统一了北方，结束了十六国割据时代。

总之，十六国时期，晋阳因其特有的地理位置逐渐由原来秦汉时期抵御匈奴、保卫北疆的战略重镇，成为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割据混战的主要场所。自公元304年始，止于公元394年，短短九十年间，晋阳地区先后为西晋、前赵、后赵、前燕、前秦、西燕、后燕交替占据。兵祸连年，境土屡分，国号几易。因此可以说，十六国迭相嫂变的历史，同时也是盘踞晋阳的割据势力不断争战，立国建都的历史，晋阳成为制约十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主要契机。

二、北魏夺取晋阳

鲜卑是我国古代东胡部落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起源很早，但作为一个活动部落集团的名称出现，始见于东汉古文献内。魏晋以后，势力逐渐向东发展，不断骚扰中原王朝的北部边境，尤其是并州地区。

拓跋部是鲜卑族的一支，发源于大鲜卑山。拓跋鲜卑兴起后多次南迁，据文献记载，规模较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东汉初年，鲜卑趁匈奴分裂，势力衰落之际南迁。第二次是在北匈奴西迁之后，南迁入匈奴故地。这次迁徙，“山谷高深，九难八阻？？？历年乃出。始居匈奴故地。”第三次是在拓跋力徽时，拓跋鲜卑迁居定襄之盛乐，其人口开始进入并州地区，势力日渐兴盛，“自杏城以北八十里，迄长城原，夹道立褐，与晋分界。”④西晋惠帝末，并州刺史东滚公司马腾在晋阳为匈奴所围，索头单于绮拖遣军助腾。在帮助司马腾的同时，拓跋鲜卑的势力逐渐渗入晋阳地区。西晋灭亡后，拓跋鲜卑意欲称霸中原，开始“治兵讲武，有平南夏之惫。”

公元386年，拓跋圭在牛川大会诸侯，复代国，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拓跋鲜卑的发展从此不可遇制，成为塞上最强盛的国家。北魏皇始元年（3%年），魏主拓跋圭亲率四十万大军。南并后燕，攻占并州晋阳。史载：“帝亲勒六军四十余万，南出马邑，逾余句注，族旗骆异二千余里，鼓行而前，民屋皆健。”后燕并州牧慕容农“大惧，将妻子弃城夜出，东遁，并州平。”拓跋挂进占晋阳——太原郡，成为北魏南下河南，东出河北的交通枢纽和军事基地。北魏皇帝拓跋圭、拓跋俐和拓跋宏都曾临晋阳巡视。其后百年，晋阳局势相对稳定。

自从北魏占领晋阳后，尤其是拓跋圭称帝，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后，晋阳地区成为北魏立国的基地，是其进入中原的第一站，也是代北与中原联络的中转站。晋阳地区政局的稳定对北魏政权来说至关重要，北魏中央政府十分重视对这一地区的经营。拓跋圭在取晋阳平并州后，仿汉制建立政权机构，“初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以下悉用文人，”且“招抚离散，劝课农桑”。由游牧经济逐渐向农业经济转化。同年十月，拓跋圭令冠军将军果邵、宁朔将军公孙兰率兵二万开凿修建由晋阳到达井隆的韩信故道。拓跋圭亲率大军对后燕进行毁灭性的打击，正是从这条道上行军的。由上可见，晋阳对于北魏的立国及其以后的统一北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尔朱荣居晋阳遥控洛阳

北魏孝文帝时迁都洛阳，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改革，使其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广面都得到了相当发展。孝文帝汉化改革的一个主要措施就是迁都，即由“六月雨雪”的、城迁到洛阳，力图摆脱鲜卑保守旧势力的影响，加速北魏封建化。周一良先生认为，“孝又帝迁洛与汉化有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意义，而解除社会方面胡汉冲突实为重要作用之一”①但迁都洛阳也带来了巨大的负作用，那就是并州政治地位的沦替。迁都以后，北魏王朝开始注重洛阳和南方地区的经营，与代北的联系逐渐减少。留在边地六镇的鲜卑军民和什北旧贵族被洛阳遗忘。北魏中央政权对北方的忽视，给边郡和并州地区带来巨大的社会动荡，也决定了北魏政权的瓦解。劳千先生说：“魏孝文帝的迁都洛阳，完全表现出他是一水理想主义者，并未曾顾及到现实的问题？？？ 建都洛阳，对于汉人来说，的确有心里方面的意义，但他却忽略了地理位置上的客观条件。北魏自从建都洛阳以后，就对于北方六镇原有的鲜卑贵族子弟的生活与前途，漠视不顾。到了胡后当政时期，北方六镇的叛变，引起了北魏的灭亡，不能说他选择都城位置的错误，不是其中主要的原因。”②

继六镇起义后，北方各地相继叛乱，河北、青州、关陇先后爆发大规模的起义。起义被镇压后，部分叛民流亡并州。这部分人进入并州地区，为并州豪强形成地方割据势力提供了人力和军事基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秀容川契胡尔朱荣异军突起，力量不断发展北魏政府不得不依靠他来镇压各地起义，以维系行将土崩的统治，这就为他日后控制巾中政府创造了条件。

1、政府腐败，参与废立

尔朱荣，字天宝，北魏秀容部（今山西朔县北）人。其祖先世为部落酋帅。到尔朱荣的失亲尔朱新兴时，其家族己经非常荣耀富有，“牛羊驼马，色别为群”。大量的马匹在那个年代无疑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尔朱荣在继承他父亲爵位的同时也继承了这笔雄厚的物资财产。

尔朱荣袭爵后，正值北方军镇及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国内大乱之时。他趁机招合义勇，组织起一支4000人的武装。并且先后带兵镇压了乞扶莫于、万子乞真等多支起义为朝廷消除了诸多叛乱。北魏政府封尔朱荣为征东将军、右卫将军、假车骑将军，都督-肆、汾、广、恒、云六州诸军事，坐镇并州重地晋阳。

尔朱荣生于高祖时，长于世宗朝，在肃宗年间袭爵。所以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北魏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世宗基本还能承袭太和年间的政策、制度，使社会经济继续发展。但由于他没能执行一条重要的祖训——立子杀母，再加肃宗年幼即位，使胡太后得到弄权机会，为以后肃宗和胡氏争权埋下了祸根。武泰元年（528年）二月，肃宗暴崩于显阳殿。胡太后立潘充华所生皇女（诈为男）为帝，数日后见人心渐定，才以实告天下，遂立临挑王政之子3岁的元钊为帝，天下愕然。

消息传到秀容川，尔朱荣大怒，再加上“肃宗之崩，事出仓促，时论咸言郑俨、徐绝之计。”①尔朱荣趁机起兵晋阳，三军编素，南下洛阳，并且立长乐王元子攸为帝，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河阴之变”，“死者三千余人。”⑧

河阴之变后，庄帝加封尔朱荣为柱国大将军、太原王、兼录尚书事，尔朱荣令元天穆为京畿大都督，镇守洛阳，尔朱荣自己则坐镇晋阳，遥控朝廷

2、野心渐露，为帝所杀

尔朱荣虽身在晋阳，但由于其心腹之人都被安排在朝廷重要部门。所以“身虽居夕卜恒遥制朝廷，广布亲戚，列为左右，伺察动静，人小必知。朝内军政人事。一决于己。或有侥幸求官者，皆诣荣承侯，得其启请，无不遂之”③，一朝官员都仰其鼻息，惧其威势。甚至连孝庄帝都不得不受制于他④。

由于庄帝年长明悟，为众心所归，尔朱荣为了继续执掌朝政，时常想迁庄帝到自己身边，挟天子以令天下。他多次在酒醉后说要移庄帝到他的根据地——晋阳。晋阳地区是尔朱荣经营多年的老巢，尔朱荣发迹于此，一直视其为根本之地。因此，他从未放弃过对这个地区的经营。早在“河阴之变”后，尔朱荣的野心开始膨胀之时。，便想迁都于此，因众人强烈反对才作罢。现在随着庄帝年纪越来越大，且“虽受制权臣，而勤政事，朝夕省纳，孜孜不己。数自理冤狱，亲览辞讼”荣乃大相嫌责”@。在这种情况下，尔朱荣更加想迁庄帝于晋阳，以加强控制。正是由于尔朱荣的这种专横跋馗,最终导致其难逃被庄帝诛杀的命运。

尔朱荣被杀后，坐镇汾州的尔朱兆迅速起兵占据晋阳。同年十二月，尔朱兆由太行南F，攻陷洛阳，囚禁庄帝。庄帝被尔朱兆押赴晋阳，在晋阳三级佛寺被杀。

北魏末年，尔朱荣正是凭借晋阳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军事力量，自晋阳南下，发动河阴之难，瓦解了北魏政权。尤其是在镇压了葛荣、刑皋等起义及打败北海王元颇领导的南梁势力的进攻后，尔朱荣位极人臣，建立了太原国，坐镇晋阳而遥制北魏朝权。可以说，这一时期北中国实际的政治中心，就已经从河南的洛阳转移到了山西晋阳。但由于尔朱荣“心如猛火，山林无以供其暴；意等漏危，江河无以充其溢。？？ 不推天功，专为己力。与任夺情，减否肆意、无君之迹，日月以甚。拔发数罪，盖不足称；斩竹书愈。岂云能尽方复托名朝宗，阴图衅逆，脾晚天居，窥舰圣历。乃有裂冠毁冕之心，将为拔本塞源之事”1这就为庄帝所不容，也引起朝士的义愤，终于被庄帝杀死、为其政治生涯画上了休止符。

  四、高欢进占晋阳及其霸府的形成

在尔朱荣以后，北方又出现了两个掌握大权的人物他们乘机而起，分据关东、关中，各拥一主，彼此之间争战不休，其中一个就是凭借并州晋即遥制东魏政权的高欢。他是东魏王朝的建立者和实际统治者。

1、另立门户，击败尔朱氏

高欢，字贺六浑，渤海落（今河北省景县）人，自称是河北大族渤海高氏的后裔气其祖父高谧仕魏，官至侍御史。后因犯法徙居怀朔镇，降为兵户。北魏末年，高欢先后参加了河北杜洛周、葛荣领导的起义，最后投奔到了尔失荣的门下，逐渐受到了尔朱荣的器重，成为其最得力的部将之一。尔朱荣死后，高欢趁机骗取了尔朱兆的信任，取得六镇降户的统领权。正是凭借六镇降户的力量，高欢东出ik口，来到河北信都，在当地大族的支持下。举起了反对尔朱氏的大旗。公元532年，高欢以少胜多，在邺城附近的韩陵，大败尔朱氏，率部进入洛阳，另立元修为帝。高欢自任大丞相、天柱大将军、太师，实际掌握了北魏的军政大权。北魏永熙元年（532年）七月，高欢由井径、淡口两道进兵，攻破晋阳。尔朱兆兵败自维而死，尔朱氏政权至此彻底崩溃。

2、入主晋阳，建立霸府③

高欢占领晋阳后，遂在晋阳建立了大巫相府。高欢自己长期居住在那里，遥控洛阳。他还把手下的鲜卑人从河北迁到了并州、汾州一带，恢复恒、燕、云三州建置。从此，六镇鲜卑拱卫于晋阳周围，原为尔朱氏控制的晋阳，就变为高欢霸业的政治、军事基地。东魏时，就有人称邺城孝静为魏朝，而称晋阳高氏父子为“霸朝”，相府为“霸府”。史书中也经常可以看到关于晋阳霸府的记载。称晋阳为霸府者云：“晋阳都会之所，霸朝人士枚集。”“及文襄执政，谴中书侍郎李同轨就霸府为诸弟师。”⑧“元康以智能才干，委质霸朝。”④史臣曰：“张纂等并趋事霸朝。”⑤甚至连皇帝的诏书中也说：“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齐郡，霸朝所在，王命是基。”@

  高欢在晋阳遥控朝廷，北魏皇帝成了傀儡。然而孝武帝并非唯唯诺诺之辈，他曾经立志：“自非五牛签筛，七萃按部，何以复文武之旧业，拯涂炭于遗黎，联将亲总六军，径临彭、汁。一劳永逸，庶保无疆。”⑦另外，《北史》里面也有类似记载：“帝性沉厚，写涉，好武事”⑧，在北魏末期的几个皇帝中，是比较有作为的。这样必然与手握大权、遥控朝廷的高欢发生矛盾。最终矛盾斗争的结果是孝武帝西入长安，被宇文泰鸠杀。从此北魏灭亡，形成东、西魏对峙的局面，而高欢与宇文泰各拥一主，成为东、西魏实际的统治者。关于高氏霸府时期，笔者认为，应从北魏末期高欢“信都举义”（531年），即高欢公开脱离尔朱氏集团算起，一直到北齐建立，也就是天保元年（550年）止。虽然东魏始终处在高氏的掌握之中，但距高洋的“改换门庭”还有十余年，因而这一段时期仍属于高氏霸府时期⑨。这也就涉及到一个北齐王朝起始断限问题。按理说，一个王朝的开端，当然应该从取得政权，建立新朝之日算起。但在魏晋南北朝这样一个政权频繁更替的年代，禅代问题的政治敏感度非常高。为了弥补粉饰“篡轼”问题，晋以后封建统治者采取了两科办法。一是在确定本朝历史的断限时做文章，一是在处理前朝历史的末代或本朝历史的开端时弥缝回护，或略而不详，或公然曲笔。。作为同样是以“禅代”方式立国的北齐王朝，它的纪年也避免不了这个问题。梁、陈之际的史学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何之元著《梁典》，在书序中议史书编撰体例时说，“又编年而举其岁次者，盖取分明而易寻也。若夫脸犹孔炽，，硬我中原，始自一君，终为二主，事有相涉，言成混漫。今以未分之前为北魏，即分之后高氏所辅为东魏，宇文所挟为西魏，所以相分别也。”这一分法被后世采纳。作为高氏国史起始的一个重要依据。北齐建立后，“国史断限”也一直是修史者难以定夺的烦难之点。

北齐内部就有两种观点，魏收修《高祖本纪》以平四胡之岁（即532年，四胡指尔朱天光）为齐纪元。而另一史学家阳休之主张以天保元年（550年）为断限，朝议最终通过了阳休之的主张①。断限晚可以回避霸府那段不君不臣的过渡时期。另外，在这一时期，与各个王朝禅代有密切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所谓正统问题。史书正统之争肇于晋习凿齿《汉晋春秋》，不从陈寿帝魏，而以蜀为正统。东西魏分裂后，北朝之中也开始出现正统之争。而高欢所建东魏，一直以来就得不到封建史家的承认，称其为霸府者有之，称其为“膺越”者也有之。以至到了宋人修《太平御览》时，仍以北魏后周入皇王部，宋齐梁陈北齐入偏霸部。就连魏收的《魏书》体例最为后世所讥议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他以东魏为正统a。因此高欢执政的这段时期，只能称为霸府时期。

五、北齐晋阳别都的建立

东魏建立后，其政权一开始就掌握在高氏父子手里。高欢镇晋阳，高澄镇邺都，东魏孝静帝只是其掌上的一个傀儡。高欢在世时为了兼并西魏，对孝静帝非常恭敬。这虽是表面现象，但因此其它朝臣对孝静帝不敢不恭。高欢死后，高澄便迫不及待的要取而代之。同时，孝静帝“好文学，美容仪。力能挟石狮子以逾墙，射无不中。嘉辰宴会，多命群臣赋诗，从容沉雅，有孝文风’，③，这更使高澄极度嫉妒和忧虑，对孝静帝极为不恭④。孝静帝自知难保其身，遂于武定五年（547年），召常侍荀济、祠部郎中元瑾密谋诛澄，事泄后被高澄幽禁于含章堂。至此，高澄与静帝已经无法共存。但之后不久就发生了侯景叛乱，高澄忙于南伐，暂时无法顾及朝庭之事。武定七年（549年），当高澄完成了夺取东魏皇位的准备工作时，却突然发生了邺城“膳奴”兰京行刺事件，高澄被杀。高澄弟太原公高洋迅速发兵平定了叛乱。高洋留高岳、高隆之、司马子如、杨谙等亲信大臣守邺，自己率领其余勋贵及将士赶赴根据地晋阳。最后高洋终于凭借晋阳强大的军事力量，迫使孝静帝让位，高洋自己即帝位，建立北齐。

北齐建立后，虽然都城仍是在邺城，但由于并没有进行权力和执政者的转换，因此晋阳作为高氏的龙兴之地，它的重要地位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也因北齐的建立，晋阳也由原来高氏东魏政权时的霸府而升格为北齐时期的别都。“别”即另外、另一个的意思。也就是说，晋阳是北齐邺京以外的另一个首都所在。史书中经常可以看到晋阳是高氏别都的记载：称晋阳为别都者云：“并州平，即授并州刺史，加上开府仪同大将军，州即齐氏别都，控带要重。”①《隋书？地理志》中也称太原为齐别都，还有的地方把晋阳称为下都，《北齐书》《白建传》载“晋阳，国之下都，每年临幸，征诏差科，责成州郡”。

如上所述，晋阳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时期，往往是历史分裂、动荡的时期。从十六国北朝以来，晋阳就以其“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③的特点，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在魏晋北朝这样动荡的年代，领有晋阳的势力或占据晋阳的北方民族，往往凭借晋阳山川形胜的地理优势和雄厚的物质基础，或西入关中，或南下中原，直接威逼并进而控制和颠覆中央王朝，十六国时期是如此，尔朱荣是如此，高氏霸府和别都的建立也是如此。晋阳在这一时期成为左右天下大势的策源地。

第二章    晋阳霸府和别都体制

一  邺一晋阳两都制

邺城，在今河北省临漳市，始筑于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时。曹操于建安十一（206年）晋封魏王后定都于此。曹操建邺之前，中国传有斑固《两都赋》，张衡《两京赋》，人们只知洛阳、长安作都，而不知有邺城。曹操都邺后，乃有晋左思的《三都赋》，其中魏都指的就是邺城。

曹王代汉称帝后，“定都洛阳，以谁为先人本国，许昌为汉之所居，长安为西京之遗迹，邺为王业之本基，故号五都也。”司马氏代魏后不久便祸起萧墙，在八王之乱的战火中，有“王业之本基”的邺城，再次成为当时的政治，军事中心。此后，农业文明退居江南，黄河流域为游牧民族统辖，邺城先后被后赵、冉魏、前燕作为自己的都城。公元534年，高欢挟孝静帝迁都邺，是为东魏。北齐建立后，仍都邺城。此时的邺都成为这次大分裂与大融合的见证者。

而晋阳，在山西省中部地区，在高欢之前一直是尔朱氏的根据地。高欢取代尔朱氏以后，在此设立大丞相府，同时把三州六镇的鲜卑人迁徙到晋阳附近，形成拱卫晋阳的局势。晋阳是高氏家族的龙兴之地，也是其力量最强大的地方。

邺——晋阳两都制的形成与东魏王朝的形成紧密联系。

北魏末年，高欢与孝武帝之间产生矛盾，双方矛盾斗争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是否迁都。高欢“以为洛阳久经丧乱，王气衰尽，虽有山河之固，土地蝙狭，不如邺，请迁都。”这只是表面原因，实际上是晋阳距邺城比距洛阳近，迁都邺城比洛阳更有利于控制朝廷。也就是说，晋阳是考虑迁都的基点。孝武帝元修本不欲离开洛阳，自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年）将都城由平城迁到河南洛阳后，便“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⑧，同时也不愿作傀儡，便委婉言拒绝；“高祖定鼎河洛，为永久之基，经营制度，至世宗乃毕。王既功在社樱，宜遵太和旧事。”④高欢不得已而放弃。但是孝武帝不断扶植党羽，打击高欢势力，使高欢越来越感到孝武帝远离晋阳，难以驾驭，欲强行迁都。孝武帝誓死力争：“王高枕太原，联垂拱京洛，终不举足渡河，以千戈相指。王若马首南向，问鼎轻重，肤虽无武，欲止不能，必为社梭宗庙出万死之策。”高欢要消灭北魏皇室的权威，就得仿效孝文，离开皇室巢穴，重建基地。迁都问题使双方的关系更加恶化。于是高欢以“清君侧”为名，进军洛阳。孝武帝在宇文泰的鼓动下仓皇出逃关中。

高欢进驻洛阳后，改立孝静帝。不久，下令迁都邺城。“诏下三日，车驾便发，户四十万狼狈就道。”而高欢本人并没有去新都邺城看一眼，便直接从洛阳返回晋阳。高欢长住晋阳，频繁往来于晋阳和邺之间。这样，晋阳以实际首都的地位，开始了对东魏半壁江山近半个世纪的控制，邺- 晋阳两都制就这样开始形成。北齐建立后，延续了东魏时期的邺——晋阳两都制，北齐诸帝从文宜皇帝开始一直到后主高纬，一直都频繁往来于晋阳和邺城之间。

邺——晋阳两都制的建立，表现了以高欢为首的高氏集团的英明与睿智。据《古代重要城市建都条件指数表》②论证，在各大古都中，太原与西安的防卫能力最高。因此，以晋阳为基地，与占据关中的西魏相对峙，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是，要作为一个首都，必须同时具备相当的对外开拓和控制的能力，而在这方面太原的指数却属最低之列。这样就必须选一个开拓和控制能力较强的城市与晋阳互为补充。在这种情况下。高欢选择了邺城（其开拓和控制能力指数高出太原一倍）⑧。而且，山西和河北自古就属于同一战略体系。建都于邺，首先从战略上把山西、河北通过上党联为一体，进可攻，退可守。其次，以邺城代替晋阳控制河北、山东地区。就两地而言：邺城处于河北平原南部，南临黄河，北面无险可守，以河北地势之低，要仰争太行，殊为不易。而晋阳地势较高，居高临下，俯临河北中部和南部，建都于此有高屋建瓶之势。高氏集团如果从晋阳引兵东出井9：邺城即在它的攻击之下。所谓“河北连兵，太原如故”是也。唐朝时期也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常山地控燕蓟，路通河洛，有井隆之险，？？若转据常山，与晋阳首尾，则盛业可成矣。”④这也是高欢虽然长驻晋阳，但依然能遥控东魏朝廷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晋阳军事中心形成鲜明对照的，邺京则似乎是文士们的天下。“是时邺下言风流者，以（李）谐及陇西李神悄、范阳卢元明、北海王元景、弘农杨遵彦、清河崔赌为首。”⑤这些风云人物都是些汉族高门子弟。另外《北史·文苑传序》中也说：

（北齐）邓都之下，烟霏雾集，河间邢子才、拒鹿魏伯起、范阳卢元明、柜鹿魏季景、清河崔长儒、河间邢子明、范阳祖孝徽、中山杜辅玄，北平阳子烈并其流也。复有范阳祖鸿助，亦参文士之列。

其中杨倍（遵彦）、祖班（孝微）、魏收（伯起）等后来都曾为尚书邺省的长官。后主时又在此设文林馆，更是吸引了大批士族文人。正如陈寅格先生所指出：“邺都典章文物悉继太和洛阳之遗业，亦可令中原士族略得满足。”。邺- 晋阳两都制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魏北齐以武立国和以文治国方针的并用政策。

  日本学者谷川道雄曾经针对两都制这种现象专门写过一篇论文进行论述。谷川道雄先生认为：东魏北齐采用“邺——晋阳”两都制，其理由有着相当的深惫。东魏时代约15年，是以高氏为首的军阀集团克服一个具有半世纪辉煌历史的北魏王朝的过程。北魏曾在孝文帝时代实行汉化政策，使胡族国家转变为汉族式的贵族制国家。这是以与南朝争霸，成为中国全境统治者为目标的。迁都洛阳是这个意图中的一个环节。高欢首先把北魏朝廷从洛阳之地引开，迁移到邺，自己则以晋阳为根据地维持其势力的相对独立性。因此“邺——晋阳”两都制表现了保持传统权威的旧王朝与新兴的军阀势力并存的状态。而且邺位于山东贵族盘踞的河北平原之一角，晋阳为北方胡族聚居的山西台地的一都邑，权威与权力的尖锐对立，胡汉两族的复杂结合一东魏的两都制便是构筑于这种情形之上的反映。①

我国的陪都制度出现的很早，自周武王设置东都洛邑开始，历代皆有陪都之制，尤其是以长安——洛阳为代表的东西两京制度。是我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也是最富有代表性的首、陪都制度。一般认为，首都在政治上具有绝对权威，陪都只具有礼仪性质②，目的在于辅助作为政治中心的首都，扩大和加强朝廷的统治。但是，东魏北齐的邺一晋阳两都制却与此不同。首都邺城的选择是根据陪都晋阳的确立而后选择的，晋阳是当时实际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它的地位甚至超过了首都邺城，形成我国陪都史上喧宾夺主的特殊现象匆。晋阳霸府和别都这种体制的确立，不仅表明了高欢的战略远见，也体现了他高明的政治手腕。既在邺城设一傀儡皇帝以实现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野心，同时又别地而居，在晋阳重建自己的权威基地。更何况高欢还将晋阳称为“别都”而非“陪都”，亦可见其用意之深也。

二、北齐帝王居晋阳

都城，作为一个政权的象征，其最重要的职能，应该是“帝王之所居，政令之所出④的政治中心。因此，晋阳霸府和别都地位，首先可以从东魏北齐时高氏常居晋阳表现出来。作为东魏霸府主的高欢一直常年居住在晋阳是毋庸置疑也是无可非议的，而北齐王朝建立后，高氏诸帝不在都城邺京反而长期滞留在晋阳，就颇让人费解了。正如胡三省所说：“北齐主或居晋阳，不常居邺也。”⑤。如果我们对《北齐书》做一个详细的摘录，可以发现，北齐历代皇帝往来于晋阳和邺之间是非常频繁的，自天保而后，几乎每一页都有与晋阳有关的记载。

从上表可以看出，自北齐开国的文宜帝高洋至断送北齐的后主高纬这五个皇帝中，在晋阳即位的就有废帝高殷、孝昭帝高演、武成帝高湛、后主高纬。也就是说，除了开国皇帝高洋在邺即位，是为了表示接受东魏的禅让以外，北齐皇帝的传接仪式基本上都是在晋阳举行的，有的即使是身在邺城，也都匆匆赶往晋阳即位。在古代中国，天子践位，皇帝禅代，是极其隆重的盛典，其地点的选择，除了在非常时期，一般都要在都城举行。而北齐皇帝的传接仪式在晋阳举行本身就说明，在高氏看来，晋阳就是他们实际的首都所在。另外北齐诸帝不避寒署，常年累月奔波穿梭于晋阳和邺之间。据粗略统计，文宣帝高洋从天保元年（550年）即帝位到天保十年（559年）崩，十年间居于晋阳时间超过五十六个月；孝昭帝在位时间仅一年多，大部分时间在晋阳而非都城邺城；武成帝在位四年，做太上皇四年，居于晋阳的时间超过四十个月。诸帝在晋阳与邺城停留的时间比是3：2。这尚不计废帝（高殷）幼弱，高演在晋阳相府执政之时：亦不算成帝高湛禅位于后主高纬后，自为太上皇常住晋阳之时；更不算在皇位继承问题上有着重要影响的娄太后在晋阳宫居住的时间。

另据台湾学者毛汉光先生统计，从东魏天平元年（534年）至北齐承光元年〔577年）的43年中，高氏执政者共穿梭于晋阳和邺之间37次，住在晋阳的时间是29年，在邺都的时间是14年，在晋阳时间为在邺时间之倍。①高欢可以说是起于晋州而壮于晋阳，晋阳是高氏龙兴之地。

另外，东魏北齐时的晋阳，不仅是帝王的长居之地，当时的许多宗室国戚、勋贵权臣也都居住在这里。象我们上文谈到的高欢的原配娄后，基本上长年居住在晋阳。另外高欢的得力大将解律金，“以太师还晋阳。车驾幸其第，六宫及诸王尽从，置酒作乐，极夜方罢”，他儿子与公主结婚，“成礼之日，帝从皇太后幸金宅，皇后、太子、诸王皆从”。近年来在今太原市发现的北齐东安王娄睿墓、贺拔昌墓、库狄业墓及狄湛墓。也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三、东魏北齐在晋阳的中央机构

作为一个政权的中心，晋阳不仅是东魏北齐的统治者实际居住的地方，同时，晋阳还是当时统治者发号施令的政权中心之所在。这由以下几点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

首先，从东魏王朝来看，孝静帝始终是一个傀偏，军政大事真正的决策者是高欢。天平元年（534年），由洛迁邺，《北史》称：“诏下三日，车驾便发。”而司马光记述此事曰：“书下三日即行。”胡三省注：“书，谓欢所下书也。”④欢之书即所谓诏，皇帝是谁，再明白不过。另外，天平二年（535年），东魏司空济阴王元晖业与七兵尚书薛椒通西魏事发后，被由邺京执送晋阳。胡三省由此感叹到：“时东魏丞相欢居晋阳，执送二人，取其裁决。《春秋》：晋为方伯，执列国君臣之违命者归之京师，《经》犹贬之，况自京师而执送晋阳乎1"。所以说，高欢是东魏事实上的决策者是毫无疑问的。高欢之后，高澄朋镇晋阳。逢“侯景叛入梁，寇南境。文襄时在晋阳，令（魏）收为檄，五十余纸，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晋阳之政令中心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晋阳这种重要的地位，不仅高氏执政者注意到了，以后的北周、隋唐王朝也都有所注意。②

其次，晋阳霸府和别都的地位，还可从北齐王朝设在晋阳的政治机构上表现出来。为适应晋阳政治中心的地位，东魏北齐的官僚制度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北齐在晋阳另设有并州尚书省，简称并省。而位于邺城的中央尚书省则称作“京省”或“邺省”。两者遥遥相对，分庭抗礼。对此，古之胡三省，今之周一良、陈琳国诸先生都己经注意到北齐尚书双省并存的情况。。史书中也常常能看到有关并省尚书的记载。④晋阳尚书省的设立，从一开始就与当时的局势紧密相连。首先，并州尚书省是朝廷常设在别都的尚书省，任并省之行政首脑的，俱非等闲之辈。如《北史》卷七《孝昭纪》载“（高演）夭保初，进爵为王。五年，除并省尚书令。”另外，《北齐书》卷十也有类似记载：“任城王潜，少明慧。自孝昭、武成时，车驾还邺，长令浩镇晋阳，总并州事，历司徒、太尉，并省录尚书事。” 高演是文宣帝高洋的同母弟，后来既孝昭帝之后荣登皇位，而任城王浩也是神武帝高欢的第十子，在北齐将亡时，后主曾想禅位于他。北齐初以宗室亲王身份出任并省尚书令，反映了并省官受重视的程度。还有一个并省尚书赵彦深，不仅一直专典朝中机密，而且被史家赞为“齐朝宰相，善始令终唯彦深一人”。再如曾为并省尚书令的娄定远、高阿那肪正是在任并州尚书时成为权势炙手可热的朝中“三贵”、“八贵”之列。《北齐书》卷五十《恩律传》载，后主即位后，高阿那脸“累迁并省尚书左仆射，封淮阴王，又除并省尚书令。”并进一步解释说u（和）士开死后。后主谓其识度足继士开，遂致位宰辅。”称其“致位宰辅”，即反映出并省尚书在当时人眼里的尊崇地位。由于并省官官位较尊，在并州过度一段时间后再迁为京省官就变的容易起来。。相比之下，为邺省尚书长官者，却有不少是名不见经传的。其次，北齐的并州尚书省与后来明成祖设在南京的尚书六部有着根本的不同。它不是一种遮人耳目的摆设，而是名副其实的处置着晋阳相当繁忙的事务。北齐皇帝长年往来于晋阳和邺城之间，有时甚至是长时间的居住在晋阳，这样晋阳并省的事务必然因为皇帝的驻驾而变的繁重起来。史载鹅连猛就任并省尚书令后，“渐预朝政，疑议与夺，咸议咨察。”⑦就连《魏书》撰成后，都要“命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邺下，任人写之。”@第三，并省设立的尚书省机构十分健全。根据统计，并省尚书省设有尚书令及录尚书事，此外官属还包括并省尚书左仆射、右仆射，并省吏部尚书、度支尚书、五兵尚书、都官尚书、并省吏部郎中、主客郎中、三公郎中、比部郎中以及并省尚书都令史、并省右民郎等等。①查阅《隋书》卷二十七《百官志》中所载北齐邺京尚书省官属情况可知，晋阳尚书官属的设置，基本上是比照中央尚书省设置的，并不比邺京的尚书省缺少什么。

第三、晋阳的军事机构。高欢长驻晋阳，并在晋阳地区驻扎大量的军队，凭借当地武装控制朝政，并用来防御西魏的进攻。从公元536年到公元549年的13年间，东魏西魏之间爆发了小关、沙苑、河桥、邝山、玉壁、长社等六次大会战，几乎每两年就发生一次大规模战役。而每次重大会战，高欢都是从晋阳组织兵力、物力，从晋阳出兵作战。为了迅速在战时调集晋阳地区及其附近州郡的军队，高欢将原属邺省的外兵曹、骑兵曹迁到晋阳，分掌兵马。高氏取代东魏建立北齐政权后，二曹脱离于尚书省之外，而成为外兵省、骑兵省，别掌机密，唐邑、白建各为省主。史载：“齐朝因高祖作相，i相府外兵曹、骑兵曹分掌兵马。及天保受禅，诸司监咸归尚书，唯此二曹不废，令唐邕自建主治，谓之外兵省、骑兵省。其后邑、建位望转隆，各为省主，令中书舍人分判二省事，故世称唐、白云。”或称“并州赫赫唐与白”②。胡三省也注曰：“外兵及骑兵也。渤海王欢相魏，垂相府外兵曹、骑兵曹分掌兵马。及文宣受禅，诸司监咸归尚书，唯此二曹不废，谓之外兵省、骑兵省。据《和士开传》，时委W,掌外兵，白建掌骑兵”。北齐的骑兵、外兵二省，自文宣帝天宝初年留置晋阳后，一直是主管军事之重要机构，其主管之官，常以皇帝亲信之人为之，这就使军队牢牢的掌握在国君手里。骑兵省、外兵省独立于晋阳，拥有对全国军队的调动权力，也适合于高齐皇帝长驻晋阳之形势。

四、东魏北齐对晋阳的修筑

东魏北齐时，晋阳是高氏的大本营，在当时号称霸府和别都。从高欢开始就对晋阳进行大规模的修建。北齐建立后，后继诸帝也都刻意经营晋阳，这个时期也就成为晋阳城大规模营建的高潮时期。

  1、晋阳宫的修建

东魏普泰元年（531年），高欢建大巫相府，又于武定三年（545年），大兴土木，建起了宏伟壮丽的晋阳宫。《魏书·孝静纪》载：“武定三年正月丁未，齐献武王（高欢）请于。神武帝纪》载：“武定三年春正月丁未，神武请于并州置晋阳宫，以处配口。”配没之口指本为自由民，由于犯罪等原因，财产被没收、家口被发配为奴隶。高欢修建晋阳宫的目的是为了安置奴隶，这个说法是不可信的。如果真是为了安置奴隶，怎么可能为他们修建宫殷呢？那么，是不是开始是为了安置奴隶，后来才改建成宫殿呢？细检史书也不可能。《北齐书？文宣纪》载：“天保元年（550年），“一入晋阳宫，朝皇太后于内殿。”则此殿应在武定六年（548年）左右己经在修建了。而高大的城墙修建至少要两年的时间，即武定五年（547年）初完工。修城和修殿的时间互相衔接，只能说明这是预先构思好的一个系统的工程，目的就是要修建一个与邺都皇宫相当的宫殿。

  晋阳宫内的建筑按照史书中所见早晚主要有：

              内殿。高欢妻娄氏所居。

              德阳殿。文宣帝崩于此殿。

              宜德殿。这是废帝高殷和孝昭皇帝高演两位天子即位的大殿，③应是晋阳宫中最主要的建筑，齐帝还在此殿召见高僧彦踪。④

              祟德殿。孝昭帝崩于此殿。

              南宫。武成帝高湛即位于此。

              其它建筑。晋阳宫内还有一些其它建筑。如：天保二年，“冬十月戊申，起宣光、建始、嘉福、仁寿诸殿”等。

              晋阳宫的监造者，可以考见的仅有韩凤一人，此人在武平四年（573年）负责监造，不久因为分工匠给自己建造住宅，被揭发罢官。

              2、大明宫

              除晋阳宫外，高氏政权还在晋阳修建了大明宫。《北史？冯子踪传》载：“世祖在晋阳，既居旧殿，少帝未有别所，诏子琼监造大明宫。”为庆贺大明宫的建成，曾大赦天下，文武百官各进级二级，并免并州太原郡百姓来年的租赋。⑧

              大明宫位于晋阳宫西南，据《元和郡县图志》载：“高齐后帝于此置大明宫，因名大明城。”姚最《序行记》曰：“晋阳宫西南有小城，内有殿，号‘大明宫’，即此也。城高四丈周回四里。”姚最为周、隋间人，其所记应当可信。

              同时，据《北齐书？后主纪》记载：“又于晋阳起十二院，壮丽逾于邺下。”邺都原有九院，后主时增加到二十七院。邺都的宫殿，如圣寿堂、用了玉坷八百具，镜子两万枚，用丁香涂墙壁，胡桃油涂瓦，四面挂金铃一万多枚。堂北有巩姻楼，全用仅因装饰，挂五色珠帘，地上铺十色锐秀褥。太极殿周回一百二十根柱子，基高九尺，门窗全用金银装饰。斗拱都用陈香木制作。而晋阳的十二院壮丽甚至超过了邺都，由此可以推想出晋阳十二院当时的盛况。

              3、晋祠

              此外，高欢还把晋阳城外西南5公里的唐叔度祠修葺一新，并征召当时著名文士祖鸿作《晋祠记》，赞颂晋祠的山光水色和亭台楼阁。晋祠之名遂著称于世。到离洋时，在晋祠“大起楼观，穿筑池塘，飞桥跨水。兴建凉亭水榭，命名难老、善利二泉，使这里成为皇家的离宫别苑。“自洋以下，皆游集焉。”。晋祠被哪道元称为“晋川之中最为胜处。”

              4、石窟佛寺的修建

              北齐皇帝从高欢开始，都崇信佛教，他们不惜耗费重金，仿照北魏在云冈和龙门的做法，在晋阳天龙山一带创建了北齐最大的天龙山石窟。高洋建北齐后，除继续开凿石窟外，又在晋阳大造佛寺，先后兴建了晋阳开化寺、祟福寺、童子寺等。依山刻像，缘岩凿室，规模宏大，为当时罕见。到幼主高恒时，于晋阳西山开凿大佛，史载：后主时“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高200尺），一夜然油万盆，光照宫内。”。此佛在唐代仍极有名。《法苑珠林》卷22载：“唐并州城西有山寺，寺名童子，有大像，坐高一百七十余尺”一显庆末年，（高宗）巡幸并州，共皇后来到此寺，及幸北谷开化寺，大像高二百尺。”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晋祠蒙山、天龙山发现两处大佛，根据残存头像辨认，可以肯定是晋阳西山大佛。

              北齐时期的晋阳城，经济发达、城池壮美、人物荟萃。“显祖（高洋）尝登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日：‘此是何等城？’或曰：‘此是金城汤池，天府之国。’”

              综上所述，自从高欢击败尔朱氏，在晋阳建立大巫相府以后，晋阳就成为高氏父子遥制朝廷的霸府所在。北齐建立后，虽然定都那城，但晋阳的重要地位并没有多大改变，反而随着高齐皇帝的经常驻哗而变的更加重要起来，成为北齐凌驾于邺都之上的别都。正是由于晋阳这种箱府和别都地位的建立，使得东魏北齐的许多中央机构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不仅在晋阳设立另一尚书省，而且还把骑兵曹和外兵曹独立分设于晋阳，更加重了晋阳的重要地位。从高欢开始一直到北齐王朝对晋阳城的大规模修筑，使晋阳城由历史上比较单纯的军事重镇，初步具备了帝都规模，成为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地区。

              第三章、晋阳霸府和别都的成因探索

              纵观晋阳在东魏北齐时的地位，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儿个原因造就了晋阳在东魏北齐时的霸府和别都的地位。

              一、晋阳的地理形势

              并州地区位于今山西省中部，“居京师上游，表裹山河，称为完固，且北收代马之用，南资盐池之利，因势趁便，可以扮天下之背而扼其吭也。”①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其州治晋阳，战略地位更是重要，素有“北门锁钥”、“中原北门”之称。晋阳的西侧是吕梁山的重峦叠嶂，吕梁山外侧更有黄河环绕，外部势力从这个方向入侵的可能性不大；东面是太行山，有井！v}关连同河北中部，却极尽险峻。由河北仰攻殊为不易；北面是大同和析、代，中隔雁门险要，西南是临汾和蒲州，外有龙门和蒲津险要；东南上党，有天井关和淡口等重要关隘。晋阳居山西之中，四面均有屏护，同时又足以应接四面，控扼四方。对此，清朝学者顾祖禹在其著作《读史方舆纪要》中有详细论述。另外后来的许多学者，如谭其骤先生、劳千先生等在其著作中也多有论述。

              历史上凡是在长安、洛、汁、邺、京蓟地区建立政权的都是以此为屏障的，而重镇往往都设在晋阳，它始终处于中央的肘腋地位。周时封叔虞于此，后来成为屏落周王室的主要力量：战国时赵国以晋阳为都城而逐渐成为三晋中最强盛的国家。西汉高祖刘邦为抵御匈奴而亲自坐镇晋阳，后其子刘恒以代王坐镇晋阳，入继大统。魏晋时期曹魏、后赵、前燕、前秦、西燕、后燕都以晋阳为军镇雄霸北方，尤其是在北魏末年，先是尔朱荣以“太原王”身份遥控朝政。而后是高欢父子凭借晋阳分裂北魏，建立东魏北齐。在东魏北齐时，高齐王朝处于三面作战的态势，其中与西魏北周的战争具有生死存亡的性质，但高齐王朝依然能够凭借晋阳有利的地势处于不败之地。北周武帝时，开始兴兵伐北齐，多次在河南鹰战，均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大臣赵爽、鲍宏建议周主改变攻北齐的战略方向。赵爽说：“河南洛阳，四面受敌，纵得之，不可以守。请从河北直指太原，倾其巢穴，可一举而定。”鲍宏也说：“往日屡出洛阳，彼既有备，每有不捷。如臣计者，进兵汾、潞，直掩晋阳，出其不虞，似为上策。”之后的战局果如其言，晋阳一失，河北西部屏障尽无，北齐也就大势已去了。晋阳作为军事重镇对当时的政局和战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加之晋阳城址地势形胜，依山临水，攻之不易，号称“金城汤池”。历史上，智伯攻赵襄子于此，引汾水灌城，不能破；前秦王猛攻前燕晋阳，强攻不下，后只能掘地道潜入城中，才得以破城。宋太祖赵匡攻北汉，三次率军强攻晋阳，也采取了包括引水灌城之类的强攻手段，仍不能破城。所以，经营好晋阳，可以坐制山西，进而控制北方形势。诚如顾祖禹所论：“太原为河东都会，有事关河以北者，此其用武之资也。”晋阳这种天然的地理优势成为高齐王朝把晋阳建成自己根据地的首选条件。

              但是“险可恃而不可恃也”，天下没有攻不破的险要。渔关虽险，毕竟项羽曾入之，曹操曾入之，安史叛军亦曾入之；瞿塘虽险，毕竟岑彭曾入之，桓温曾入之。刘光义曾入之；长江虽险，毕竟晋师曾渡之，隋师曾渡之，元师又曾渡之。在政治兴亡与军事成败中，地理因素虽然重要，但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是在社会、政治等其它更为根本性的因素起作用的前提之下才发挥出来的。因此还必须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才能整合出一种强大的杜会政治力量。而高氏将晋阳作为其霸府和别都，除了看中晋阳险要的地理位置以外，还有以下更为重要的原因。

              二、屏蔽六镇鲜卑的战略地位

              当高欢击败尔朱兆后，即 “以晋阳四塞，乃建大垂相府而定居焉”。至天平元年（534年），魏孝静帝迁邺，高欢在洛阳布置结束后，立刻“事毕还晋阳。自是军国政务，皆归相府。”⑧高欢在晋阳，积聚了不少人材。《北齐书》卷四十五《刘遨传》谓东魏时，“晋阳都会之所，霸朝人士恢集”。但高欢更为重视的是在晋阳建立精兵基地。《北齐书》卷十八《传论》云：“高祖以晋阳戎马之地，霸图放属，治兵训旅，遥制朝权。”因此史书上不乏有“重兵皆在并州”⑧、“并州，军器所聚”。的记载。这支晋阳兵，主要由高欢率领的六镇鲜卑兵所组成。

              六镇，也称北镇，是北魏前期防御北方柔然等少数民族南侵而设置的六个镇戌，沿平城北边由西向东依次为：沃野镇（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南）、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西南）、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西）、抚冥镇（今内菠古四子王旗东南）、柔玄镇（今内滚古兴和台基庙东北）、怀荒镇（今河北张北）。此外，怀荒以东还有御夷城（今河北赤城北），太和后期也升格为镇。因此，北方缘边实为七镇，但习惯上仍称六镇。

              北魏建国之初，柔然崛起于漠北。到社青时，已侵入漠北软勒部落聚居的鄂尔浑、“西则焉誉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破”一跃而为北方草原上一个强大的民族，成了北魏王朝的劲敌。为了抵御柔然的侵略，拱卫平城，北魏政府因此在北方边境先后建立了军事重镇。北方军镇在设立之初，受到了特别的重视。其人选不是拓跋军主，便是鲜卑八部王公。镇兵也由作为“国之肺腑”的拓跋部成员和“中原强宗子弟”充任，他们“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但是随着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及迁洛后推行的一系列汉化政策，逐渐改变了六镇的地位和镇人的命运。新都洛阳地处中原，与北边相距遥远，六镇的拱卫作用已经不再重要。而且孝文帝迁洛后，忙于大张旗鼓的推行汉化政策，以实现自其祖上以来就有的“光宅中原”的理想，无暇顾及北镇，六镇地区便被有意无意的摒于汉化圈子之外，最后终于爆发了导致北魏政权覆灭的北方边镇起义。

              六镇及河北起义失败后，部分六镇鲜卑兵民被尔朱氏所控制，后尔朱兆“分三州六镇之人，令神武（高欢）统领。”⑧高欢正是依靠这些六镇鲜卑人组成的军队，倒戈击败了尔朱氏，建立了东魏政权。北魏永熙元年（532年）七月，高欢进入晋阳，建立大巫相府，同时又在河北括取六州人户，把他们迁徙到晋阳附近，以晋阳为中心，侨置恒（原在今山西大同，迁到今山西原平西南）、云（原在今山西朔州。迁到今山西文水之东）、燕（原在今河北琢鹿，迁至今山西寿阳）、朔（今山西介休市）、显（今山西孝义市）、蔚（今山西平遥）六州以安抚移民，从此三州六镇鲜卑就改为六州鲜护。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昔北魏设镇，主要在于固南北边境，尤其是为了防范柔然等少数民族，形成拱卫都城- 平城的局势。而到了高欢执政时期，并没有把这些主要军镇设在都城那城附近，以确保首都邺城的安全。而是在晋阳附近侨置六州，形成拱卫晋阳的局面，因此也可以说，在高欢看来，晋阳要比邺城重要的多。因六州鲜卑常驻晋阳，又被称为晋阳兵。高欢及其将领的多次出征，都是率领这支部队进行的。

              高欢在世时，一直在晋阳总理精兵，而派其子高橙“入辅朝政，加领左右、京徽大都督”。高欢死后，高澄又以大丞相之职至晋阳总理戎事，而以其弟高洋为尚书令、中书监、京盆大都督参与朝政。及高澄被刺，“事出仓卒，群情草草。勋将等以纷戎事重，劝帝（高洋）早赴晋阳”。不久，高洋就依靠晋阳精兵，取代了东魏王朝。高洋建立北齐王朝后，仍以晋阳为精兵基地，北齐诸帝及其将领率军出征，仍多发自晋阳。。晋阳的军队对西魏有很大的威慑力。北齐主高洋在晋阳城东的军事演练，吓退了宇文泰气势汹汹的进犯。齐被周灭亡之前，齐后主高纬仍依靠晋阳之兵与周军决战，《北史》卷八《齐后主纪》载：武平七年“冬十月丙辰，帝大狩于祁连池。周师攻晋州。癸亥，帝还晋阳。甲子，出兵，大集晋祠。庚午，帝发胃……（十二月戊申）帝弃军而还。癸丑，入晋阳，忧惧不知所之”最后遂决计“留安德王延宗、广宁王孝布等守晋阳。从这里更能看出，晋阳的六镇鲜卑军队乃北齐立国之根本，若晋阳不守，即欲奔突厥”。晋阳一失，六镇军队被打败，北齐也就不存在了。另外还有一条史料也能说明晋阳的军事力量之强，邺京的军事力量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孝昭帝在晋阳即帝位后。其弟高湛与之有矛盾。当时，在邺京掌握兵权的领军将领高元海劝高湛在邺京举兵反对孝昭帝。时因孝昭帝意外病死，高湛入即大统而未果。后高湛忆及此事，用马鞭抽打高元海责备到：“尔在邺城说我以弟反兄，几许不义琶以邺城兵马抗并州。几许无智！”①

              三、由军镇到政治中心

              魏晋北朝时期，晋阳地区的政治地位经历了一个由轻到重的变化过程。魏晋时期，各少数民族由于种种原因，大量进入晋阳地区。②晋阳地区在这一时期是以处理少数民族事务为主的边睡之地，在内政上所起的作用较小，政治地位较轻。十六国时期，晋阳地区少数民族乱起，晋阳从此成为胡族竞相争夺的战场，其政治地位的重要性逐渐显现。前秦苻坚淝水之战败亡后，其子苻王于太安元年（384年）以晋阳为都，即皇帝位。北魏建立政权后，晋阳地区成为北魏进入中原的基地，地位十分重要。孝文帝迁都洛阳，忽视了对北方地区的经营，使晋阳地区的政治地位一度下降。这一时期，晋阳地方势力乘机发展，北魏末年，契胡尔朱荣起兵晋阳，发动“河阴之难”，后以“太原王”身份控制朝政，晋阳地区政治地位重要性再次突显。尔朱荣以后，高欢在晋阳建大垂相府，以晋阳为基地遥制东魏朝政。北齐王朝建立后，高氏皇帝虽定都邺城，但大部分时间仍居住在晋阳，晋阳政治地位的重要性达到顶点。这种重要性也可以从这一时期历任的并州刺史的籍贯和家世中可以集中反映出来。在整个东魏北齐时代，并州晋阳是高氏政权的别都所在和军事基地，因此并州刺史的人选备受重视。

              根据《北齐书》和《北史》各传记，现将东魏北齐时各任并州刺史的籍贯和家世列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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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东魏北齐时并州刺史的人选大部分出自皇室，东魏北齐的并州刺史，除两位家世不详外，来自渤海高氏，即皇室的就有九人，占了近一半，还有四人与皇室有姻亲关系。可以说，东魏北齐时代的并州刺史是由皇室把持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并州晋阳特殊的地位决定的。晋阳地区对高氏政权来说意义重大，只有把它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是最稳妥的办法。故而并州刺史的人选多为宗室和姻亲所控制。

              四、民族融合中心地位的确立。

              在中国古代史上，从战国、秦汉到隋唐、五代，自然形成一条西南一东北方向，穿越我国北方地区的农牧分界线。正如司马迁所述：“龙门揭石北多马、牛、旎裘、筋角”这条分界线以北，主要是以游牧为生的属于草原部落文化地带；界线以南，则是传统的以汉族为主的华夏族聚居区，属于早地农业文化地带。分界线南北的两种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导致了古代中国北方旷日持久的民族冲突和融合。而晋阳正好处于这条分界线中段，地处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交汇的地方，它的水土、气候都与塞外接近，北方少数民族内迁，很容易在此找到自己所熟悉是东西而愿意停留，为适应中原的生活作准备。因此，晋阳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日益增多，成为当时北方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地之一。少数民族人口进入晋阳地区以后，与当地人民一起生活、共同劳动、吸取汉族先进的文化和生产经验，不仅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和转化，而且给当地人民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晋阳成为这一时期民族融合发展最迅速的地区之一。正如王仲革先生所说：“这一民族融合，固然经历了长期的痛苦的历程，但是由于汉族接受了新的成份，因此在经济上，文化上不但没有衰落，而且比之以前更加兴盛起来。”。

              从十六国时期到东魏北齐时期的民族纷争中，山西地区先后出现了三次大的民族融合。首先是以刘渊匈奴汉国政权为核心的平阳地区，这是十六国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在山西的第一次大集结，客观上形成了以平阳为中心的民族融合的局面。其次是以拓跋鲜卑政权为核心的平城地区。北方民族融合的中心由平阳移至平城。第三次是在北魏末年，尔朱荣在并州起事，以“太原王”身份实际控制了朝权。尔朱荣以后。其部下高欢叛变，击败尔朱兆，在晋阳建大垂相府。同时又将六镇镇民迁至晋阳，使晋阳成为六镇镇民与当地人民相互交往和融合的主要地区。因而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中心，经过三百多年的游移，逐渐由原来的平阳和平城，最后确立在晋阳地区。而即使是以平阳、平城为中心的时候，晋阳也一直是各种势力争夺的主要目标。正是由于晋阳这种民族融合中心地位的确立，在某种程度上促使高欢将其作为自己霸府所在地。其后，北齐高洋、高殷、高演、高湛、高纬五朝都以晋阳为“别都”来维持其统治。

              五、晋阳经济的开发

              如前所述，晋阳地处农牧交错的地带，农牧业纷呈发展，具有自己独特的走廊地带的优势，这种优势，不仅造就了晋阳内长城作用的军事地理优势，同时也造就了晋阳独特的经济优势。早在两汉时代，晋阳就是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北魏时期，晋阳是当时重要的畜牧业基地。到东魏北齐时，高氏父子为了自己政权的安危与生存，为发展晋阳经济作出了很大的努力。高洋代魏之初，就诏告天下，“冀州之渤海、长乐二郡，先帝始封之国，义旗初始之地。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齐郡，霸业所在，王命是基。”二润复田租。齐郡、渤海可并复一年、长乐复二年，太原复三年。”晋阳所受优待最多。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晋阳地区的经济发展。这一时期，晋阳的手工业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北齐政府还在晋阳设立了专门管理冶铁业的机构——“晋阳冶”。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再加上高氏父子的大力营建，逐渐形成了以晋阳为中心，到平城、洛阳、长安和邺城的几条骨干交通要道。尤其是晋阳与邺城的交通，由于高氏执政者的频繁往来穿梭，更是成为当时重要的交通路线。东魏北齐时，晋阳逐渐成为当时北方的贸易中心地区，经济非常梦荣。据史料记载，在北齐时，晋阳城内已经出现了靠租赁店铺而获取利润的人。。此外，晋阳城还是各地物资集散、珠宝荟萃之地。大量的马匹、珠宝从晋阳城流向各地。除了国内贸易的发展和繁荣外，晋阳的对外贸易，主要是与西域诸国的贸易交往也很频繁。。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太原南郊发掘的北齐娄睿墓墓道壁画，所绘内容为西域出行图和回归图，真实的反映出古代丝绸之路中西贸易的繁荣景象。

              由于晋阳经济的发展，北方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为高氏执政者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晋阳正是凭借这种雄厚的经济基础，成为东魏北齐时期的首府所在。在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长期对峙的时间里，发生过多次战争，而大多数的战争高氏基本上都是从晋阳出兵的。这不仅需要大量的军队，而且必须同时提供大量的财力、物力，如果晋阳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第四章、晋阳霸府和别都地位奠定的影响和意义

              一  齐周对峙结果的认识

              北齐王朝是高氏的天下。从献武王高欢举元善见建立东魏后，大权就落到了高氏家族的手里。高欢权势赫赫，儿孙满堂，总共有十五个儿子，其中四个做过皇帝，11个封王，孙子有30多个，其中有不少是文韬武略，才华过人。但这样一个人才济济，实力雄厚的家族，却仅仅维持了二十八年的统治就归于灭亡。而与东魏北齐相反，西魏北周在最初地理环境、人力、物力和文化方面均不能与东魏北齐高氏抗衡的情况下，逐渐转弱为强，最终灭掉北齐，个中缘由，令人深思。

              关于北齐很快败亡的原因，前辈先贤早已经论定：“齐氏之败亡，盖亦由人，匪惟天道也。”学者对此也多有论扩。说内部残杀者有之⑨，说政治腐败者亦有之，而更多人关注的是东魏北齐以来一直存在且愈演愈烈的民族矛盾未能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这些都是高齐王朝很快灭亡的原因所在，这里就不再赘言。而我在这里要主要讨论的，是北齐王朝的灭亡与晋阳霸府和别都地位的确立有无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诚如众位专家学者所言，在北魏统治时期，民族之间就有矛盾。自从孝文帝迁都洛阳，实行彻底的汉化改革后，使洛阳的鲜卑人得到了汉化。而与此相对的六镇兵民依旧奉行鲜卑旧有的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通行鲜卑语，穿着鲜卑服，保留鲜卑习俗。这种状况与代北迁洛阳户格格不入，由此导致了六镇集团与迁洛汉化集团之间的心里隔阂日益增大，形成六镇鲜卑独特的迁怒、逆反心里c。北魏末年六镇起义就是这种心里的集中反映。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陈寅格先生就六镇起义的性质己经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认为：“北魏末年的六镇之乱，乃基上鲜卑族对士魏零又帝拚代表的拓拔氏功代汉化政策之一大反动也。……高欢、宇文泰俱趁此反对汉化，保存鲜卑文化之大潮流而兴起之袅杰也。”⑥

              高欢接管六镇兵民后，形成了以他为首的鲜卑武夫集团。但与此同时，为了更好的进行统治，他也极力拉拢汉族门阀士族，作为政权的第二种支持力量。高欢集团内部也由原来单纯鲜卑化的武夫集团，变成了鲜卑与汉家大族的联合。六镇鲜卑出自边塞，弓马是长；而汉人士族久居中原，习礼仪，练朝章，富有治国才能。这一文一武，相得益彰，高氏执政者所以能在东魏及北齐前期数十年对西魏与萧梁政权鼎足而立中保持相对强盛的优势，这两根支柱的支撑在里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两种政治势力虽然是高氏倚以立国的两根支柱，但对于高氏执政者自己来说，对这两种力量并不是一视同仁的。高氏在创业伊始，即遭遇强大的尔朱氏势力：韩陵之战后，又同东魏宗室展开了夺权斗争，接着，孝武帝西入关中，东西对抗的局面形成。东魏与西魏、萧梁政权鼎足而立，三个政权竞相雄长，争相招诱士族豪右。。身处于这样一个乱世之中，高氏对鲜卑武力的倚重是可想而知的。如高欢为调解鲜卑与汉人之间的矛盾，曾对六镇兵民说：“今以吾为主，当与前异，不得欺汉儿。”②另外，《资治通鉴》卷157梁武帝大同三年条云：

              （高）欢每号令军士，常令垂相属代那张华原宣旨，其语鲜卑则曰：“……今以吾为主，当与前异，不得欺汉儿。……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拾汝策书，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料粱，一匹绢，为汝击绒，令汝安宁，汝何为疾病之？”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高欢对鲜卑人、汉人的认识是，鲜卑是他的武力支柱，而汉人则是粮食、布帛的生产者，在他心目中，鲜卑要高于汉人。他临死前对高澄的遗言则更进一步表明他对鲜卑化军事集团的倚重：“库狄干鲜卑老公，解律金枚勒老公，并性道直，终不负汝。可朱浑道元，刘丰生远来投我，必无异心。”。同时对高欢直言不讳的对杜弼宣称：对“身处锋刃、百死一生”鲜卑勋贵，可违常例，“纵其贪鄙”也就容易理解了。高洋执政后，因有篆夺帝位的非常之举，为换取拥有实力的鲜卑勋贵的支持，更加注重鲜卑力量。致使鲜卑勋贵势焰熏赫，北齐朝廷内外弥漫着“鲜卑之势素盛，华人不足以制之”。的气氛。

              如前所述，在北齐王朝中，邺京一直是文士的天下，北朝后期的文士精英几乎全部囊括于此。所谓“邺京之下，烟霏雾集，……当时操笔之徒，搜求略尽”。而与此相反，从北魏末年开始就有许多六镇流民流入晋阳地区，尤其是在东魏北齐时期，晋阳作为当时的霸府和别都所在，更是成为鲜卑勋贵的聚居之衅，近年在太原南郊发现了高欢妻甥娄睿之墓，由此推测也说明晋阳具有这些旧北镇民第二故乡的意义。正是由于东魏北齐的统治者一直把晋阳作为他们的霸府和别都所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东魏北齐王朝本来就有的鲜卑化倾向，致使高氏建立的王朝虽然承袭了自孝文帝改制以来洛阳的典章文物，但在这种“鲜卑之势素盛”的情况下，不仅不能把孝文帝改制的辉煌成果有效的融合起来，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滋化了二者之间原有的矛盾。而正是由于这种民族矛盾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最终导致了北齐的灭亡。因此可以说，北齐王朝的灭亡，与晋阳霸府和别都地位的确立不无一定的关系。而与此相反，西魏北周在最初地理环境、人力、物力和文化方面均不能与东魏北齐高氏抗衡的情况下，其创建者宇文泰“苦心焦思，克己励精，方欲革易时政，务弘强国富民之道”。。比东魏北齐高氏政权高明的是，他们清醒而明智的认识到，如果再以未汉化的六镇鲜卑的落后手段，来治理早已封建化的关陇地区和汉族人民，非但不合时宜，而且有亡国之灾。因此宇文氏积极进行改革，在“汉化”与“鲜卑化”的矛盾对立中，找到了一条高明智惫的道路，也就是推行了卓著成效的“关中文化本位政策”②，有效的实现了胡汉之间的结合，因而逐渐转弱为强，最终灭掉北齐。

              二、霸府和别都对隋唐乃至后世的影响

              东魏北齐时，由于上文提到的种种原因再加上高氏父子的大力营建，使晋阳成为当时霸府和别都所在，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这对以后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首先，从政治上来看，晋阳的霸府和别都地位的确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隋唐、五代直至北宋王朝。隋文帝杨坚就是首先从并州晋阳起家，进而夺取全国的。晋阳对于唐王朝来说。更具有重要意义。李渊反隋，就是从这里起兵的。凭借着“晋阳之地，士马精强，宫监之中，府库盈积”⑧的条件和有利的战略地位，不到半年时间，就沿汾河、渭河攻入长安，奠定了唐王朝的基业。如果说关中是大唐兴起的根本，那么晋阳就是大唐兴起的第一块基石。以至于唐太宗李世民称赞晋阳为“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正是这“国之根本”的晋阳，不仅一直是唐朝北方的重要屏障，而且在唐末安史之乱中抵御叛军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唐王朝这所以能够最终击败安史叛军，晋阳的屏藩作用功不可没。另外，唐末五代风云人物李克用、石敬塘、刘知远等也都是由于占据晋阳而建国称雄的。明朝建立后，为防备元朝势力南侵，在北方边境地带设置了九个重镇，号称“九边”而晋阳就是九边中首要城市之一北齐王朝虽然败亡了，但是，邺一昔阳两都制的形式却被保留下来。在盛唐时期，晋阳称“北京”与东京洛阳、西京长安并称为盛唐三大都城。五代时，李存m在洛阳称帝，以晋阳为“西京”不久改为“北都”后晋石敬塘在晋阳称帝，次年迁都开封，以晋阳为“北京”。直到北宋王朝建立后，认为晋阳“国家盛则后服，衰则先叛，不宜列为方镇”，下令焚毁晋阳城，晋阳这种别都地位才逐渐消失。

              其次，从经济上来说，由于晋阳是东魏北齐时霸府和别都所在，经济发展非常繁荣。晋阳不仅是当时几条骨干交通要道的中心，而且也是北方贸易的中心城市，不仅国内贸易繁荣，而且对外贸易也得到了相当发展。这些为隋唐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经济基础。

              第三，从文化上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晋阳地区的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不仅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晋阳文}o，而且对隋唐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中国的传统文化由来以久，经历了几次大的发展，几度辉煌，而隋唐文化是古代中国文化最辉煌的时期。但是它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继承和发展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的结果。东魏北齐王朝所处的时期，正是历史上所谓的后三国时期。东魏北齐王朝西有北周、南有梁陈，北齐都邺、晋阳居中，处于典型的中间地带。大致来说，南朝多汉族传统，北朝则有明显的鲜卑化趋势。而北齐所实行的许多制度，多表现出鲜卑和汉族制度的一些融通。陈寅格先生早半个世纪前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就指出：“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日梁陈，三日（西）魏（北）周。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幕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另外《隋书·地理志》中对每个地区的经济文化都有一段中肯的评论，在讲到北齐统治的地区时说，

              ……魏郡，邺都所在，浮巧成俗，雄刻之功，特云精妙，士女被服，咸以奢丽相高，其性所尚习，得京、洛之风夹，语曰“魏郡、清河，天公无奈何”，斯皆轻狡所致……

              ……太原山川重复，实一都之会，本虽后齐别都。人物殷辜，然不甚机巧，俗与上党颇同，人性劲悍，习于戎马……故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云。然郡、太原，自前代以来，皆多文推之士……

              由此可以看出，北齐文化尤其是晋阳文化，在当时是较为先进的，对盛唐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黄永年先生认为北齐著名文士颜之推东奔北齐，至齐亡后仍内齐外周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北齐社会经济文化优于北周。

              最后，礼制和生活习俗方面。礼制也以唐礼为集大成者。而北齐礼仪对唐礼贡献尤多。如祭祀、婚嫁、服制、饮食、朝会等方面的礼仪制度多为唐所采纳和继承。尤其是在日常服饰方面北齐的贡献很多。《梦溪笔谈》卷一《故事一》说“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排，绿短衣，长挎靴，有喋跳带”。北齐在吸取汉服的基础上对胡服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引起了中国服装史上的一次巨大革命。这种“上衣下裤”制一直流传到今天。北齐类似上述的变革很多，此不赘叙。这些变革都应是在晋阳完成的。因为晋阳是北齐实际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且是多民族聚集的地方。

              总之，魏齐之后的晋阳，已从历史上单纯的军事重镇，发展成为北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城市。隋唐之际，这里精英荟萃，名人辈出：唐太宗李世民、雄才大略，风流调悦，号称“太原公子”；初唐良将名宰魏征、李靖、房玄龄、王硅、薛收、温彦博、三兄弟等，或生于晋阳，或游历于晋阳，都在当时是出类拔萃的：太原王氏灿若明星，声名远扬；整整一代人杰地灵，风云际会于北齐灭亡仅40年的晋阳，这决非偶然，而是东魏北齐以来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结语

              晋阳在我国历史上一直以其特殊的位置和发达的经济、文化著称于世。从春秋时期晋阳城创建开始，它就作为“东带名关，北逼强胡”的战略重镇而负有盛名。尤其是到了东魏北齐时期，晋阳的地位更加重要，一度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之所在。

              这种变化，渊源于北魏末年，皇权暗弱，契胡尔朱荣凭借晋阳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军事力量，自晋阳南下，拥兵入洛，发动“河阴之变”，控制了北魏军政大权。此后尔朱荣以晋阳为根本之地，遥制北魏政权。晋阳的重要性开始突显。东魏北齐建立后，其执政者高氏父子延续了尔朱荣时的政权格局，以晋阳作为自己的龙兴之所。晋阳由于是当时实际的帝王所居、政令所出的地方，同时东魏北齐的许多政治、军事机构为了适应高齐皇帝长驻晋阳、在晋阳发号施令的形势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高齐皇帝还在晋阳大肆修建离宫，其奢华程度甚至超过了当时的首都邺城。在这种情况下，晋阳被称为霸府和别都，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

              晋阳霸府和别都的确立，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地理形势首先成为晋阳崛起的先决条件，而军事力量在当时“以军带政”的环境下则更加重要，同时经济和社会基础以及民族融合中心地位的形成等等，也都是其不可或缺的因素。

              晋阳霸府和别都地位的确立，无论是对晋阳本身还是历史以后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紧随其后的隋唐王朝统治者都是凭借晋阳的军事、经济力量而夺取天下的。北齐王朝虽然灭亡了，但晋阳霸府和别都地位却被保留下来，以后的隋、唐、五代都曾出现过以晋阳为别都、陪都的情况，极大的促进了晋阳的发展。

              总之，笔者认为，魏齐之后的晋阳，已从历史上单纯的军事重镇，发展成为北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城市。因此，对于晋阳的研究，不仅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同时对于太原今天的发展也将产生一定的积极意义。

湖北郭志国

学习了晋阳的历史。同时，了解了晋阳各个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