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町国与高兴郡之考证
句町国与高兴郡之考证2012-12-16 10:04:31|分类： 俚僚民族专区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句町国与高兴郡之考证
作者：郭安胤单位：广东省吴川市郭屋中学网址：中华与吴川（春）俚僚历史文化旅游网（振兴中华网易博客）邮箱：guoanyin@126.com 电话：0759--5700245（办公） 13531060981
摘要：句町与高兴族群是“长满红藤并以其为图腾崇拜的族群”，崇拜生命力极强的红藤，句町县国历史延续600多年，高兴郡州历史也延续800多年，一样创造出伟大的稻作文化、铜鼓文化，是岭南俚越历史文化的中心。
关键词：句町红藤铜器高兴稻作
一、句町国句町（Gōudīng），又作钶町，百越的一支。“句町”之名，始见于《汉书·地理志》和《王莽列传》，《昭帝纪》则写作“钩町”，后来的古籍中也有写作“钩町”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侯王国以什数”，又载“句町国。。。。。。汉时受封迄今”。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先生说：“汉初设治之句町、进桑，在春秋战国时已有部族组织”。杨守敬《水经注疏》卷36载：“句町在开化(文山)、镇安(德保)之间”。《辞海》说“句”读作钩（gou）是正确的。汉武帝元鼎6年（公元前111年），句町首领亡波率部归附汉朝，设句町县，隶牂柯郡。汉昭帝始元5年（前82年），句町族首领亡波因协助平定姑缯（今云南大理州一带）、叶榆（本西南夷地，今云南大理北）的反叛有功而被封为“句町王”。据《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记载，句町的封王，诏书说是“钩町侯亡（毋）波率其邑君长人民击反者，斩首捕虏有功，其立亡（毋）波为钩町王 ”。这开始了句町作为国的历史，而且是国县并置，东汉依西汉旧制，三国时县属兴古郡，封国依然存在（晋朝《华阳志》有记载），到了萧梁时，句町国已经没有文献记载。句町国第一位国王是亡（毋）波，其后国王有“禹”“邯”和“兴”等，当时俚越人无姓，只有名字。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从汉武帝元鼎6年（公元前111年），句町首领亡波率部归附汉朝，设句町县，协助汉平定姑缯、叶榆的反叛有功，句町获封为国，再到西汉末年的句町与夜郎之战，又到句町举兵反新，被王莽三次大规模发兵征讨，元气大伤，后又经东汉、三国时期，被公元502年至557年时的南朝梁所弃，句町县国历史存在约有613年，作为部族组织，春秋战国之时就有，句町历史悠久。 句町既然是越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族群呢？在俚越语言中勾、高、句（都是音gou），是藤蔓的意思，俚越人春秋时开始用之作名字，如勾践，春秋末越国国君（前496年—前465年在位） ，又如南海越人高固，晋裴渊《广州记》称：“昔高固为楚相，五羊衔谷于楚庭，故图其像为瑞。”《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一广州府载：“相传南海人高固为楚威王相时，有五羊衔穗于楚亭（廷），遂增筑南武城，周广里，号五羊城。”南海，泛指岭南 。南朝时，有高州俚帅高法澄。町（或者亭、汀、兴、宁、登、定）音（ding），俚越语言是红色的意思，多用作地名，福建有长汀，广东吴川有叫那亭的村庄，那亭的意思是红色的稻田。因为俚越语言意思倒置，例如：鸡公就是公鸡，行先就是先行。而句町即是町句，意思是红色的藤蔓，俚越民间俗称鸡血藤，书面用语即是红藤。 红藤现在在越南、老挝和中国的广东、广西、海南都有分布，在俚越民系的民间，鸡血藤、大血藤、红藤同指一物。正宗的鸡血藤产在广东广西。这种藤子藤茎巨大，生于山谷林间、溪边及灌丛中，常攀附于一些高大乔木的树身上。其藤毛能致人发痒，极其难耐。而砍伤其藤茎，则流出一种血浆般的红色液体。俚越民间普遍对其畏而远之，并将其作为一种图腾崇拜。古句町山高林密，许多深山沟里无不长满了这种“红藤”。所以，所谓“句町”族群，实际意思就是“长满红藤并以其为图腾崇拜的族群”。这样的族群崇拜红藤，就是崇拜旺盛的生命力。红藤是有着极强的生命力的，在广东廉江市（古代高兴郡地）有一棵红藤，树龄已经逾千年，粗为一人不能合抱，长度超过千米。笔者到多次此地考察，当地人对红藤的崇拜甚至超出对其他神祗的崇拜，保护这棵红藤好似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 崇拜生命力强的红藤部族，也是战斗力强的部族。 从《汉书》记载西南夷的历史情况看，句町国几乎都是伴着战争度过的。句町王国能够长期存在，肯定与她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分不开，句町故地出土的大量兵器证实了这一点。 在广西西林与云南文山州境内，先后出土了铜柄铁刃剑、铜箭簇、铜弩机、铜矛、铜戈、铜斧、铜锛、铜钺、铜锏、铜锤、铜刀、铜凿、铜釜、铜鼓和鎏金铜臂甲等各种各样的青铜兵器，还有铜马、铜骑士、木雕车马模型、铜俑等与骑兵相关的各种文物。说明句町王国不仅有装备精良的步兵，而且还有骁勇善战的骑兵。 所说句町王国军队装备精良，是指它不仅拥有当时各个方国都有的刀、矛、斧、钺等常规武器，而且还有一支用强弓毒弩武装的精锐部队，即前述马援上书文中讲的：“弦毒矢利，以数发，矢注如雨，所中辄死”的越人军队。 所谓“矢”，即带竹木杆的箭簇。弓箭的使用是古代一项重要的发明，恩格斯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说：“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吴越春秋》说弩机是“横弓著臂，施机设枢”，《汉书·申屠嘉传》颜师古作注说：“今之弩，以手张曰臂张，以足蹋者蹶张”。弩是当时最先进的远射兵器，能有效地瞄准及射中目标，还能“众弩齐发”，给敌人以突然、猛烈的射击，从而提高进攻和杀伤的能力，用脚蹬张弩，还可以使射程更远，威力更大。 《太平御览》载：“兴古郡有蛇名青葱，有大蛇名赤颈”。俚越族先民善于采用动植物之汁液涂在箭簇上做成毒弩，用于捕猎猛兽和打击敌人，使之具有“见血封喉”的效果。不过不是真的见血封喉，科学地解释是：由于涂在箭簇上的毒素在中箭者的皮肉被刺伤出血后，便会沿着血管流入心脏，使之休克以致死亡。在今广东吴川市（古代高兴郡地）的那些曾是狩猎乡村里，都种有见血封喉树，或者叫毒箭木，村民叫做药树，当地人们就是利用毒箭木的汁液涂在箭头，射猎野兽。在今广东恩平市（古高凉郡地）大田镇朗底北塘背村也发现三十多棵树龄在百年以上的毒箭木。有人曾经在塘背村一棵毒箭木吸取了1毫升的汁液，并妥善封存。随后，用注射针在一只实验用的鹌鹑的腿部注射了该液体。一开始，鹌鹑变得异常兴奋，在地上来回不停地走动，过了5秒钟左右，鹌鹑便一头栽在地上，双脚伸直，短短挣扎了10秒钟便完全死亡。鹌鹑从注射毒液开始至完全死亡，时间仅仅只需1分钟。 句町王国使用强弓毒弩装备军队，让它达到“弦毒矢利，以数发，矢注如雨，所中辄死”的水平，这不仅在古代令人生畏，即使是现代，也会叫人听了毛骨悚然。 除了进攻性的武器外，句町士兵还有兜鍪及颈甲、胸甲、背甲、臂甲和腿甲等防护兵器。《太平御览》引晋人郭义恭《广志》说：“僚在牂牁、兴古。。。。。。皆以朱漆皮为兜鍪”。什么是兜鍪呢，《说文·金部》讲：“首铠谓之兜鍪，亦谓胄”，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头盔，当时的头盔用皮革制作，上面涂红色的油漆。从出土的铜骑士、铜俑身上看，他们的颈部、胸部、背部、臂部和腿部都有铠甲。古代的铠甲多用薄铜片加工而成，也有用牛皮做的，其中用犀牛皮做的叫做“犀甲”；由于步兵数量众多，一般步兵的铠甲只能用水牛皮做。在广南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鎏金的铜臂甲，甲面饰有精美的人面花纹，这应当是句町王侯或将帅的遗物。出土文物中虽然没有盾牌，史籍也无此类记载，但矛盾是对立统一的，句町军队装备有矛，必然也装备有盾。盾在俚越地区叫藤牌，藤牌为深山青红藤编制，用桐油浸晾干再涂生漆，形似筛箩，里面接两个环，供手穿握。表演时，左手握牌，右手持刀，眼视前方，低势矮桩前进。藤牌挡住身体，刀便上砍、直刺、下劈，然后身体缩成一团，象皮球一样。几个滚儿数丈远，突然跳将起来又一阵猛砍，名日“猫儿打滚”。动作紧凑强悍，富有实战价值。如今高兴郡地的人年例舞狮子，上牌山越高越得人敬重。 2007年9月，在云南广南阿章铜鼓出土的地方又出土了一件武士骑马飞奔的青铜文物，广西西林过去也出土过鎏金铜马、马饰牌和骑俑，说明句町王国军队中有一支骁勇善战、待遇很高的骑兵部队。 从春秋时开始，越人对于青铜的使用，尤其在兵器方面，较为突出。欧冶子(约公元前514年前后)，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越国人，是我国古代铸剑的鼻祖。欧冶子铸造的一系列赫赫青铜名剑，冠绝华夏。同是越人的句町部族，拥有同样的青铜制作技术。 广西西林普驮铜鼓墓出土的铜骑马桶、四个铜俑和六博棋盘，见证了句町的高度青铜文明。 铜骑马俑包括马、鞍、骑士三个部分。器表全部鎏金，明亮夺目。马是雄马，膘肥体壮，昂首而立，迎风嘶鸣。马鞍方形，覆在马背上。骑士头戴武冠，身穿夸褶，束臂鞴，缚裤腿，脚蹬统靴，双腿跨坐鞍上，两手置胸前，作勒缰状。可能是墓主人生前的形象。 随葬品明显分为两类，一类同中原内地的风格一致，一类有浓厚的西南少数民族色彩。其中的四个铜俑和六博棋盘是典型的中原造型风格，它们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浓厚兴趣。这四个铜俑和六博棋盘现珍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每个俑的高度大约在１０厘米左右，都着宽袖长裙，双膝跪地向后而坐，是秦汉时代最流行的装束和坐姿。那么在随葬品中，四个铜俑反映的是什么场面，它们是做什么用的呢？专家分析认为，四个铜俑呼三喝四的造型，正是对弈六博棋的情景。据文献记载，六博是古代中原地区盛行的一种娱乐活动，也称为博戏。它的出现最迟不会晚于商代，自战国以来就十分流行。《战国策》中讲到齐国都城临淄的殷富时，举例说：“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六博鞠者”。在《楚辞》中也有关于六博的内容。到了汉代，六博更为盛行。那么这种六博棋究竟是如何下的，怎样才算输赢，由于它很快就失传了，后人已无从破译。但有一点在史书里得到反映，就是下六博棋时，获胜的一方高兴叫喊，被杀吃的一方，会有不快的动作和表情变化。这与西林县普驮铜鼓墓出土的四个六博铜俑的情形是相符合的。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上也能看到这样的情景。 据考证，六博传入广西时，是在贵族阶层人员中首先展开的一种娱乐，因此用六博铜俑和棋盘随葬的墓主人，地位是很高的。而在该墓葬中发现的四面铜鼓更能说明这一点。铜鼓是我国古代南方兄弟民族的珍贵重宝，在《隋书·地理志》中说：“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用铜鼓给死者做葬具，自然更是不寻常的事。那么这个墓主人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人呢？据记载：得鼓二、三便可号称王。就说有两、三面铜鼓，你就可以当一个地方王了，所以这有四面铜鼓陪葬的墓，因为它的规格很高，应该是句町王的墓葬。 铜骑马俑，四个铜俑和六博棋盘已被 国家文物局全国一级藏品专家确认组定为一级藏品。 古句町是铜鼓之乡，西林县先后发现铜鼓有50多面，现存县文化馆库内铜鼓约有40面。 句町铜鼓以西林鼓、广南鼓、开化鼓为代表，都是铸作精良，花纹清晰，布局严谨的工艺极品，是铜鼓艺术发展成熟的标志。由于它们与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滇鼓有所区别，与越南北部的东山铜鼓也不完全相同，有它自身的特点，可以判定它们是当地铸造成的。从它们的前身万家坝型铜鼓频频出土的情况看，这些铜鼓的铸造工艺是有当地传统的。这种高度成熟的铜鼓艺术不是凭空而来的。从这个地区出土的其他青铜器也说明这个问题。西林铜鼓墓不但一次出土4面铜鼓，同时出土的青铜器还有270多件，除了有的可能是外地输入的以外，像铜羊角钮钟、铜山羊纹牌饰等，形制特殊，应是当地铸造的。即使铜洗、铜绢、铜耳杯等形制与中原地区相同的器物，其周边都钻有细眼，这种作法表明，它们至少是在当地加工的。其特殊的作法，或可能说明它们是当地铸造的仿中原产品。与铜鼓墓葬只有20米之隔的地方还发现过一处铜棺墓，其棺材全用铜铸，高68厘米、宽66厘米，长200厘米以上；板壁厚0.5-1.5厘米，净重几百公斤。这样厚重的铜棺，绝不会是在外地铸造好以后再运进山来。还必须指出的是，这里的铜器鎏金技术很发达，铜棺墓中的铜棺及棺上的铜面具，铜鼓墓中的骑马俑、各种牌饰、车马饰件，都是鎏金的。没有一定规模的专门手工作坊，难以想象有这样高的鎏金技术。这一切都说明，句町冶铸铜器的工艺水平很高，已经有了相当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 句町不是一个封闭的部族，句町中心西林发现的铜鼓墓，出土的遗物中，汉文化色彩十分浓厚，如铜六博、耳杯、洗、绢、车器、马饰等，形制都和中原地区流行的相似，都是中原地区贵族的用品。铜俑也似中原地区汉人的装束。六博是中原地区贵族玩用的棋类。与六博棋盘同出的4件铜跽坐俑，皆免冠，发上植，穿宽袖长裙，脚着履，同汉代官吏燕居打扮一样。他们与棋盘比较起来，显得太小，但与棋盘共出，4人或举手，或抚膝，姿态各一，正是呼三喝四对弈的形象。这种六博游戏在秦汉之际已经传到岭南，广西贵港罗泊湾西汉初期墓已见木制六博棋盘，与此同时或稍后传到西南地区的句町，当然是不足为奇的。 秦以前，岭南为西瓯、骆越所居。由于与经济文化发达的楚国为邻，很早就接受楚文化的影响，发展了自己的青铜文化。秦统一岭南时，开凿了沟通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的灵渠，更为南北经济的交流开辟了便利的道路。终秦汉两代，岭南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迅速赶上中原内地的发展步伐，因而也影响到同它毗邻的西南夷地区。 句町处在南越、夜郎和滇之间，成为这3大经济区域的枢纽地带。特别是它东与南越毗邻，通过水路顺红水河和郁江东下交广，溯桂江北上湖湘，相当便利。1977年在广西田东县发现两座战国墓，出土器物有典型的中原地区的铜戈和典型的滇文化系统的铜鼓、铜剑和玉环。1993年和1994年又在田东县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铜鼓与铜甬钟和铜罍共存。两种不同风格的器物同见于右江中游的同一墓地，说明岭南经句町入滇的交通在汉代以前就已经打通。西汉初，南越割据，在岭南绝新道自守，一时断绝了同中原内地的联系，出现了“以长沙、豫章往（南越）水道多绝，难行”的局面。同样，以吕后为首的汉廷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南越采取经济封锁政策，禁止向南越输出“金铁田器”和母畜，给南越经济带来严重威胁。为了寻找新的经济交往途径，南越溯红水河和郁江西上的交通路线便繁荣起来。以致蜀郡的枸酱，中经夜郎，沿牂牁江（今南盘江—红水河）直下番禺（今广州）；“椎结之民”也把从蜀郡贩来的铁器“通贾南越”（《史记·货殖列传·索隐》）。南越王国“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史记·西南夷列传》）。句町处牂牁江上游，是南越入滇的必经之路。基于这样的条件，句町把石寨山型铜鼓向东推进，直达南越腹地布山（今贵港）和苍梧（今梧州）所属的贺州。 句町处在崇山峻岭之中，对内对外的交通主要依赖河流，主要交通工具是船。我们看到句町铜鼓都有船纹。 在西林280号铜鼓上有船纹6组。船身两头高翘，有鸟羽装饰。船的中后部有1个像靠背椅一样的栅台，台下有一个像鼎一样的器皿。每条船上各有8人、9人或11人。9人1船的，有7人戴羽冠，其中1人跨坐在船头，3人平坐划桨，2人腰前后各挂一块吊幅，手执羽杖起舞，1人高坐栅台之上，指挥全船；另2人没有羽冠，头发向后梳成髻，其中1人划桨，1人在最后搬梢。船的前头有大鱼，后头有长喙鸟。8人一船的少一无羽冠者，搬梢由一戴羽冠的人担任。11人一船的，有9人戴羽冠，其中多1人划桨，另有1人在船尾起舞，其余各人和9人1船的相同。 类似这样的画像，在广南铜鼓上也有。广南铜鼓的画像是，船上也有栅台，每船7人，只有船头一人头戴羽冠，其他人都梳椎髻，正中一人站立，手执羽杖，船尾一人躬腰曲腿，使劲搬舵，栅台上一人蹲坐，其他3人以相同的动作划桨。船象独木剜成的轻舟，船头只有一只鸟眼装饰，每船4人，两人戴羽冠，两人梳发髻，以相同的动作划桨。 这些船，都应是航行于内河湖中的交通工具，有的船下有海鱼、海龟，可能是越海船。台湾综合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龙村倪指出，多数船首尾高翘，不仅有桨、有橹、有梢，有的还有舵和石锚，构造精致，已非简单的独木舟所能比拟。此类木船可用于近海沿岸航行。伴船而行的则有大海龟、大鲨鱼、大海鸟，显示它们已驶进海洋。西林280号铜鼓有6组船纹，其中4条船头船尾之间各有一条大鲨鱼。说明铸造铜鼓或使用铜鼓的人曾与海洋接触，见过这种海生动物。但是这些船没有桅和帆，只能靠近海岸航行，能否越海远航尚难确定。由这些船纹，我们也可以理解当时句町国境内风行龙舟竞渡，有龙舟竞渡之俗。可见，崇拜红藤的句町族群，其独特的俚越历史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值得人们的重视和研究。
二、高兴郡
古高兴郡（包括现在的广东化州、廉江、吴川全部地、高州、电白、茂南、遂溪与广西陆川、北流部分地）是俚越地。《晋书·地理志》记载：“桓帝（132~167）分交趾立高兴郡，灵帝（156年—189年） 改曰高凉”。东汉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 吴孙权分立高凉郡，治思平（今恩平北二十里）。晋则徙治安宁（今阳江县西三十里）。梁讨平俚洞置高州。三国以后，古俚越族的中心地带就在交趾、合浦、高兴、高凉、泷州一带。 东汉桓帝时高兴部族属交趾，交趾又名交阯，“交趾”一名在南越时代已有之。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灭南越国，并在今越南北部地方设立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实施直接的行政管理；交趾郡治交趾县即位于今越南河内。后来武帝在全国设立十三刺史部时，将包括交趾在内的7个郡分为交趾刺史部，后世称为交州。历史载：李进，字子贤，活跃于东汉顺帝、桓帝、灵帝时期，出身于贫苦的农家，交州高兴郡（今化州）人。李进少时聪颖，勤奋好学，博览经史。初为郡功曹，累迁骑都尉。顺帝永和二年（137年），任武陵太守，在任九年，政绩显着。朝廷奖励“秩二干石，赐钱二十万。”灵帝中平年间任交趾刺史部（辖地相当今广东、广西的大部分和越南北部、中部）刺史，向朝廷奏请交趾刺史部应依中州规例贡士，交趾部的茂才应与中州茂才一样授官给禄。朝廷从其请，从此交趾人才才得与中州同选。 桓帝（132~167）分交趾立高兴郡应该是因为倚重高兴部族俚人首领交州刺史李进，所以在李进的故乡设立高兴郡，命其子弟为郡守。不知因何，灵帝之后改曰高凉。后来苍梧郡俚人首领士燮为交州刺史，李进一族声望或者不如前。士燮(136-226年)，字威彦，苍梧广信（距梧州市区60公里的苍梧县京南镇京南街）人。生于汉顺帝永和二年，卒于吴黄武五年，年九十岁。少游学京师，治《左氏春秋》，察孝廉。历迁交趾太守。献帝时道路断绝，而燮不废贡职。诏拜安远将军，封龙度亭候。建安中，孙权遣步隙为交州刺史，加燮左将军，复迁卫将军，封龙编候。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在郡四十余年卒。燮著有文集五卷，（《隋唐书经籍志》）传于世。《三国志》：“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钟磬，备具威仪，笳箫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妻妾乘辎軿，子弟从兵骑，当时贵重，震服百蛮，尉他不足逾也。”『尉他』即南越王赵佗。历史上士燮威望极高，不在赵佗之下。可见，汉代俚越地以俚人力量为重，郡县设置取决于俚人大首领。高兴郡李进、苍梧郡士燮皆当时俚人大首领，为朝廷所倚重。 明代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说：士燮“取中夏经传翻译音义，教本国人，始知习学之业。然中夏则说喉声，本国话舌声，字与中华同，而音不同。”士燮“为越人创作‘喃’字，假借汉字形声演为越字，为古越文字之嚆矢。士燮并将汉字音韵译作越声，平仄皆有一定方式，越人之所以能吟诗聊对者，皆因此也。”正由于此，越南人至今怀念、歌颂士燮的功绩，越南《四字经》说：“三国吴时，士王为牧，教以诗书，熏陶美俗。”俚越之方言白话于士燮时已具雏形。 由高兴郡到高凉郡究竟是何时，《晋书○地理志》云：桓帝分交趾立高兴郡，灵帝改曰高凉，此高凉应该是县，不是郡，但公元前111年（武帝元鼎六年）新设了合浦郡高凉县。是有可疑之处。建安十五年（公元211年），交趾太守士燮以岭南九郡（原属交州管辖）归附孙权，从此，今广东、广西、海南、越南等地，才归孙吴管辖。东汉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孙权置高凉郡。历史载：东汉建安元年（196），交趾俚人，因对官府苛政（税收过重）不满，冲进府衙，将剌史朱符杀死。嘉靖（广东通志）有载：“建安元年，夷贼杀交趾剌史朱符。”过后不久，在高要，土人截击官兵事件又有发生。据2000年版《阳江县志》载：建安十五年（211），交州剌史步骘统兵二万南下，当他来到苍梧郡高要路口时，竟然遭到苍梧人衡毅和钱博（钱博其实是冼博，高兴郡人，但当时孙权不认冼姓，按音近为钱）的截击。衡毅战死，钱博和部属逃到高凉，继续反抗。钱博在高凉一直待了八年。延康元年（220）孙权再次派步骘前往征讨，钱博最后投降。嘉靖（广东通志）有载：“延康元年，孙权征步骘还，以吕岱为交州剌史，交趾太守士燮、高凉帅钱博降。”乱平以后，孙权为加强对高凉地区的管理，设立了高凉郡（隶属广州），任命钱博为都尉（首任长官）。这是高凉郡的由来。 赤乌元年（238），高凉郡西北部的广化（今阳江西境）海安（恩平西北部），莫阳（阳春中西部）、化平等县成立。孙权又在该地区设立高兴郡。此高兴郡与东汉桓帝时设的不同。晋朝太康二年（282），高兴郡并入高凉郡。南朝宋（420），县改令，高凉领西平、安宁（高凉并入）、莫阳、罗州（海陵东平）、平定、西巩、禽乡七令。郡治迁西平。南朝齐郡治又迁返安宁。这种建制，一直维持了308年。在此期间，高凉地区，仍旧动荡不宁，俚、僚人对汉人的命令根本不当一回事。《资治通鉴》记，“非土人号令不行”，他们只听从本地人的指挥。到了南朝梁大通元年（527），广州剌史肖励在平定俚洞之后，以“南江危险，宜立重镇为由”，上书武帝，要求设立高州。 南朝（公元471--605）岭南越州设立，南齐越州领临漳、合浦、龙苏、百梁、安昌、盐田、封山、南流、定川、齐宁、北流、陆川、马门、越中、高兴、永宁、齐康、吴春俚、富昌、思筑20郡。 高兴、永宁、吴春俚等郡是汉代桓帝时高兴郡地。南朝宋（公元420年）置于今广东化州境高兴郡，旋废。南朝齐再置高兴郡，郡治所在高兴县(在今广东化州城，一说郡治宋和县，亦在今化州南境)，辖宋和、高兴、宁单、威城、夫罗、南安、归安、陈莲、高城9县。属越州。南朝梁大通中(公元527--529年)，高兴郡属罗州。辖宋和、宁单、高兴、威成、夫罗、南安、归安、陈莲、高城、新建10县。南朝陈沿梁制不变。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灭陈，废高兴郡，入罗州。 高兴郡自桓帝（132~167）分交趾设立开始，直到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灭陈，废高兴郡，入罗州，作为郡的历史不是很长。其间还有高凉郡、吴春俚郡等的设立，但从南朝宋元嘉三年(公元426年)在高兴郡升设罗州后，一直到宋开宝五年(972年) 废罗州入辩州（今化州），前后有349年。高兴族群的州郡建制也超过800年。究其原因，是因为俚越人首领变换不断的结果。高兴郡族群的俚人首领有李进、钱（冼）博、檀道济、冯宝等。 无论作为高兴郡、高凉郡、吴春俚郡、还是罗州，这都是俚越人高兴族群生活的地方，也是岭南稻作文化中心地区，历史悠久，影响深远。 高兴族群是怎么样的一个俚越部族呢？俚越语言中高兴与句町是同音同义的，都是指“长满红藤并以其为图腾崇拜的族群”。而凉、良、梁即是黄色的意思，高凉郡高凉族群是指：“长满黄藤并以其为图腾崇拜的族群”。在高兴郡地，红藤崇拜与黄藤崇拜同时存在，而高兴族群崇拜的是红藤，现在古高兴地还有直径超过五十厘米的千年红藤存在，受到村民的崇拜，村民称巨藤为“千年血藤”，之所以称为血藤是因为割去表皮，巨藤会渗出红色的液体，颜色类似鲜血。这棵千年红藤所在的地方是广东廉江市（古高兴郡地）良垌镇丰背村，笔者考察过多次。在这里文物研究者还可以采集到的磨制有肩石斧、石锛、穿孔石器30多件，及弦纹、波纹、刺纹、刺点纹陶片一批。最大的磨制有肩石斧长15.5厘米，宽7厘米；小的长5.5厘米，宽4.5厘米，刃部锋利，有明显使用痕迹。经省市文物工作者鉴定，其遗物属新石器至战国时代，距今约4000年历史。所以说高兴族群已经有了4000年的历史，比有2000多年的句町更古老。1976年在古高兴地今化州市石宁村出土六只独木舟。据测定断代为距今1745（±86）年的东汉时期。其中三号舟最大，但残破过甚。二号舟最小，但保存较好。二号舟长500厘米，中部宽50厘米，深22厘米。舟内有金属工具砍凿过的痕迹。两弦内侧有七道左右对称微微突起的木棱，将全舟分为八个隔断，但隔断间大小不等。舟首右侧有裂缝，用H形木榫接合。 因为修洛湛铁路，高兴郡地有更多历史文物出土，证明了高兴族群是稻作文明的创造者。亚公山清理出的炭化稻米，是对俚人作为稻作民族的一个重要印证。俚人居住的地区，应该是水源丰富的地区，而不是什么居住在山洞里的民族，俚人种植的主要农作物是水稻而不是旱稻，此次沿洛湛铁路沿线，基本上也是鉴江河的沿岸线，水源充足，多为河流的冲积平原，土地肥沃。史书所载，冼夫人“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万余家”，“洞”应为“垌”是古越语，是山间的平地的或者部落的意思。古高兴地多有以“垌”、“洞”为地名的，如廉江市有良垌、上阁垌、会垌、蒙垌等垌字的村庄数十个，吴川市有那郭垌、低垌、下垌、灵垌、金鸡垌等垌字村庄也有数十个、化州有中垌、沙垌、大面垌、水明垌等垌字村庄也有数十个。这次洛湛铁路沿线的考古发现中也可以佐证，俚人不是什么居住在“山洞”里的民族，他们要种植水稻，便占据了适于种植水稻的地形较好水源丰富的平地，而鉴江流域高兴就是俚族最重要的聚居地。又比如亚公山的干栏式建筑，是百越民族典型的民居建筑形式，不过干栏式建筑在高兴地已经很难找到实物。但在古句町国的广西西林马蚌乡那岩屯，有109户壮族干栏建筑群得以完好保存下来，它传承了千年的制造工艺，建造干栏的材料都是百年以上的松树，不用一钉一铆，却将木楼打造得牢牢实实稳稳当当，任凭云缠雾绕，雨打风吹，烈日暴晒，历经沧桑、痕迹斑斑，依然像村寨里外的古树一样屹立。 考古队员还在亚公山、马岭岗等遗址发现多个瓮棺葬。其中一具是灰色的四耳陶罐，约30厘米高，顶部用一大块陶片覆盖。据说瓮棺葬主要埋葬的是部落中夭折的幼童尸骨。 晋唐间的瓮棺葬，在遂溪、廉江、高州和海南都有考古记录。考古学者冯孟钦对比分析，梳理出俚人瓮棺葬文化习俗迁徙的脉络：高州出土的瓮棺葬都是单个竖立，廉江一带就演变为单个躺放，到了遂溪一带则演变为两三个前后相连放置，海南岛更是出现了6个瓮棺前后相联，中间瓮棺底部打通，普通成人的尸骨都可容纳其中。他认为，从文化传播的方向性看，“瓮棺葬”起源区应在单瓮(罐)葬地区，即廉江、化州、高州一带，亦即俚人活动之中心。南朝梁间，冼夫人派兵到海南，而发现有瓮棺葬的海南“军屯坡”，正是冼夫人当年的屯兵处。而在古句町国地，国务院新闻办的五洲传播中心专家组在拍摄《传奇句町国》对外宣传电视纪录片时，曾在西林县土黄村附近的从勒屯卜盆坡意外地发现了一座石棺墓。石棺长1.99米、头宽48.2厘米、脚宽34.4厘米、深39.8厘米。棺体呈长方形，棺壁全用页岩片石拼砌而成，形状古朴而奇特。瓮棺墓葬与石棺墓葬，都体现了俚越得独特墓葬风俗。 高兴俚人地区，与句町一样，铜鼓出土非常多。在雷州市馆内，陈设在柜的“铜鼓”：一个是战国时期的万家坝型铜鼓，高0.4米左右，俚僚族遗物，在广东较罕见。它是俚僚族财富与权力的象征物。2000年，迈熟村村民挖基建房时出土，距地表3.5米上有块状片岩覆盖。尽管现在看起来破洞不少，据说当时出土时“金光闪闪”。另一个是唐至汉代的北流型铜鼓，同为俚僚族遗物，此鼓英利镇覃典村出土，1988年征集回馆。该鼓重38.5公斤，鼓面77厘米、鼓高76厘米，束腰型，鼓面有太阳纹，三弦线分晕。共九晕，各晕饰以神秘色彩的云雷纹。光体如圆饼凸起，光芒八道，尖状辐射。鼓身分胸、腰、足三部分，胸腰之间，鼓面均匀镶嵌四蛙，腰有4小耳，鼓身饰有细的云雷纹和菱形几何图案，制作工艺精湛。 1982年广东省市县文物普查，高州、化州等十八个县出土铜鼓56个，已由各县博物馆收藏。1950年出土于北流六靖（与今化州市接壤，属古高兴地）水冲庵，铜鼓面径165厘米，高67.5厘米，残重300多公斤，高堪称“世界之最”。鼓面中心有太阳纹8芒，芒外4道晕圈，宽而疏朗，鼓身14道晕圈，窄而密集。经过1980年的全国第一次铜鼓学术讨论会、1996年的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古代铜鼓和青铜文化第三次学术讨论会讨论，确定在至今世界各地所出土的铜鼓中，北流六靖水冲庵铜鼓为“世界铜鼓之王”，现藏于在广西博物馆。不久前广东化州市文楼镇文楼村委会崎岭群山上开辟果园路时，发现一件青铜器物，可惜已破碎为３块。将其拼凑后，可见这件器物呈半圆型，直径0.9米，重约５千克，整个表面环绕着十分精致的菱状与波浪状花纹，十分精致，左右各有两个铜质青蛙状饰物，做工同样十分精巧。据推断，这件器物应是一个青铜鼓的鼓盖部分，其余部分尚待作进一步的发掘。椐茂名市博物馆馆长梁农羲说，这极可能是一件珍贵的“北流型铜鼓”，估计是东汉年间俚人使用的宠器。这种铜鼓是权力的象征，用于作战、庆丰收、祭祀和集会等。这种铜鼓，出现于西汉晚期，至唐朝中期。 句町族群是稻作民族，稻作耕耘要求细致，要求社会相对稳定，以便保护农业生产。日积月累，形成了一种平稳幸福观，认为人的一生平稳才算幸福。死也要寿终正寝，才算完满。因此，特别忌讳非正常死亡，凡落水、掉崖、上吊、刀枪伤亡、动物咬伤亡、人为窒息而亡、天亡等，都认为不吉利，死者不能在家里做道场，一般都在村外野地里甚至村庄山口外做简单的仪式，草草埋葬，绝对不得埋葬在祖先坟地。人们认为如果埋葬在祖先坟地，死鬼缠住祖先之灵，祖灵便会给子孙带来灾祸。百越人在万年前的甑皮岩人时代就有二次葬，二次葬的观念就源于保护祖灵，祖灵平安，活人才能平安。 高兴俚僚人葬俗也奉行二次葬俗，俚僚人死后，第一次葬是将遗体安放在木制的棺材里，竖挖长方形浅土坑，(俗称棺材磡)，“躺”着埋在土里，堆成长形坟，叫“长墓”，也叫“新墓”，表示人还“睡”着，并没有“死”；也表示人的灵魂还没有到“阴府”，还是“新鬼”，没有投胎转世，所以在家堂上另给他设灵位，祭祖时他是没有份的，所以另在他的灵位设祭。第二次葬是第一次葬七至八年之后，也就是腐尸“化净”之后，将“净骨”捡出，安放在陶罐（叫做“金罂”，也叫“金钟”）中，选取“坟山宝地”重葬，堆成圆形坟，叫“圆墓”，也叫“祖墓”。现在广西的壮族地区都保留这种习俗，因为他们都是俚越后代，说平话的即是高兴郡地之吴春俚郡人的直系后代，平话的形成也与俚人大首领李进、士燮有关。 二次葬的墓地则很讲究“风水”，墓地的“风水”通常由“地理师”来寻找，或自己寻得后由“地理师”来确认。人们普遍认为，墓地的“风水”会给子孙后代带来好运，否则就要倒运。唐代杨筠松（834年4月20日－900年3月12日），俗名杨救贫，名益，字叔茂，号筠松，窦州人（今广东信宜，），俚人，著名风水宗师。高兴郡地历代风水大师辈出，如林勤风、陈东野、邓玄伯、杨霞侣、梁伯铎（即本地姜）、李东海、黄飞羽等。 句町部族素来相信“龙脉”和“风水”之说，民间无论修建房屋还是阴宅，总要请地理先生来看准“龙脉”和“风水”，决不轻易兴建。即使在现代社会，亦是如此。旧时曾因某村寨“龙脉”、“风水”好，人才辈出，而被别的部落或村寨嫉妒，然后去断其“龙脉”，破坏其“风水”，故引起纠纷和械斗之事。常见是在该村所谓“龙脉”之处，挖一道深沟，在沟里淋洒上狗血。据说，如此该地之“龙脉”就被断，原本良好的“风水”便永远不再存在了。在高兴郡地，族与族，村与村，也常常发生因为风水、坟山而械斗的事。高兴族群一向以来民风剽悍，古代因为打架、宗族械斗不知死多少人，是族群陋习，现在已经大有改变。高兴郡俚人还盛行“不落夫家”婚俗。元《文献通考》记壮族婚俗：“婿来就亲，女家于五里外结草屋百余间与居，谓之入僚。半年而后归夫家。”不落夫家习俗至今在粤西、海南仍有残存，其形式为婚后新娘除节日外绝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娘家，直到怀孕临产时才定居夫家。又有鸡卜风俗。举凡战争、狩猎、生产、婚嫁、疾病、建筑等等，莫不搞鸡卜以决吉凶，以定行业。俚人的这种鸡卜风俗，在粤西沿习很久，直到宋朝还有。宋朝国史院编修官秦少游被贬雷州时，曾写过“呻吟殊未央，更把鸡骨灼”的诗句来描述当地习俗。
三、结语：
句町国与高兴郡族群，同属百越族群，先后向骆越、俚越转变。两者都是“长满红藤并以其为图腾崇拜的族群”，属稻作民族，居住干栏建筑，二次葬风俗也很相似，铜鼓文化也接近。他们的交往可以通过珠江水系与鉴江水系完成。他们共同创造了灿烂的岭南俚越文化。
参考引用资料：
1、《句町国史的研究》何正廷。2、《略论句町国的主体民族及其社会性质》梁庭望。
已将美文分享保存！ 郭占敖 发表于 2012-12-19 19:12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已将美文分享保存！
近来受西林县政府之邀请，参加句町文化节，写的东西，可能尚是肤浅。 郭安胤 发表于 2012-12-19 19:16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近来受西林县政府之邀请，参加句町文化节，写的东西，可能尚是肤浅。
只是粗略看一下，分享后慢慢细看。谢谢！ 拜读啦…… 不知所云。。。。。。。。。。。。。。。 今天到了古句町国，即是今天的西林县 拜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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