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为 虢 公 长 父 正 名
本帖最后由 郭伯平 于 2012-7-8 11:42 编辑三门峡虢国墓地编号为Ｍ２００９的大墓的考古发掘，被评为２００１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经专家缜密考证后，大都认为墓的主人是三门峡虢国的封始君虢仲也称虢公长父。 按照现有历史资料的记载，历史上的历代虢公除了周厉王时期的虢公长父和周幽王时期的虢石父名声不好之外，其它的历代虢公对于各代周天子都是忠心耿耿，都是一心一意为周王室而战。虢石父名声不好，主要是因为虢石父参与“废申后、去太子”事件，致使周幽王戏弄峰火后死于郦山、西周灭亡、“二王并立”和“平王东迁”等大家熟悉的原因。而虢公长父的名声不好，主要原因是虢公长父辅佐周厉王长期征伐淮夷，而引起“国人暴动”，被《吕氏春秋》视为历史上的四个不义之人之一。其主要史载依据是《吕氏春秋·当染篇》：“周厉王染于虢公长父、荣夷终。”《墨子·所染篇》：“厉王染于虢公长父、荣夷终。”后人依其记载，溢虢公长父为“厉公长父”。把“国人暴动”事件称为“虢公长父之难”。 根据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文物的考古成果，以及有关的文史资料的载述，笔者认为：历史上，虢公长父的名声不太好，而引起“国人暴动”的责任不全在虢公长父，而把国人暴动称为“虢公长父之难”也是需要探讨的。本文从以下三个主要方面给予初步的探讨，以引起更多的讨论和争论，从而对虢公长父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一、引起“国人暴动”的历史真相 引起“国人暴动”的历史的真相是：周厉王是主谋，荣夷公是帮凶，而虢公长父只是积极协助周厉王制定和推行征伐淮夷战争的“卿士”。 周厉王，名姬胡（？－－前828年），夷王子。夷王病死后继位。在位37年，在“国人暴动”中被驱逐出都城，后凄凉病殁于彘（今山西省霍县），葬于彘。 周厉王继位后，认为父亲夷王在位时，对诸侯大夫过于宽和，决心以严酷的手段来慑报臣下。不久，他就借故烹杀了齐哀公。 周厉王在位时，发生了多次灾荒，庄稼歉收，民不聊生， 贵族们却依然吃喝玩乐，不管人民的死活。周厉王为了聚敛更多的财富以供享用，千方百计地搜刮人民。有一个臣子叫荣夷公，教唆厉王对山林川泽的物产实行“专利”（所谓“专利”就是对平民百姓的横征暴敛），由天子直接控制，不准平民（国人）进山林川泽谋生。周厉王听了很中意，置大臣的规劝和平民的反对于不顾，任用“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国语·周语上》）的荣夷公为主持政务的“卿士”，推行了“专利”。 平民被断了生路，怨声四起，纷纷咒骂。厉王从卫国找来巫师，让他用巫术监视发表不同意见的怨恨者，并告谕全国，有私议朝政者，杀无赦。卫巫在厉王的纵容下，肆意陷害无辜，不少人死于非命，还说这是神灵的意愿。于是国人“道路以目”，人们不敢再在公开场合说话，路途相逢也只能以目示意。敢怒不敢言，弄得亲友熟人在路上遇到了都不敢互相招呼，只能看上一眼，使都城变得死气沉沉。厉王得意地向人夸耀说：“吾能弭谤矣（我自有办法叫百姓不敢诽谤我）。”但召公虎提醒厉王说；“民不堪命矣。……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样堵住人民的嘴，就象堵住了一条河。河一旦决口，要造成灭顶之灾；人民的嘴被堵住了，带来的危害远甚于河水。治水要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民要让天下人畅所欲言，然后采纳其中好的建议。这样，天子处理国政就少差错了）。” 厉王 听了不以为然地说：“我是堂堂天子，那些无知的愚民只能遵从我的命令，怎么能让他们随便议论！” 厉王仍然一意孤行，变本加厉，“监谤”更甚，将许多不满“专利”的平民捕来杀死。后来连不少没有发过怨言的平民也被杀死。 公元前841年，以共伯和为首的贵族联合“国人”（当时居住在野外的人叫“野人”，居住在城里的人叫“国人”），包括王宫所属的工匠、卫兵全部参加暴动。他们自发地集结起来，手持木棍，农具作武器，从四面八方扑向都城的王宫，要向周厉王讨还血债。厉王听到由远而近的愤怒的呼喊声，忙命令调兵镇压。臣下回答说：“我们周朝寓兵于农，农民就是兵，兵就是农民。现在农民暴动了，还能调集谁呢？” 周厉王这才知道大祸临头，匆忙带着宫眷步行逃出都城，沿渭水朝东北方向日夜不停地逃到远离都城的彘，筑室居住了下来。 都城中的平民在大臣周公（周定公）、召公（召穆公）的极力劝解下，终于平息了一些怨恨，纷纷离去。周公和召公根据贵族们的推举，暂时代理政事，重要政务由六卿合议。这种政体，称为共和（一说由共伯和代行天子职务）。虢公长父在国内暴动的事件中也受到一定打击，被去掉了周王朝“卿士”的高官。 这一次以都城四郊的平民为主体的暴动，历史上称为“国人暴动”。这一年，历史上称为“共和元年”。由于《史记》一书由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开始系年记事，因此国人暴动、厉王被逐、“共和行政”建立的这一年，就被视为中国历史有确切年代记载的开始。 “国人暴动”有力地打击了西周奴隶制王朝，动摇了西周奴隶主的统治，西周更快地衰落了下去。逐步出现了分崩离析的局面。 周厉王逃到了彘后，派臣子凡伯回都城镐京探听消息。凡伯见暴动已经平息，就和周公、召公商议，准备接厉王回都复位。但是，人民对周厉王十分憎恨，坚决不允许他回来。周公、召公怕再次触怒人民，激起暴动，被迫打消了这个念头。凡伯回到彘奏明情由，周厉王无可奈何，只好在彘定居。彘在汾水之畔，周人因此又称周厉王为汾王。周厉王到了这步田地，一切天子的享受都失去了，每年仅仅由周公、召公派人送些衣服、日用品给他维持生计。他想起昔日的尊荣，郁闷不解，凄凉地度过了１４年后病死。二、引发“虢公长父之难”的根本原因 虢公长父担任西虢（陕西宝鸡）国君的时候，正是周厉王当政之时。众所周知，周厉王是一个贪婪、暴虐的人，虢公长父辅佐的就是这样一个国王。同时，周厉王对虢公长父特别钟爱，地位不是一般大臣能比的。他甚至可以参与对功臣权贵的赏赐：“唯王三月初吉庚年……王呼虢仲入右何。王赐何赤市、朱珩、銮旗、何拜稽首，对扬天子鲁命，用作宝簋。何其万年，子子孙孙其永宝用。”（《啸堂集古录》） 由于周厉王贪婪残暴，内部矛盾尖锐，东夷就乘虚而入：“厉王无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后汉书·东夷传》）《今本竹书纪年》也记载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长父征之，不克。”这两处记录都说明，这场从厉王三年开始，直至十三年仍未结束的战争在开始征战时，是打过败仗的。 另外我们从虢仲盨铭文、《东夷传》和《竹书纪年》可以得知，厉王三年淮夷大举入侵，直抵洛水河岸，虢仲（虢公长父）与厉王坐镇成周，兴兵讨伐。敔簋铭说：“王命敔追御于上洛、折谷，至于伊班，长榜载首百、执讯四十、夺俘人四百”，说明这时战事已初获胜利。无其簋说：“十三年“王征南夷”，因淮夷位于成周之南，故称“南夷”或“南淮夷”。可见这场战争从厉王三年开始，直至十三年仍未结束。不过从蟉生盨和鄂候骏方鼎可知，这时战场已从成周附近推移到“角”（即角城，在今江苏淮阴县南）、“津”（即津胡，在今江苏宝应县南）、桐（在今安徽桐城县北）、遹（通作雩，即《左传》襄公二十六的“雩娄”，（在今安徽霍丘县西南），贯穿“由东而西的整个南淮夷地区，达到大江的北岸”。接着，鄂候骏方又率领东、南地区的邦国发生大规模叛乱，厉王调动周王室的主力军六师、殷八师前往镇压，最后才击败鄂候的联军，并用“勿遗寿幼”的手段进行报复。唐兰先生指出：“传世的害钟（宗周钟）的“害”读如胡，即史书所载的厉王之名。这件厉王自作的钟铭告诉我们，经过长期的征伐，南夷、东夷前来朝觐的有“廿又六邦”，终于取得了对南淮夷的战略性胜利。但是，这种旷日持久的部族战争，极大的消耗了周王室的人力和物力，荣夷公所“专”之“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为支持这场战争的。正是为了这种战争需要，“国人”们被压榨的喘不过气来。这就大大激化了国内固有的各种矛盾，加深了周王朝的政治经济危机。当周厉王庆贺征伐淮夷获胜的凯歌未尽，忍无可忍的“国人”揭竿而起，举行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平民暴动，赶跑了周厉王。因此被史家认为，征伐淮夷的部族战争，是导致国人暴动的主要原因。而积极协助周厉王制定和推行这种战争政策的虢公长父，就很自然地被史家称为“嬖臣”和国人暴动的祸首了。这也许就是史书把“国人暴动”事件称为“虢公长父之难”引发的根本原因吧。三、为虢公长父正名 史书为什么把“国人暴动”称为“虢公长父之难”？这是需要探讨的。《国语·周语上》载：“厉王说荣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荣公若用周必败’。既，荣公为卿士，诸侯不享，王流于彘。”这是说国人暴动的原因，是荣夷公“好专利”的结果。史家根据荣夷公“专利”的目的，除西周奴隶主贵族奢侈享乐外，更重要的是支持厉王亲自率领的征伐淮夷的战争，因此把“国人暴动”事件称为“虢公长父之难”。乍看起来，这是一个符合逻辑而且因果关系明确的结论。但是，《吕氏春秋·当染篇》和《墨子·所染篇》：“周厉王染于虢公长父、荣夷终。”的记载依据，只能说明周厉王因荣夷公为主持政务的“卿士”和虢公长父为主持军事的“卿士”而灭亡，后人把“国人暴动”事件称为“虢公长父之难”确实有点勉强。另外，从“国人暴动”事件引起的周厉王落难角度看，把“国人暴动”事件称为“周厉王之难”是否更准确一些。 根据本文上述的引起“国人暴动”的历史真象和引发“虢公长父之难”的根本原因的历史事实分析，不难看出引起“国人暴动”的历史的真象是：周厉王是主谋，荣夷公是帮凶（荣夷公是“专利”的主谋和执行者），而虢公长父只是极协助周厉王制定和推行征伐淮夷的战争的“卿士”。正是因为周厉王是一个贪婪、暴虐的人，他以“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国语·周语上》）的荣夷公为主持政务的卿士，实行独占山林川泽的“专利”政策。这样一来，限制了占“国人”多数的平民的谋生出路，引起了极大的民愤；也正是由于周厉王贪婪残暴，内部矛盾尖锐，东夷就乘虚而入：“厉王无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后汉书·东夷传》），这才有了虢公长父辅佐周厉王的长期征伐淮夷战争。 虢公长父身为周厉王的卿士，和其它的历代虢公一样对于周厉王更是忠心耿耿，周厉王指东，虢公长父打东；周厉王指西，虢公长父打西，穷兵黩武也在所不惜。虢公长父辅佐周厉王征伐淮夷，南征北战，历时十余载，终于取得了讨伐的最后胜利。可以说虢公长父是周厉王的忠心辅佐者，因此也可以说，虢公长父不但不是“国人暴动”的罪臣，而是忠心辅佐周厉王征战淮夷战争的权臣和维护西周王朝的功臣。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国人暴动”称为“虢公长父之难”显然是与史实有一定的差距，因此也可以说虢公长父不但不是史家称为“嬖臣”和国人暴动的祸首，而是为自周夷王以来处于风雨飘摇中的西周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大功臣。 在厉王奔彘后，虢公长父失去了王室的依托，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失去了在陕西西虢封地生存的政治基础。加上厉王时财力物力上的极大消耗及军事上的失利，这样，在厉宣之际，西虢不得不放弃经营多年的西虢，正式东迁到三门峡一带。于是，厉宣之际，原封在陕西宝鸡的西虢迁到了矿藏丰富、河流众多、黄土层深厚的三门峡。东迁后的虢国占据今山西平陆、河南三门峡一带，地跨黄河南北两岸，扼制自关中至中原的东西方交通要道，依然扮演着周王室战车的角色。另外，虢公长父是“司朕百工”的倡导者。１９７５年，陕西岐山县董家村出土了四件公臣簋，其上有铭文：虢仲命公臣：“司朕百工，赐汝马乘、钟五、金、用事。”公臣拜稽首，敢扬天尹丕显休。用作尊簋，公臣其万年用宝兹休。“司朕百工”里的朕是虢公长父的自称，“百工”指的是虢国的手工业工人，这则铭文说明，虢公长父非常重视手工业的发展和管理。三门峡虢国墓地编号为Ｍ２００９的大墓的墓主人虢仲（虢公长父）作为三门峡虢国的始封君，为三门峡虢国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 虢长公父在三门峡虢国，直到宣王（公元前827-782年在位）初年才寿终正寝。《史记·周本纪》载：周厉王被国人赶到彘地后，“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为王，是为宣王”。这说明厉王被流放彘地14年，直至老死，也没有得到国人的原谅。那未，虢公长父既被视为引发国人暴动的祸首，他的结局如何呢？史书未见记录。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三门峡虢国墓地编号为Ｍ２００９的大墓（虢仲墓）里不但出土有象征王侯之尊的九鼎八簋，而且还有数量众多的各类随葬品，特别是墓中放置的“遗册”里，还有宣王朝显赫大臣南仲的名字。《诗·小雅·常武》载：“王命卿士，南仲大祖”。这是宣王在祖庙里册命南仲为卿士。《出车》也说：“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旗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可见，南仲是宣王的执政大臣，也是征伐猃狁的著名将领。他能出席虢仲（虢公长父）的葬礼，不但说明虢仲（虢公长父）死时的政治地位很显要，并不象史载上说的虢公长父的名声不太好，而是名声很好，威名远扬！而且还说明虢仲（虢公长父）埋葬的时间当在宣王初年。我们知道，厉王在位三十七年，共和执政十四年，厉王三年虢仲（虢公长父）已与“王南征”，假使那时他已有二十岁到三十多岁，等到宣王初年他至少已七八十岁了。由此推测，国人暴动后虢仲（虢公长父）在自己的封国，依然享有诸侯之尊，知道七八十岁寿终正寝为止。这里不仅要问，虢仲为什么会有如次好的结果呢？我们知道，虢仲（虢公长父）辅佐周厉王征伐淮夷，虽然历时长久，劳民伤财，最终酿成国人暴动的大难，但却取得讨伐的最后胜利，实为自周夷王以来处于风雨飘摇中的西周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从政治上讲，讨伐淮夷的胜利，对周王朝各诸侯和附属国，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史记·楚世家》载：“当夷王之时，王室徽，诸侯或不朝，相伐。······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楚国在夷王时已妄自称王，看到群起反叛的淮夷诸国被厉王全都征服，“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号，就是明显的例证。 从经济上讲，征伐淮夷的胜利，扩大了西周王朝的财政收入，为宣王时征伐猃狁的战争提供了物质基础。宣王五年的兮甲盘记载：兮伯吉父（即尹吉甫）刚随王北伐猃狁归来，又受命征收“成周四方债，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亩人，毋敢不出其帛、其债、其进人”。驹父盨铭也说：宣王十八年，南仲还亲命驹父“率高父见南淮夷厥取厥服，堇夷俗遂不敢不敬畏王命，逆见我厥献厥服。我乃至于淮，大小邦亡敢不储具逆王命。”这说明宣王时期淮夷地区已成为周王朝贡赋的重要来源。这就是西周王朝后世统治者，对虢仲（虢公长父）征伐淮夷积极肯定的重要原因。也可以说，虢仲（虢公长父）是西周奴隶主贵族的功臣，他在国内暴动的事件中虽然受到一定打击，丢掉了周王朝“卿士”的高官，但他回到虢国后仍是一国之君，他的奴隶主贵族地位并未受到多大的变革。其政治地位很显要，并不象史载上说的虢公长父的名声不太好，而是名声很好，这就是他死后还能有如此丰厚的陪葬品，还有那么多贵族官员为他送葬的根本原因。
主要参考书目
《周王豁钟》 唐兰 北平故宫博物院年刊1936年版《上村岭虢国墓地》 林寿晋 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史记》 司马迁 中华书局1975年版《周厉王所作祭器豁簋考》 张亚初 中华书局1981年版《古本竹书纪年》 李民 等译著 中州古迹出版社1990年版《三门峡虢国墓地发掘重大发现》 李学勤中国文物报1991年2月2日1版《三门峡虢国墓新发现与虢国史》 李学勤中国文物报1991年2月2日3版《三门峡虢国墓地和三门峡考古》 李学勤中国文物报1991年2月3日3版《虢国墓地和三门峡考古》安志敏 中国文物报1991年2月10日3版《虢国墓地的再发掘与认识》 姜涛 中国文物报1991年12月10日3版《从三门峡虢国墓新发现谈虢国历史概况》 许永生华夏考古1993年4期《甲骨文和古史新探》 蔡运章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虢国墓地铜器群的分期及相关问题》李丰《考古》1998.11期《虢国墓地的发现与研究》王斌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虢国封国考》 董来运 三门峡文史资料2000年版《论虢仲其人》 蔡运章 三门峡文史资料2000年版《虢仲世家》 董来运 三门峡文史资料2000年版《三门峡虢国文化研究》张彦修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左传》 （春秋）左丘明 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2003年版《三门峡文物考古与研究》许海星 李书谦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