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昭平黄姚郭氏

郭安胤 发表于 2010-2-25 11:36:00

本帖最后由郭安胤于 2012-11-24 12:08 编辑

广西昭平黄姚郭氏在明末清初之时由高明县迁去，已经传14世。
说是由高明的黄坑镇松柏乡珠玑巷迁去。今高明无此地名，二百多年前，高明分出鹤山，应该是鹤山。

或者是今天的高明区富湾镇松柏村


鹤山郭氏多在址山大埌。

郭安胤 发表于 2010-2-25 11:38:00

郭氏族谱记载，其西迁始祖郭佐廷是清顺治年从广东高明县松柏乡迁来黄姚。

郭安胤 发表于 2010-2-25 11:38:00

从上述族谱的记述来看，莫、古、劳、梁四姓来自同一地点——古劳村。古劳村是因古姓和劳姓的定居而得名，传说古、劳两姓始祖是表兄弟。清雍正10年（1732年）清政府在今广东新会、鹤山、高明相邻处建“古劳都”，因此，不同族姓的家谱中，“古劳”的行政隶属地就有新会、高明、鹤山不同说法，实际是同一地点。林姓迁出的南海县，郭姓迁出的高明县也紧邻鹤山和新会，地理上均处于西江下游两岸，是珠江三角洲的腹心地区，溯江西而上，能便捷地到达广西梧州。只有吴姓是迁自广东以外的福建省，迁徙距离比较远。
　　莫、古、劳、林、郭、梁、吴、叶等姓广东汉族涌入黄姚，其大的历史背景是：1、明后期至清初持续的战争使整个桂东地区的人口大为减少，而广东地区人口却相对过剩；2、清代广东商人大举入桂经商。

郭安胤 发表于 2010-2-25 11:39:00

郭姓迁出的高明县也紧邻鹤山和新会
 
 
 
高明分出鹤山也是二百多年。

郭安胤 发表于 2010-2-25 11:42:00

如果说明末黄姚地区民僮在田产上的纠纷反映了该时期僮人与土司、狼兵之间的矛盾，那么清康熙以后该地区民僮的田产纠纷，则体现了僮人社会在进入王朝权力体系过程中内部的竞争。
    清代以后，黄姚街出现了莫、古、劳、吴、林、梁、黄、叶八大宗族。这些宗族均有自己的祠堂，而在族源上均声称其祖先是在明清之际由广东溯西江而上迁居黄姚。如莫氏、梁氏、劳氏族谱记载，其祖先是清朝初年从广东高明县古劳村迁入；林氏族谱则记载其祖先是清初从广东南海县迁来；郭氏族谱记载其始祖于清顺治年间从广东高明县松柏乡迁来；吴氏族谱记载其祖先是康熙初年从福建迁来。⒇但在民国《昭平县志》中对当地居民的来源有着不同于族谱的记述：
居民多前明土著，如陈、梁、黎、莫、钟、林、程、廖、黄、龚诸姓，氏族蕃衍，俗尚勤俭，有唐遗风。

郭安胤 发表于 2010-2-25 11:42:00

这一材料提醒我们，黄姚街的民众的身份有可能经历了一个再塑造的过程。而将目光放到当地的民俗上，我们则发现其有着浓厚的“非汉人色彩”。黄姚街最重要的节日有正月初二、三月三与七月十四。正月初一最重要的活动为游鱼龙，三月三为北帝出游，七月十四则是鬼节，家家户户做柚子灯，放到河里，祈求“鬼”保佑民众平安。在这些活动的仪式中，我们能清晰地分辨出黄姚街民众身上浓厚的“僮人”色彩。在这一层面上，我们不难明白族谱与这些宗教节日事实上表达着不同的文化观念。在宗教习俗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地方社会文化的延续；而在族谱的修撰中，体现的则是与僮文化的断裂。这一看似矛盾的文化观念，只有回到地方社会的历史场景，才能明白其中意义。“广东移民”身份的塑造，不是为了割裂自身的历史，而是为了与周边的僮人有所区分。直至今天，我们在调查的过程中，仍可以感受到这一点。当地居民在接受我们访谈时，经常不经意地告诉我们，他们是从广东上来的，比周边的人有文化。
    与修族谱、建祠堂相配合的是，八大宗族积极地投入到科举考试中。在有清一代，这八大宗族有大量的人通过科举获取了功名。其中有名的如林作辑(乾隆十五年举人)、莫汝功(同治二十一年岁贡)等人。今天在黄姚街南边的天马山文明阁上，仍保留着许多文人当年留下的墨迹。如其中一块摩崖全文如下：
    此韩公□阳山时书也。神奇遒劲，古意盎然。覃君少海见而宝之。用榻以归，人□摹仿，纸贵一时。第未经刻石，恐剥蚀于风霜。戊午春同人莫君臧辰、义甫、覃君少海、古君洽齐、善齐、小池、光庭、郭君齐之、蒙君民础、劳君仲云、李生严谷、达民、吾弟平甫、紫阶登列□于此。酒酣谈抄，异想天开，俯仰上下，随在悟化，机之洋溢，因而发思古之幽情，刻昌黎之遗墨，青山无志，大笔常新，悬诸终古而不磨矣!
后学梁端章敬跋

郭安胤 发表于 2010-2-25 11:43:00

上文清楚反映了当地许多文人经常结伴游玩天马山。不难判断，清代黄姚街已文风蔚然。又如《道光庚子年重建文明阁新建魁星楼并建亭台碑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岁乙亥，余以方伯李双圃先生之荐，假馆昭平樟木司邵巡□官署。得晤邑宰徐蓉村先生、邑绅莫育亭、司马古述堂明经，以黄姚重修文明阁，小引见示地之名胜，阁之兴废，靡不毕载。
 
此文为邻县文人陈洪□所撰。从这段碑文中，我们可以看出黄姚街文人在平乐府内的交游状况，同时亦反映了街内文人与官府有着密切的来往。
    八大宗族汉化、考科举的直接原因，在于清初立户过程中不同群体对田产的争夺。其结果在宝珠观的北帝信仰中有清楚反映。当地社会有这样一个传说：
北帝庙前的两只石狮子以前曾和篁竹一个庙前的两个石狮子，因为在同钟争吃稻田而打架，最后因为宝珠观的北帝法力比篁竹的神的法力要大，所以北帝的石狮子打赢了。北帝后来就派两只石狮子守住同钟。

郭安胤 发表于 2010-2-25 11:43:00

这个故事作为民间记忆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告诉我们，当地与周边地区曾经因为田产纠纷而产生过尖锐的矛盾。宝珠观实质上是黄姚街八大宗族联合对付外界，维护其利益的重要手段。前文所提及的正月初二游鱼龙、三月初三的游北帝，都是巩固八大宗族的重要手段。
    八大宗族在清以后组成了利益同盟，联合控制了宝珠观。始建于万历年间的宝珠观在清以后实际是黄姚社会的权力中心。值得玩味的是，清代昭平县的樟木林分司就设于宝珠观旁的准提阁，这一空间格局反映了宝珠观既有民问背景，亦有官方色彩。八大宗族在地方社会的利益，很大程度上是透过与官府的联合得以实现的。宝珠观在康熙五十年(1711)和嘉庆十七年(1812)的两次重修，均由官府与八大宗族共倡。
    八大宗族以宝珠观为中心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主要体现在与官府联合捐修黄姚经接米岭至县城的山路上。在宝珠观内，现仍保存着数通由八大宗族联合或者单独捐修接米岭道路的碑刻。由于接米岭为交通要道，“为凝(宁)、文、招、建龙二伍各都里赴邑郡、省城必由之路”，但又崎岖难行，从康熙至道光年间，八大家族与地方官员多次集资修建。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两次，第一次是康熙五十八年(1719)，由知县钱兆沣倡导，其“捐俸开凿接米岭，险道三十余里成坦途”；第二次则是在道光廿五年(1845)知县徐士珩倡导捐修。此外，偶尔亦有士绅单独捐修其中某些路段，如莫家贡生家成在乾隆五十五年的捐修。兹抄录碑文如下：
    黄姚山环水绕，人烟辐辏，桥梁道路之口缺者，无不修理筑口，惟准提阁左一路独缺焉未理。虽非羊肠鸟口，然当夏雨淋漓，行者有颠踬之忧。国学先严有志未逮，适今春为母上寿，乘歌台剧梨园以酬戚友。裂锦环顾，斯路果皆倾侧泥泞，难跨步焉。因先严有念，不觉慨然陨涕，遂命匠断山滑，夷险阻。使侧者正，险者平，荡荡乎如由九陌之道、四达之途。虽□蹈扬鞭阿，□又奚□□焉。□非敢侈言修千万人从往之路，亦以成先人未成之志也。云尔工竣，敬叙片语以志不忘。
    贡生莫家成谨撰
乾隆五十五年  岁次  庚戌  仲春月立

郭安胤 发表于 2010-2-25 11:43:00

地方乡绅、文人乐于修筑通往县城的道路，在于其有着非常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此点我们可以在《昭平县志》对接米岭的描述中得以了解：
接米岭，离县城百余里，高数千仞，皆羊肠鸟道，尤险者曰：马头、石樉，陡峭壁立，径路几绝。猺獞凭为渊薮。岭后文化、宁化、招贤诸里赴县输租，水陆迂回，途远数倍，邑侯钱兆沣捐俸开凿，化险为夷，往来便之。
 
显然，八大宗族与官府联合捐修接米岭道路的意义在于维持赋税道路的通畅。通过道路的捐修，官府确保了赋税的征收，而八大宗族则透过交纳赋税得以使其田产获得了官府的承认。此点在观内另外的碑文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八大宗族通过向宝珠观捐献大量的祀田，在此基础上组成权力联盟。而这一权力结构的形成，主要目的在于对付“无籍之徒”。这点在《牛岗坪禁碑》上有清楚体现，碑文如下：
    窃□牛岗之坪，原系龙脉风水之所关，又系牧羊之地。春来田野遍耕，牛马无寄足之区，籍此地以为抚字之原则。有赖国赋从出，迩来年湮世远，多有贪利之徒籍耕为业主，甚而驱逐古琢为平地，以至栽植遍壤地，□近要地，无知者在此锄挖，以伤阴阳气脉，目击心伤，曾于前岁请匠填回，众议出字，每多视为闲言，阳奉阴违。今春合议，复立严规，嗣后倘有不遵乡约，仍往耕种锄□、任从牛马践踏餐食，斥辱不得恶言□骂。如逞刀，众议扭禀鸣官，究惩决不徇情。自是定规勒石，以永垂不朽。
乾隆四十五年岁次庚子二月初三众立

郭安胤 发表于 2010-2-25 11:44:00

<table cellspacing="1" cellpadding="4" width="600" border="0">
<tbody>
<tr>
<td valign="top">
<div>下</div></td></tr>
<tr>
<td valign="top" width="600">
<div>
二、文化秩序与“民僮田产之争”
 
    如果说明末黄姚地区民僮在田产上的纠纷反映了该时期僮人与土司、狼兵之间的矛盾，那么清康熙以后该地区民僮的田产纠纷，则体现了僮人社会在进入王朝权力体系过程中内部的竞争。
    清代以后，黄姚街出现了莫、古、劳、吴、林、梁、黄、叶八大宗族。这些宗族均有自己的祠堂，而在族源上均声称其祖先是在明清之际由广东溯西江而上迁居黄姚。如莫氏、梁氏、劳氏族谱记载，其祖先是清朝初年从广东高明县古劳村迁入；林氏族谱则记载其祖先是清初从广东南海县迁来；郭氏族谱记载其始祖于清顺治年间从广东高明县松柏乡迁来；吴氏族谱记载其祖先是康熙初年从福建迁来。⒇但在民国《昭平县志》中对当地居民的来源有着不同于族谱的记述：
居民多前明土著，如陈、梁、黎、莫、钟、林、程、廖、黄、龚诸姓，氏族蕃衍，俗尚勤俭，有唐遗风。
 
这一材料提醒我们，黄姚街的民众的身份有可能经历了一个再塑造的过程。而将目光放到当地的民俗上，我们则发现其有着浓厚的“非汉人色彩”。黄姚街最重要的节日有正月初二、三月三与七月十四。正月初一最重要的活动为游鱼龙，三月三为北帝出游，七月十四则是鬼节，家家户户做柚子灯，放到河里，祈求“鬼”保佑民众平安。在这些活动的仪式中，我们能清晰地分辨出黄姚街民众身上浓厚的“僮人”色彩。在这一层面上，我们不难明白族谱与这些宗教节日事实上表达着不同的文化观念。在宗教习俗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地方社会文化的延续；而在族谱的修撰中，体现的则是与僮文化的断裂。这一看似矛盾的文化观念，只有回到地方社会的历史场景，才能明白其中意义。“广东移民”身份的塑造，不是为了割裂自身的历史，而是为了与周边的僮人有所区分。直至今天，我们在调查的过程中，仍可以感受到这一点。当地居民在接受我们访谈时，经常不经意地告诉我们，他们是从广东上来的，比周边的人有文化。
    与修族谱、建祠堂相配合的是，八大宗族积极地投入到科举考试中。在有清一代，这八大宗族有大量的人通过科举获取了功名。其中有名的如林作辑(乾隆十五年举人)、莫汝功(同治二十一年岁贡)等人。今天在黄姚街南边的天马山文明阁上，仍保留着许多文人当年留下的墨迹。如其中一块摩崖全文如下：
    此韩公□阳山时书也。神奇遒劲，古意盎然。覃君少海见而宝之。用榻以归，人□摹仿，纸贵一时。第未经刻石，恐剥蚀于风霜。戊午春同人莫君臧辰、义甫、覃君少海、古君洽齐、善齐、小池、光庭、郭君齐之、蒙君民础、劳君仲云、李生严谷、达民、吾弟平甫、紫阶登列□于此。酒酣谈抄，异想天开，俯仰上下，随在悟化，机之洋溢，因而发思古之幽情，刻昌黎之遗墨，青山无志，大笔常新，悬诸终古而不磨矣!
后学梁端章敬跋
 
上文清楚反映了当地许多文人经常结伴游玩天马山。不难判断，清代黄姚街已文风蔚然。又如《道光庚子年重建文明阁新建魁星楼并建亭台碑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岁乙亥，余以方伯李双圃先生之荐，假馆昭平樟木司邵巡□官署。得晤邑宰徐蓉村先生、邑绅莫育亭、司马古述堂明经，以黄姚重修文明阁，小引见示地之名胜，阁之兴废，靡不毕载。
 
此文为邻县文人陈洪□所撰。从这段碑文中，我们可以看出黄姚街文人在平乐府内的交游状况，同时亦反映了街内文人与官府有着密切的来往。
    八大宗族汉化、考科举的直接原因，在于清初立户过程中不同群体对田产的争夺。其结果在宝珠观的北帝信仰中有清楚反映。当地社会有这样一个传说：
北帝庙前的两只石狮子以前曾和篁竹一个庙前的两个石狮子，因为在同钟争吃稻田而打架，最后因为宝珠观的北帝法力比篁竹的神的法力要大，所以北帝的石狮子打赢了。北帝后来就派两只石狮子守住同钟。
 
这个故事作为民间记忆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告诉我们，当地与周边地区曾经因为田产纠纷而产生过尖锐的矛盾。宝珠观实质上是黄姚街八大宗族联合对付外界，维护其利益的重要手段。前文所提及的正月初二游鱼龙、三月初三的游北帝，都是巩固八大宗族的重要手段。
    八大宗族在清以后组成了利益同盟，联合控制了宝珠观。始建于万历年间的宝珠观在清以后实际是黄姚社会的权力中心。值得玩味的是，清代昭平县的樟木林分司就设于宝珠观旁的准提阁，这一空间格局反映了宝珠观既有民问背景，亦有官方色彩。八大宗族在地方社会的利益，很大程度上是透过与官府的联合得以实现的。宝珠观在康熙五十年(1711)和嘉庆十七年(1812)的两次重修，均由官府与八大宗族共倡。
    八大宗族以宝珠观为中心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主要体现在与官府联合捐修黄姚经接米岭至县城的山路上。在宝珠观内，现仍保存着数通由八大宗族联合或者单独捐修接米岭道路的碑刻。由于接米岭为交通要道，“为凝(宁)、文、招、建龙二伍各都里赴邑郡、省城必由之路”，但又崎岖难行，从康熙至道光年间，八大家族与地方官员多次集资修建。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两次，第一次是康熙五十八年(1719)，由知县钱兆沣倡导，其“捐俸开凿接米岭，险道三十余里成坦途”；第二次则是在道光廿五年(1845)知县徐士珩倡导捐修。此外，偶尔亦有士绅单独捐修其中某些路段，如莫家贡生家成在乾隆五十五年的捐修。兹抄录碑文如下：
    黄姚山环水绕，人烟辐辏，桥梁道路之口缺者，无不修理筑口，惟准提阁左一路独缺焉未理。虽非羊肠鸟口，然当夏雨淋漓，行者有颠踬之忧。国学先严有志未逮，适今春为母上寿，乘歌台剧梨园以酬戚友。裂锦环顾，斯路果皆倾侧泥泞，难跨步焉。因先严有念，不觉慨然陨涕，遂命匠断山滑，夷险阻。使侧者正，险者平，荡荡乎如由九陌之道、四达之途。虽□蹈扬鞭阿，□又奚□□焉。□非敢侈言修千万人从往之路，亦以成先人未成之志也。云尔工竣，敬叙片语以志不忘。
    贡生莫家成谨撰
乾隆五十五年  岁次  庚戌  仲春月立
 
地方乡绅、文人乐于修筑通往县城的道路，在于其有着非常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此点我们可以在《昭平县志》对接米岭的描述中得以了解：
接米岭，离县城百余里，高数千仞，皆羊肠鸟道，尤险者曰：马头、石樉，陡峭壁立，径路几绝。猺獞凭为渊薮。岭后文化、宁化、招贤诸里赴县输租，水陆迂回，途远数倍，邑侯钱兆沣捐俸开凿，化险为夷，往来便之。
 
显然，八大宗族与官府联合捐修接米岭道路的意义在于维持赋税道路的通畅。通过道路的捐修，官府确保了赋税的征收，而八大宗族则透过交纳赋税得以使其田产获得了官府的承认。此点在观内另外的碑文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八大宗族通过向宝珠观捐献大量的祀田，在此基础上组成权力联盟。而这一权力结构的形成，主要目的在于对付“无籍之徒”。这点在《牛岗坪禁碑》上有清楚体现，碑文如下：
    窃□牛岗之坪，原系龙脉风水之所关，又系牧羊之地。春来田野遍耕，牛马无寄足之区，籍此地以为抚字之原则。有赖国赋从出，迩来年湮世远，多有贪利之徒籍耕为业主，甚而驱逐古琢为平地，以至栽植遍壤地，□近要地，无知者在此锄挖，以伤阴阳气脉，目击心伤，曾于前岁请匠填回，众议出字，每多视为闲言，阳奉阴违。今春合议，复立严规，嗣后倘有不遵乡约，仍往耕种锄□、任从牛马践踏餐食，斥辱不得恶言□骂。如逞刀，众议扭禀鸣官，究惩决不徇情。自是定规勒石，以永垂不朽。
乾隆四十五年岁次庚子二月初三众立
 
碑文以公约的形式明确了牛岗坪为公共财产，防止贪利之徒久耕为业主。而关于无籍之徒的来源，下文做了进一步分析。这些碑刻向我们表明，黄姚街八大宗族在清代透过对各种文化、政治资源的掌控，以宝珠观为中心，结成了权力联盟，占有了黄姚地区的大量田产。今天黄姚街上仍然流传着“莫家谷、梁家祠”的说法。其意为莫家的田产是最多的，梁家的祠堂是最气派的。在访谈的过程中，不少人都告诉我们，莫家在民国以前甚至在邻县——钟山县都拥有田产。至此，我们不难理解，黄姚文风蔚然与地方社会对经济资源的控制有着密切的关系。要理解为何出现此情形，我们必须对当地民众在清初以后登记入籍的过程作进一步探讨。
康熙年间，清政府将府江流域收归版籍之后，开始重新登记入籍。黄姚街的八大宗族极有可能首先立户入籍，这些僮人利用黄姚街处于市场中心地的有利位置，迅速与官府结成了关系，并控制了各种政治、文化资源。与此同时，远离黄姚的僮人则将田产寄至这八大宗族名下，借助这样的方式获得合法的身份。僮人交租，民户纳税。但由此一来，黄姚地区的田产形成了“一田二主”的局面。可以说，黄姚的现象在整个府江流域有相当的普遍性。康熙三十三年(1694)，整个昭平地区发生的田产纠纷正是这一原因造成的。《昭平县志》记载的其中一个案件如下：
康熙三十三年蠲免民粮。有僮人许灵官等遂称既恩免租，亦应免抗不输租。昭平里三、八、十排民萧洪元、何汉昆等随赴督抚呈告，蒙断獞佃民田，每工追租一百斤，与民收领，结案。康熙四十四年又因蠲免，獞人韦应元、闭扶福等复在各宪呈告，遁称既已免粮，民户不应收足租。一百斤止愿三七称输。时何汉昆亦将“一田二主”情由逞诉平乐府。戴锦审明断定，獞不得隐民之租。其獞人抗欠者仰昭平县杨一漳追给。康熙五十年奉部行文，各僮人有粮立户，读书应试，使知王化，免为不轨。獞民遂乘机将三、八、十排民粮割立猹户，以为既以办粮，不应复纳租于民户，又复抗租。何汉昆、萧韶等赴抚院陈元龙呈告，批仰昭平县共追九载之租，给回民户，仍照旧额每工每年输粮租一百斤，永远定案，至今相沿无异。</div></td></tr></tbody></table>

郭安胤 发表于 2010-2-25 11:44:00

这起官司的起源在于朝廷在康熙三十三年蠲免了广西地区的民粮。这一政策导致原将田产寄在“民户”之下的僮人明显感觉到利益受损，于是提出减租要求，但“民户”不愿，遂发生了“民户”与僮人之间的纠纷。僮人抗租的理由，实际上是由于田地产权的不明晰。后入户的僮人随将田产寄至“民户”名下，但仍认为这是其田产，拥有对田地的产权。在康熙三十三年的官司中，“民户”凭借与官府的关系而占据了上风。而上引材料更是告诉我们，不甘失败的僮人试图利用“读书应试”的方式纳粮开户，摆脱对“民户”的依附关系。在此情形下，“民户”何汉昆、萧韶等人将官司升级，告至平乐府并取得了官司的胜利。这起官司体现了先人户的僮人与后人户僮人在田赋利益上的矛盾。
    僮人希望透过读书而立户，从僮而民，摆脱对“民户”依赖的状况。面对此情形，“民户”除运用各种政治手段外，还借助了文化手段以维护自身利益。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在康熙至乾隆年间，黄姚街有功名的人开始不断论述黄姚地区“猹人”在经济、文化上的特征。如乾隆二十五年的恩贡生潘文成这样描述：
文化里离城二百二十五里．前属王化耒及。至万历六年始征平伏，一里分为十排，丈田定赋，招獞耕输。一、二、三、四、五、十排为邻省迁居之民开户立籍。六、七、八、九排系平伏招抚之猹人开户立籍。文化一里而有六民四猹之说。其此之谓也乎。
 
潘文成在空间上清楚划分了“民”与“獞”之间的区别，用聚落空间强调其差异。同时，又特别指出“獞人”之田是万历以后招耕的，强调“獞人”对田地没有所有权。潘文成的言论实质上指出了当时“民”与“獞”的差异，体现在经济上就是无田之人为“獞”，有田之人为“民”。
    而乾隆十五年的举人林作楫则用文化差异解释宁化里的“民”、“獞”的区别。兹摘录一段如下：
宁化里民獞杂处，民居其二，獞居其一焉。固无猺人与苗人、狼人也。獞之多者，惟宁化里西以及东西二坪及恩来里，九冲则猛獞杂处……而族之分类，有于三月三日具牲醴，供乌米饭，延请师巫红袍执笏以祭神于庙者，名大獞；而四月八日举者则为小獞……

郭安胤 发表于 2010-2-25 11:44:00

郭安胤 发表于 2010-2-25 11:45:00

三、简短的结语
 
    重新审视明清时期府江地区僮人的社会经济史，我们不难发现两个重要问题：第一，地方政治的分裂与入籍方式。明政府以平定动乱的方式将僮人社会纳入到权力体系之内。僮人在“以夷制夷”的方式下被土司招抚。僮人在政治与经济结构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民”、“獞”这一文化概念在此时期意指的是土司、狼兵与僮人之间在政治与经济上的相对性。但藩王的存在以及明帝国时期地方社会特殊的政治结构，给了僮人改变自身身份特殊的机会。靖江王府在地方社会的扩张与地方官僚系统构成了尖锐的矛盾。“新民”入籍展开了激烈争夺。府江流域的部分僮人以此为契机，依靠藩王的支持改变了其在地方社会中被动的位置。
第二，地理市场的空间结构与文化权力秩序。在清以后，在市场中心地的僮人通过科举、礼仪等文化制度，成功改变了自身的身份。而清帝国在把边缘地区的僮人纳入管治体系的过程中，依靠的就是这些在市场中心地的僮人。边缘地的僮人被市场中心地的僮人招抚入籍。前者在后者与国家所达成的政治文化秩序中被确立了其社会地位。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与帝国版图的扩张有效地结合到一起。国家认同与文化身份的重构，使黄姚街的僮人获得了充足的政治文化资源，成功地维持住了其经济利益。在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后，或者我们可以对广西区域社会经济史有一些新的体会。
 
注释：
    ①[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2《广西》，《中国野史集成》第26册，巴蜀书社，2000年，第174页。
    ②另一称法为度米岭。
    ③民国《昭平县志》卷7，《中国方志丛书》第1390册，成文出版社，1985年，第192页。
    ④嘉庆《广西通志》卷199《前事略二十一》，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316页。
    ⑤[明]郭应聘：《府江善后议》，[清]汗森：《粤西文载》卷8《奏疏十一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10页。
    ⑥[明]郭应聘：《府江善后议》，[清]汪森：《粤西文载》卷8《奏疏十一首》，第211页。
⑦嘉庆《广西通志》卷199《前事略二十一》，第5323页。
⑧[明]杨芳：《殿粤要纂》卷2《昭平县图说》，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234页。
    ⑨[明]柯寿恺：《夷情志》，民国《昭平县志》卷7，《中国方志丛书》第1390册，第194页。
    ⑩[明]郭应聘：《府江善后议》，(清)汪森：《粤西文载》卷8《奏疏十一首》，第211页。
    ⑾[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2《广西》，《中国野史集成》第26册，巴蜀书社，2000年，第176页。
    ⑿《吴氏家谱》，油印本，第10页。
⒀嘉庆《广西通志》卷203《前事略二十四》，第5384页。
⒁柯寿恺：《夷情志》，见民国《昭平县志》卷7，《中国方志丛书》第1390册，第194页。
    ⒂雍正《广西通志》卷83《卓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6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06页。
    ⒃民国《昭平县志》卷7《夷民部·猺獞》，《中国方志丛书》第1390册，第195页。
    ⒄民国《昭平县志》卷7《夷民部·猺獞》，《中国方志丛书》第1390册，第195页。
    ⒅民国《昭平县志》卷7《夷民部·猺獞》，《中国方志丛书》第1390册，第195页。
    ⒆民国《昭平县志》卷7《夷民部·猺獞》，《中国方志丛书》第1390册，第195页。
    ⒇综述黄姚街各姓族谱而成。
    民国《昭平县志》卷7《夷民部·猺獞》，《中国方志丛书》第1390册，第183页。
    摩崖原文存于黄姚街天马山文明阁旁。
    《道光庚子年重建文明阁新建魁星楼并建亭台碑记》，碑存黄姚街天马山文明阁旁。
    根据2007年8月20日对黄姚街梁有钻老人访谈录音整理而成。
    这些碑刻保存于黄姚宝珠观及文明阁内。
    《道光乙已年兴修接米岭并鞍西□太路碑》，碑存黄姚宝珠观内。
    《道光乙已年兴修接米岭并鞍西□太路碑》，碑存黄姚宝珠观内。
    碑文存于黄姚宝珠观内。
    民国《昭平县志》卷2《舆地部·山》，《中国方志丛书》第1390册，第27页。
    《牛岗坪禁碑》，碑存于黄姚宝珠观内。
    民国《昭平县志》卷7《夷民部·猺獞》，《中国方志丛书》第1390册，第195页。
    民国《昭平县志》卷7《夷民部·猺獞》，《中国方志丛书》第1390册，第192页。
民国《昭平县志》卷7《夷民部·猺獞》，《中国方志丛书》第1390册，第192页。
 
参考文献：
    李小文．同家制度与地方传统——明清时期桂西基层行政制度与社会治理厦门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
唐晓涛．礼仪与社会秩序——从“大藤峡瑶乱”至太平天国.冲山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

郭安胤 发表于 2010-2-25 11:47:00

莫、古、劳                 好似瑶族的姓。。。。。。。。。

郭安胤 发表于 2010-2-25 11:48:00

清代建筑，在沙坪镇坡山村。并列两座砖木结构的祠堂。两正门首，石匾为楷书阴刻“宣义郎宗祠、易氏六世祖祠”。头进有侧门互通，均为硬山顶建筑。三进深，二进有护栏，工艺有壁画、石雕堆塑画、砖雕，均具清代建筑特点。两边有庑廊、青云巷、厢房、山门等。占地面积2120平方米。宣义郎宗祠建于清朝嘉庆末年（1819），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九月重修。易氏六世祖祠在重修宣义郎宗祠时建，两宗祖连为一整体。1950年修葺一次。1952年8月，两祠曾用作鹤山师范学校校舍，1958年鹤山师范学校迁往宅梧，用作古劳民办中学校舍，后中学迁徙，又用作县蚕种试验场。现祠基本完好。 
 【天涯博客】本文地址<a href="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idWriter=0&Key=0&BlogID=846048&PostID=8422799">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idWriter=0&Key=0&BlogID=846048&PostID=8422799</a>此易氏来自吴川。。。。。。。。。。。。。。。。

郭安胤 发表于 2010-2-25 11:48:00

?清代八大姓的迁入 ?? ??清代，由于语言相通，文化上无障碍，莫、古、劳、吴、林、梁、黄、叶等姓从广东先后迁来，逐步成为黄姚的大姓。 ?? ??黄姚莫氏仙山宗支族谱记载，其祖先是清朝初年从广东高明县古劳村迁入黄姚镇黄姚街山根（今龙畔街）居住。 ?? ??梁氏族谱记载，其初先是建炎年(1127)从广东珠玑巷迁到新会古劳村，清初又从古劳村迁至黄姚。梁氏祠堂中的“重建梁氏宗祠碑志”说祠堂是建于康熙初年。 ?? ??古氏族谱记载，其祖先是清顺治年间从广东鹤山（从新会分出）古劳村迁来黄姚经商而定居下来的。 ?? ??劳氏族谱记载，其祖先是雍正、乾隆年间县从广东鹤山县古劳村迁来。 ?? ??林氏族谱记载，其相先是清朝初年从广东南海县迁来。南海在鹤山东北方，隔西江于鹤山相望，紧邻广州市。 ?? 郭氏族谱记载，其西迁始祖郭佐廷是清顺治年从广东高明县松柏乡迁来黄姚。高明北接西江，西南与鹤山相邻。 ......

郭安胤 发表于 2010-2-25 11:49:00

梁氏族谱记载，其初先是建炎年(1127)从广东珠玑巷迁到新会古劳村，清初又从古劳村迁至黄姚。梁氏祠堂中的“重建梁氏宗祠碑志”说祠堂是建于康熙初年。 ?? ??古氏族谱记载，其祖先是清顺治年间从广东鹤山（从新会分出）古劳村迁来黄姚经商而定居下来的。 ?? ??劳氏族谱记载，其祖先是雍正、乾隆年间县从广东鹤山县古劳村迁来。

郭安胤 发表于 2010-2-25 12:15:00

清雍正十年（1732年）从新会划出古劳、新化、遵名三个都及开平的双桥都全部，古博都的部分地方，新置鹤山县，在大官田筑城为治所，治所称鹤城，隶属肇庆府。民国2年（1913年）县城迁至沙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鹤山县属粤中专区。1952年5月与高明合署办公，至1954年两县恢复建制。1956年鹤山县属佛山专区。1958年11月16日，鹤山县与高明县合并，称高鹤县，仍属佛山专区。1959年改隶属江门专区，1961年10月改属肇庆专区。1963年划归佛山专区。1981年12月16日，恢复鹤山、高明两县建制，鹤山属佛山地区。1983年6月1日，实行市管县，鹤山县隶属江门市。 
<div class="spctrl"></div>　　1993年11月8日，撤销鹤山县，设立鹤山市（县级）。

郭安胤 发表于 2010-2-25 12:17:00

<h1>高明县</h1>
<div id="lemmaContent">　　汉时，高明县为<a href="http://baike.baidu.com/view/3224745.htm" target="_blank">高要县</a>地，属交州苍梧郡。三国时属广州。西晋时仍为高要县地，属苍梧郡。东晋末（公元420年），从高要县分出南部地区设置<a href="http://baike.baidu.com/view/3018074.htm" target="_blank">平兴县</a>，这是境内立县治之开端，后废入高要县。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八年（441年）复置平兴县，隶属宋隆郡，县治设在黄村都（今佛山市高明区更楼镇古城坪）。    南朝齐中兴二年、梁天监元年（502年），于平兴县境内析置梁泰县，隶属梁泰郡，县、郡治均在清泰都（今<a href="http://baike.baidu.com/view/22793.htm" target="_blank">佛山市</a>高明区<a href="http://baike.baidu.com/view/602772.htm" target="_blank">仁和镇</a>）。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1年），平兴、<a href="http://baike.baidu.com/view/688022.htm" target="_blank">清泰</a>（<a href="http://baike.baidu.com/view/3018178.htm" target="_blank">梁泰县</a>更名为清泰县）均隶属端州。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废清泰县并入平兴县。唐武德七年（624年），复置清泰县。到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又废清泰县，并入平兴县。 
<div class="spctrl"></div>　　北宋太祖开宝五年（972年），废平兴县，并入高要县。    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由绅耆麦茂等人陈请肇庆府参政黄瑜奏准明廷，割高要上下仓等24都设置新县，立县治于明城青玉山。因此山原是高明巡检司驻地，故取名高明县，隶属肇庆府。 
<div class="spctrl"></div>　　自高明县建置以来至建国前，县名及县治没有变化。 </div>

郭安胤 发表于 2010-2-25 12:25:00

麦茂亦瑶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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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昭平黄姚郭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