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瞿是不是郭子仪后代“ 不是不证自明的
本帖最后由 hf001 于 2016-5-8 21:03 编辑在郭瞿身世问题上，正如郭翔鹤宗亲所说”郭仲恭夫妇墓志铭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为此， 很多宗亲提出了各种假说来试图衔接郭仲恭夫妇的墓志铭和郭氏家谱之间的缝隙。本人在考察网上的几种有代表性的假说基础上， 认为， ”郭瞿到底是不是郭子仪后代“ 不是不证自明的问题。
首先将简述在本网上的几种有代表性的假说。如果假说提出者，认为不是你所说本意， 请跟帖纠正。
【”早于844年“假说】
老仙宗亲经考证和推导，认为， 如果要衔接郭仲恭夫妇的墓志铭和郭氏家谱之间的缝隙， 郭瞿必须要生于844年或更早。郭瞿的出生要早于844年， 才可能是仲恭的亲儿子， 若晚于844年只能是过继的儿子。
老仙倾向于 郭瞿为仲恭血脉意义上的儿子， 因此我称它为”早于844年“假说。在此基础上，老仙推测： 繢和元鐬是过继给金堂公主的。暂且把这个推测称为”早于844年“假说的推论。
(郭瞿世系探究,http://bbs.guohome.org/forum.php ... 6%C4%2B%CC%BD%BE%BF)
这是非常重要的假说，一方面，它在郭瞿出生问题上划了一个线：之前为血脉意义上的儿子，之后为祭祀意义上的儿子。另一方面，不论郭瞿是不是郭仲恭的亲儿子， 这个划线都成立。
需要说明的一点， 在老仙的多篇文章中， 提到郭泳宗亲在此问题上对他的支持， 我不能确定郭泳的具体贡献是多少， 暂且全记在老仙名下。、
【“漏记一代”假说】
郭青宗亲在对现有重要文献分析和考证基础上， 提出一个巧妙而大胆的解决方案：郭瞿是郭仲恭的孙子，即因某种原意， 主流家谱漏修了一代。他同时给出了一个佐证，他在湖南桂東貝溪郭氏世系表中发现：
子儀(1世)→暧(2世)→钊(3世)→仲恭(4世)→鐬(5世)→瞿(6世)→延嵩(7世)。
(御史中丞瞿公世系重大漏误考证, http://bbs.guohome.org/thread-11370-1-1.html)
这个方案的巧妙之处在于绕开了”早于844年“假说。从网上资料看，郭青的假说可能早于老仙的假说， 他可能不知道l老仙的”早于844年“假说的推论。同时，这个方案也是大胆的， 间接指明主流家谱在郭瞿记述上有重大失误， 后辈必须酌情修正。
如果结合老仙的”早于844年“假说的推论， 我们发现桂東貝溪郭氏世系只能是一个祭祀线。
实际上，这2个假说都是建立在认同“郭瞿是郭仲恭的血脉/祭祀的儿子”的基础之上。
【”近音“假说】
郭翔鹤宗亲提出的”近音“假说：
瞿和缋这两个字都是去声，瞿为九遇切，缋为胡对切，非常之接近，宋时修谱已经和子仪公隔了九代，会不会是老人口传时，只有音没有文字，故用近音字取代了。
如果这个”近音“假说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 那么， 同样地，结合老仙的”早于844年“假说的推论， 我们发现这个假说实际上支持的也是祭祀线。我不知道，郭翔鹤宗亲自己是否已意识到这点。
（活动献礼：郭瞿身世古籍记载数种， http://bbs.guohome.org/thread-13805-1-1.html）
实际上， 郭翔鹤并没有就此止步， 他也在跟贴中提出了逻辑上有“错接他房”的可能。这进一步冲击了仲恭---瞿这条祭祀线。
鉴于上面的各类推论和猜测，我们会发现“郭瞿是不是郭仲恭的亲儿子”， 不是毋庸置疑的。“郭瞿是不是郭仲恭的亲儿子”是需要证明或证伪的。
在将来， 一旦证明“郭瞿不是郭仲恭的亲儿子”， 那么， 我们就面对这样问题----”郭瞿是由哪家过继的“。这时， “漏记一代”假说 和 ”近音“假说 及它们的推论就变得重要了： 在郭瞿记述上， 家谱有重大失误，必须酌情修正。
在分析了上述的假说后， 从逻辑完整性角度，本人提出了“自称”假说。
【“自称”假说】
在郭瞿身世问题上，不论我们从何种角度去修补碑石与家谱之间的缝隙， 有一个问题是确定的：在郭瞿记述上， 家谱出错了。错误的程度到底有多大， 限于目前掌握的资料， 没有人能准确回答。如果现有家谱对瞿公生卒年份记载都有隐情，那么，如何保证关于瞿公的其他方面记述就一定直白无误？ 既然不能全信家谱了， 那么， 从逻辑的完整性角度去想， 就存在如下一种疑问： 郭瞿到底是否是郭子仪后代？
当我们冷静客观地思考这个问题时， 就会发现这种猜疑并不是不合情理的。我们会发现：
“郭暧---郭仲恭” 是郭子仪系中含皇家血统最引人注意的一支。郭家血统+李唐血统的支持， 对任何一个地方政权都是很有用的。从郭瞿的经历可以看出， 他应该是洞悉人情世事的， 那么 就有一种可能，郭瞿自称是这一高贵血统的后人。当然也有另一可能： 正因为是这一高贵血统的后人， 才需要尽力隐瞒自己的身世。
“自称”假说的核心是， ”郭瞿到底是不是郭子仪后代“ 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 需要认同“郭瞿是郭子仪后代”的人去举证的。 在这个问题没有得到验证之前， 等同于自称行为。 因此，我称它为“自称”假说。
综上， 当前首先要解决的就是： 郭瞿到底是不是郭子仪后代？
我认为， 解决郭瞿身世之谜的最终出路， 是要利用现代科技技术----利用郭氏男性后裔的Y性染色体去证明或证伪。
基因证明法是目前最简单可行的方法，可以绕开目前资料不足的囧境，另辟蹊径。
在郭瞿身世问题上，解决问题的顺序可能是这样的：
1. 郭瞿是不是郭子仪后代？
2. 郭瞿是不是郭仲恭后代？
3. 郭瞿是郭仲恭的儿子还是孙子？
在上面3个问题中， 第一个问题最容易证明真伪， 难度递次增加， 第3个问题最难解决。
我相信， 这些问题的答案， 会让每一个郭瞿后人受益的。
如果有人觉得讨论“郭瞿是不是郭子仪后代” 是不重要的，甚至是心怀叵测， 那么想一下--为什么会有“夏商周”断代工程---就会明白。 只有用经过现代史学方法验证的史料，才能打造出可信的历史。 同样， 瞿公后人只有用令人信服的方法提供的血脉证据，才会让整个郭氏大家族信服。打造可信的家谱， 是每个瞿公后人的责任。 我再提出对汪泽志、虞允文谱序的一些相关史料，向老仙宗长讨教：
汪泽志《中丞公行实》作于南宋淳祐十一年，也即1251年。此文中出现了虔州、虔化县等字样。但是此时虔州已改名赣州约一个世纪了。据史料记载，1153年（绍兴二十三年），校书郎董德元以“虔”字为虎头，虔州号“虎头城”，非佳名，奏请改名，诏改虔州为赣州（取章、贡二水合流之义，且保留虔字的底部“文”，故称为赣）。同时，改虔化县为宁都县。
文中出现“郴州桂阳县”，但是881年前后只有桂阳监，无桂阳县。后来先后出现桂阳路、桂阳军、桂阳府等称谓，就是没有桂阳县。明洪武九年（1376），桂阳府降为桂阳县，这一称谓才正式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那么汪丞相又是如何在100多年前就写下“桂阳县”这一称谓呢。在整个唐代，郴州与桂阳郡的名称多次对换，但都是同一行政单位，而非隶属关系。后晋天福元年（936），桂阳监领临武县，隶楚国长沙府，自此郴桂分治，郴州和桂阳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都不在一个体系里，因此此文成文时间相当晚近。
该谱序出现“硕人”命妇等级，按宋代政和二年定命妇的等级由下而上的排列是：孺人、安人、宜人、恭人、令人、硕人、淑人、夫人。唐五代无此制，也无“硕人”称号 郭泳 发表于 2016-5-10 11:52
个人认为，从大方面角度来说，瞿公是汾阳王郭子仪后裔无疑的。。。我们要做得工作是，还要发觉，从 ...
我一直认真阅读宗亲的近期文章和跟帖，总能获益，赞同你的大多数分析和观点。你的" 从大方面角度来说，瞿公是汾阳王郭子仪后裔无疑的”，我内心也是认同的。但是，在目前情形下， 从纯理性角度看，”瞿公是汾阳王郭子仪后裔“还是需要检验的。 这也正是本主题帖的标题主旨。
您的帖子內容，忽略了本网前一個帖子的重要內容。瞿公墓地有出土文物史料！！郭淼明宗亲的发言很清楚：我(郭淼明)就是HfOO1宗亲提到的那位，瞿公墓地出土的那些文物史料，暂时不想公布。
在目前社会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时代，我绝不会与某种不良社会现象同流合污!!
五一节期间，我回到江西老家，专程到瞿公平定黄巢叛军之后，修建的得胜庙遗址及墓地，进行实地考察，又有新的发现。
吉安的郭氏有识之士，面对目前混乱状态，准备联合起来，对庐陵郭氏家族史，系统整理各种史料，深入研究各种问题。
正本清源，以正视听!! 在目前社会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时代，我绝不会与某种不良社会现象同流合污!!
五一节期间，我回到江西老家，专程到瞿公平定黄巢叛军之后，修建的得胜庙遗址及墓地，进行实地考察，又有新的发现。
吉安的郭氏有识之士，面对目前混乱状态，准备联合起来，对庐陵郭氏家族史，系统整理各种史料，深入研究各种问题。
正本清源，以正视听!! 瞿公的身世之谜，只有静待有关资料的公布，才能解开！ 本帖最后由 hf001 于 2016-5-10 00:06 编辑
我在写这个主贴时， 是计划把这个贴作为一个各类思想的汇总， 希望能借此记录下宗亲们各自的观点和看法。现在，我想把我在郭瞿问题上的其它一些想法陆续作为跟帖，记录在此， 或许对一些人或后来者会有帮助。写于此， 也是因为google可以在几天后搜索到这里的文字， 算是在数字世界里做一个思想备份。
在主贴中， 我简述了在郭瞿身世问题上一些有代表性的假说（这里不包括我的“自称”假说）和它们的潜在蕴含。我同时也给出了他们有代表性文章的链接，我不只希望各位阅贴者依此来检验我的简述是否准确， 更是希望读者通过阅读他们的文章， 了解他们所使用的分析手段。
在老仙宗亲和郭青宗亲的文章里， 他们是竭力运用已知的史料去验证已有的家谱重要文献，并做出现有条件下合理的推测。客观地说，能利用的史料都被他们用完了，要想有新突破， 必须有新史料。因此， 从史料角度看，等待是最好的方式。
从哪里寻找新数据？ 郭翔鹤宗亲给出了一种方法---利用计算机技术， 从海量文库中搜寻蛛丝马迹。沿着这一思路， 他也确实找到了一些有价值的文字资料。他表示将会继续此项工作。
值得一提的还有， 他从纯粹学术角度， 提出了一个问题： 明代家谱里的一些序论， 如何证明确实是宋人写的？ 对这个问题的最简单的方法， 是拿出一个宋本家谱来示证。 我想， 包括郭翔鹤在内的各位宗亲都知道， 这很难。因此，在一些人看来， 这更像“抬杠”或”叫板“。 但 在我看来， 这正是纯粹学术讨论的特点---从逻辑出发，不带感情去审视每个证据。 何况，郭翔鹤给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思路， 就是他提倡的“利用计算机技术”， 他也在身体力行地去做这类验证。
在寻找新数据方面， 我们也要提及另一位宗亲---郭淼明。 我是从他在多处的跟贴中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 虽然， 他跟帖里的大部分话， 我不明究里， 也不知道他暗指什么。但是， 他贴中说， 他历经10多年资料收集和实地考察，收集了约60多万字资料和一些文物新发现。他所采用的方法正是社会学中所提倡的“乡野考察”方法。沿着这种方法，长期以来，孜孜不倦，终于有了一些新发现（具体是什么， 因一些原因， 他暂时不想发布，但这也给人带来了些许期盼）。
我在近期一再表明： 利用生物技术， 去解决郭瞿身世问题。这实际上也涉及到一个开阔思路的问题。 在郭瞿问题上，我们总说我们缺乏数据，但是 一直存在着一个生物家谱----通过数代郭姓男子传递下来的Y染色体， 以往， 限于知识和技术条件， 我们一直没有加以利用， 也没被研究者重视。
说这么多，是想说， 数据还是有一些的， 关键是你用什么方法去搜寻/发现， 和找到之后如何使用。 “似至晦，实至明. 似至繁，实至简. 似至难，实至易。”---徐光启（1562-1633）
借以表达我对基因检测的看法。 从我数据挖掘的结果看，“早于844年”比较可能，因其公子延禧880年在宋州做官 本帖最后由 hf001 于 2016-5-28 09:18 编辑
因回应一些问题， 在别处做了一些跟帖，它们与此问题也是相关的， 特集中备份于此， 与有兴趣者共同探讨。
北宋仁宗年间进士董洙在1055年为江西泰和县冠朝镇冠朝村（古称层溪）郭氏族谱所作之序（也就是网上所称的“《江西老谱》序”或“《吉水老谱》序”，郭青宗亲考核过的）：“（瞿）生四子：长延勃、次延嵩、三延暹、四延升，居符竹。..."
董洙 与 郭之美为同乡、同科、同朝为官（郭青）。
宋枢密使郭鼎（？）在浣溪谱撰写郭氏源流记（郭恢荣宗亲提供的）:"(御史中丞)子四人：延勃、延暹、延升、延嵩，...";
“郭鼎写的郭氏源流记，来源于司马文正，即司马光为我延升一脉写的一篇谱序的大略”（郭恢荣）。
南宋礼部尚书汪泽志在淳祐十一年（1251年）所书的《中丞公行实》" 夫人赖氏, 生子四：延勃、延暹、延昇、延嵩"
郭一明在“ 欧阳修《郭氏族谱序》辨析” 中，描述“在符竹郭氏谱牒旧序三前面，还载有符竹郭氏族谱旧序二，为宋绍兴十九年（1149年）中书舍人虞文甫撰，其记载“暧生钊，钊生仲恭，尚金堂公主，仕詹士府丞。恭子瞿，居金陵，徙什善镇。唐季五代抢攘，瞿不得已仕吴为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迁国子监祭酒、御史中丞。延嵩乃瞿之仲子也，再徙同区竹林村..."
上面几个文献的分量应该是足够重的， 但是， 对瞿公四子的排列顺序是不同的， 不知道该采信哪一个？
另外，在明兵部尚书冠朝郭子章公为符竹旧谱所题《南迁始祖御史中丞公传》有“生子四延升、延嵩、 延勃、延暹"
也想知道， 上面哪个被明代郭子章背书过？希望有知情的宗亲赐教。
在上面3个， 延勃都是排在第一位， 而郭子章把他排在第三位， 在古代， 长子的地位是最重要的。
想知道家谱里生子顺序是否可以随意排列？有无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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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把几大家的谱序（尤其是连续完整的历次修谱序）做个比较， 就能有许多新发现和结论。
最容易解决的问题就是： 延勃是不是长子？ 延嵩是不是老二？
主流家谱持有者解决不了瞿公祖上问题， 难道连他儿子的排序问题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应该是”毋庸置疑“地可以解决的。
为什么郭子章公浏览过五派家谱， 还给出与众不同的四子排序， 而且当时五派为什么就认同了这个排序？是不是当时五派的家谱里就是这个顺序？ 那么， 其它几个相当重要的谱序（指排序不同的）也包含在五派的谱里？如包含，郭子章公究竟为什么要有意不同？如不包含，为什么不包含？他们是真是假？
想想这些问题， 或许能有所启示。
本帖最后由 hf001 于 2016-6-7 11:25 编辑
世界著名自然科学杂志---《自然》最近一期刊出一篇讨论历史学与DNA技术的文章，《遗传学者和历史学家需要携手运用DNA探究历史》，Nature533,437–438(26 May 2016)。
借此特地转载此文，以反映历史学所面临的多种当代挑战，供有兴趣的朋友进一步扩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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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学者和历史学家需要携手运用DNA探究历史》
Nature533,437–438(26 May 2016)
翻译 | 单敏捷、胡鸿
来源 |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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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摧毁了罗马帝国？很少有比这更困扰历史学家的问题了。那些将大帝国改变为战国型中世纪的入侵者，他们是源于邪恶蛮族的远距离移民，还是涌入日益衰弱的首都以填补其力量真空的各种当地武装？抑或二者皆有？
《自然》杂志并非提出这个问题的典型场所——毕竟历史学家有他们自己的学术会议和期刊。但是在学者们继续讨论历史的同时，一些新型的科学家正在努力参与进目前的研究工作中。这些研究者们想要利用现代基因科技回答历史问题，而他们如此做却冒犯了人文学科的同仁。遗传学者们承诺给出这样的解释：利用对DNA的分析得来的客观确凿的数据，看青铜时代和维京时代“真正”发生过什么，用以取代“有偏见的”历史描述。
不是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拥抱这一新世界。他们抱怨说，很多这类研究采用的是“先测基因序列，再予以历史化”的思路。比如，在此类研究中，研究者先发现一个地区居民基因构造的转变，然后假定是某个历史事件导致了这样的人口学上的变化。
一些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对于本刊去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感到不安，该文发现5000年前的俄罗斯草原居民的基因组和4500年前的西欧人非常相似，并猜测这是草原居民向欧洲大规模迁徙的结果，正是他们带来了印欧语（一种几乎涵盖了如今整个欧洲大陆的语系。（参见《自然》第 522期, 140–141页，2015年）
所以，可能有人觉得历史学家也会对最新的基因测序努力怀有敌意。这个项目的目标是分析来自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的1100处古代遗迹中找到的DNA样本，以便探究是什么人填补了罗马帝国崩塌后的空白——或者至少解释帝国怎么样变成了公元六到八世纪统治部分意大利的伦巴底王国。
而在这个工程的领导者中，有一位正牌中世纪史学家，他就是位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的高等研究院（IAS）的帕特里克·格里，正是他确定了一些该项目所力图解决的问题及其方法。格里说，他的同行们必须为本学科的灵魂而战，以免它被蚕食和侵吞，“如果历史学家对基因科技袖手旁观而不是认真参与，我们将会看到越来越多的遗传学者的研究，而历史学家在其中贡献甚微，或者坦白地说有的也只是二流历史学家的贡献”。
他说：“如果不能将基因技术吸收进历史学研究之中，历史学家将会落伍。”
本周，在德国耶拿市的Max Planck人类史科学研究所，格里将要主持一个工作坊，届时会有大约20名左右青年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聚在一起，了解正在改变传统历史学面貌的古DNA和其他量化工具。
令历史学家小心翼翼的一个考虑是个体的基因构造可能与其族群身份产生双向影响。历史学家们倾向于将盎格鲁-萨克逊或法兰克这样的族群看作流动可变的分类，主要是个认同的问题，个体认同一个族群，同时拒绝其他族群。因此，在伦巴底人基因测序的工作中，不会用DNA确定王国建立者们的遗传学概貌，而是要探寻一些细微问题，如有关迁徙，关于早期居民和晚期居民之间的连续性，以及他们的血统是否与埋葬方式和埋葬地有关。
为了让遗传学者和历史学家能相互理解的其他努力也在进行中。哥本哈根大学的古DNA研究者汉内斯·施罗德领导的研究小组，最近获得了120万欧元（合130万美元）的项目资金，用于名为CITIGEN的合作项目，目的是使历史学家和其他人文学者们了解和熟悉这一领域。和格里一样，施罗德也担心，历史学家如果不把遗传学纳入到自己的研究中就会落伍。“列车飞奔，你要么跳上去，要么错过这班车”，施罗德说。他还致力于用古DNA数据研究跨越大西洋的奴隶贸易。
那些在本周将要首次品尝分子遗传学的年轻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也许把这个新工具带进他们的研究之中。然而他们需要做好准备——不仅仅要对遗传学有足够的理解以读懂论文，还要对古DNA数据提出富有挑战性的见解，走出一条用现代科技解读历史的道路。无论如何，蛮人已经兵临城下，你必须选择怎么办。
（单敏捷 译） 在中国这类问题要谨慎对待，DNA是把双刃剑，不建议公开进行家族的DNA研究 在中国这类问题要谨慎对待，DNA是把双刃剑，不建议公开进行家族的DNA研究 我们的族谱显示，瞿公生于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
江西安远郭沛良 发表于 2016-6-22 21:43
我们的族谱显示，瞿公生于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
卒年呢，有无详细行状
本帖最后由 hf001 于 2016-11-2 21:09 编辑
【转采】
一条Y染色体如何确定曹操后人？人类学别有洞天 | 专访李辉
编者按：
2009年岁末，河南某村发现疑似曹操墓遗址的消息震动国人。巧合的是，复旦大学人类学实验室李辉教授在当年10月就开始调查全中国曹姓男子Y染色体，寻找曹操的后代。两个原本并无交集的工作产生了联系。李辉实验团队研究男性的Y染色体，是为了弄清Y染色体的演化，更精确地了解人类演化的过程，从而建立一套从现代DNA样本追溯至古代真实人物的方法。与传统的人类学研究不同，现代人类学研究不仅局限于考古方面的资料，也将基因以及语言研究作为其有利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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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人类学实验室位于江湾校区生科院六楼东侧，踏进最里间的僻静角落，才会发现别有一番天地。走廊墙上错落有致地挂着各色的进化图谱，从灵长类动物科目下的猴子王国，到人科动物下的 “金刚族”猩猩们，再至人族内各人属的树状图，才能找到那一条细小的名为“现代人”的树杈。而在这一长幅世界之树旁边则是一张世界地图，人类迁徙路线好似地球的血管，遍至每一块大陆和岛屿，让人惊叹。
李辉教授的实验室更像是书香浓郁，装饰雅致的“茶室”，巧妙地与外间的实验仪器隔开，这或许暗示了人类学研究的桃源深处、别有洞天。从各地采集人类基因样本和族系信息费时费力，但其研究数据往往给出令人惊讶的发现。
寻找魏武帝的后人
中国的人类遗传学研究近年来在媒体上最高调的一次曝光得从河南曹操疑冢事件说起。2009年岁末，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称河南安阳县灵芝村发掘出一座东汉大墓，被认为是曹操之墓。考古和新闻界人士对此极为关注，但曹操之墓是真是假，一时说法不一。
很多人想到使用“DNA技术做亲子鉴定”，可发现问题一环连着一环：如果曹操尸骨的DNA得靠曹植或其他儿子的尸骨来鉴定，那么曹植尸骨的DNA又如何鉴定呢？换句话说，这便成了个一环套一环的循环鉴定之谜。就在此时，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人类学实验室却联合对外宣布：他们已经能用DNA技术辨别曹操后裔。
亲子鉴定至少需要确证一个后代，莫非科学家们已经找到并确认了曹操的一个后裔？其实，复旦大学所使用的DNA分析方式并非大家所熟知的亲子鉴定技术，而是被称为“Y染色体谱系调查”的人类学技术——可以通过检测现代曹姓男性的DNA来回答曹操墓真伪的问题。
由于Y染色体遵循父系遗传规律，只有男性后裔才能继承父辈的Y染色体。而在中国，男性子嗣一般会继承家族的姓氏，保留祖先的社会印记。这种生物学和社会关系上的巧合，使得Y染色体谱系能较好地对应到社会历史的演化过程，成为研究历史的重要工具。所以，通过广泛征集曹姓男子进行Y染色的检测，必然会有足够多的Y染色体样本涵盖曹操一族的DNA特征。
在收集大量曹姓男子的DNA数据样本的同时，研究者更进一步通过历史检索、查证家谱和迁徙线索来缩小曹操后代的范围。如果研究显示家谱记载曹操为祖先的男性中确有相同的Y染色体DNA特征，而其他无相关记载的曹姓男子中均无这个标记的特征，就能极大地证明该特征确实是曹操的Y染色体后裔。也就是说，研究者利用曹姓男子的Y染色体“大数据”与历史资料进行比对分析，即根据家族族谱和DNA检测的双重标准，筛选出最为准确的曹操DNA特征。
我们可以把这一过程看成利用排除法做选择题。假定现代所有曹姓人群中有曹操的子孙，而这些人的基因中必然带有几个共同的标志和特征是与其他人曹姓人不一样，所以通过历史宗族的记录以及DNA检测的双重标准相互佐证，就可以有极大把握确定哪些人是曹操的后代。这些DNA特征，再与曹操墓里的遗骸对比，即可判断墓冢的真伪。
“我们并没有被委托做曹操墓的对比”，李辉说，“因为我们做的工作并非是为了曹操墓，其实原本也没有关系。我们早在2009年10月就已经开始曹姓男子Y染色体的调查了，这对中国的人类遗传学很重要“，而河南省文物局是2009年12月27日确认“曹操墓”的身份。
帝王的基因能定位历史
2009年，李辉结束了在耶鲁大学博士后工作，回到复旦大学任教。他想通过建立中国Y染色体谱系，获得更加准确的人类基因突变率。事实上，Y染色体的突变率一直是遗传学的重要问题。如果能搞清楚Y染色体的演化，就能更精确地把握人类演化的过程，建立起一套从现代样本追溯至古代的时间框架。一旦精确把握人类DNA样本的时间年份，再对应到历史事件、地理环境、社会文化等要素上，就能解释更多的问题。这就好比在数学上建立了一个数列公式，不管你获得了何种人类的DNA样本，都能用这个公式来找到它在历史上的时间位置。它不仅是解决中国史学问题的基因工具，也是探究人类演化历史的基础。
作为人类学遗传研究的重要手段，Y染色体谱系调查的两个特点与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其一，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里，父系社会是主流，从Y染色体入手很可能在历史记录中寻找对应材料；其二，男人的生育权历来极其不平等，富贵人家子孙成群，贫贱人家则难以存续，导致Y染色体集中在少数类型上，群体间的差异也就极大。于是遗传的瓶颈效应就突显了出来，使得Y染色体的遗传差异在地区和种群之间非常大。这好比一箱子五颜六色的球，分辨不出到底哪一类不同。直到你倒入一桶水，才发现少数几个浮了起来。在这个比喻里，常染色体的差异就像球的颜色，而Y染色体的差异则是球的密度。现代人群里常染色体的有效差异在5:13，也就是13个人中5个人的常染色体差异较大，而Y染色体差异度与常染色体相比接近1：400。
进一步来说，如果要从Y染色体构建人类遗传历史的突破口，就要找到那些家系够大的人，这样DNA的拷贝样本数和代际遗传够多。“哪里去找这样的大家族呢？所以我们就得找帝王将相。帝王也需符合一定条件：首先，他必须距今的时间得够长，这样遗传的代数才足够多，所以唐宋以后的基本就可以排除了；其次，这个帝王的后代也要能续存至今，不至于被后朝全部灭族；最后，考虑到整体的工作量，这位帝王的家谱不仅要有迹可循，还要防止太多的编撰混淆视听。”李辉解释说。
事实上，能满足这些条件的帝王寥寥无几。“比如，当时我们就和历史系老师讨论，问找李唐行么？发现肯定不行，中国姓李的太多了，真假族谱一大堆。到最后大家觉得选曹操最好”，李辉说，“曹操家族距今已有70多代，历史长度足够；其次，曹家在后世并没有被灭族，被灭的是曹爽一族，和曹操也没有血缘关系；第三，曹操在宋代被抹黑，于是仿冒的帝王家谱里是不太见到曹操的。这三个原因让我们最终选择魏武帝作为历史的坐标点。”
复旦大学的研究发现：从70多个曹姓家族中分析出5个主要起源，其中有9个家族拥有共同的Y染色体突变位点O2*-M268，通过与东汉官员曹鼎的牙齿（20世纪70年代安徽亳州元宝坑一号墓中发现）进行DNA对比，可确定这9个家族为曹操的后裔。研究还发现，曹操的爷辈是曹鼎，而非他自称的西汉名相曹参或是东汉宦官曹腾的后代，也不是野史中所称从夏侯氏抱养。这一结论更符合正史记载与当时的社会风俗。
这个研究成果对历史上一直争论的曹操身世之谜，提供了决定性的证据。更重要的是，它将作为历史和遗传学结合的重要坐标被铭记，而不只是鉴定出土文物那么简单。
“实际上，如果把任意两个男人的Y染色体对比，一定会找到一个共同的Y染色体祖先。它可以在进化树上表示为一个节点。当这个节点越是被重复，就越能表示它一定是个大人物，再对应到那个精确的历史时期，就能找到它的人物原型。”
通过“曹氏后人”项目，李辉团队得到了一个更加精确的Y染色体的突变率。比起以往正负几千年的技术误差，这个方法已经把误差直接缩小到了正负30年，大约一代人的间隔。如此一来，任何一个DNA样本都可以在历史的维度上给它标记时间。
本帖最后由 hf001 于 2016-12-19 08:30 编辑
《科学时报》：Y染色体与姓氏宗族演变（转载）
人们的姓氏大多继承自父亲，而Y染色体是严格的父子相传的基因组片段。所以姓氏与Y染色体的遗传应该是平行的，有共同姓氏的男性应有相同或相近的Y染色体类型。然而，多起源、改姓、非亲生、从母姓等社会因素弱化了某些姓氏与Y染色体的关联，此时家谱研究可为厘清父系血缘提供线索。
Y染色体上稳定的SNP突变可以永远在父系后代中流传，可以构建可靠的父系基因谱系；而其上突变较快的STR位点又可以用以估算时间。因此，Y染色体可用以研究很多姓氏宗族的历史，甚至千百年前的历史疑案。姓氏、家谱和Y染色体的研究必将成为历史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姓氏与Y染色体的父系遗传
姓氏最早在中国产生，其历史可追溯到5000年前，主要来源于远古时代各种图腾和地名，“氏”为“姓”的分支，“姓”以别婚姻，“氏”以分贵贱。秦汉以后，姓氏合一，数量大增。据最新统计，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目前有4100个姓氏。
姓氏最早用于遗传研究是在1875年，乔治·达尔文通过分析堂（表）婚得出了英国同姓通婚率和不同阶层的堂（表）近亲通婚率。由于居民出生、结婚和死亡等大量相关数据的易得性，姓氏分布与同姓率被广泛用于研究群体遗传结构、迁徙率等。此外，姓氏还在流行病学方面得到了应用。
虽然姓氏在宏观上被用于分析群体遗传结构，但是姓氏并不完全遵从父系遗传。就中国的社会情况而言，收养、继养、入赘，甚至直接改姓，都会影响姓氏与父系血统的关联程度。另一方面，中国大多数姓氏起源于春秋时期的各个封国，当封国内的百姓都以国为姓的时候，这些同国百姓的血统可能本来就不一致。这就造成了很多比较大的姓氏内部遗传结构不一致。
与姓氏不同，人类的Y染色体直接代表着父系遗传，永远是父子相传的，不会受到任何社会文化和自然因素的影响。人体内有23对染色体，其中22对常染色体中，每一对性染色体都有一条来自父系，一条来自母系，两条染色体在传代过程中对应的部分会发生交换，从而造成混血的效应，就是遗传学上说的重组。另一对性染色体包括X染色体和Y染色体。在女性体内，X染色体也是成对的，分别来自父母双方，所以也不能避免混血的影响。而在男性体内，却只有一条来自母亲的X染色体和一条来自父亲的Y染色体。当一名男子有了儿子，他的X染色体不会传给儿子，只有Y染色体会传给儿子。所以人体性染色体的遗传方式决定了Y染色体遵从严格的父系遗传（见图）。
人类Y染色体DNA大约包含6000万个碱基对，其中染色体两端的5%为拟常染色体区域，在传代过程中与X染色体相应区段会发生重组，而主干部分的95%为非重组区域，不与任何染色体发生重组。所以，Y染色体主干部分的此特性，保证了子代能完整地继承父代的Y染色体主干而不受混血影响，保证了Y染色体主干的严格父系遗传。
所以，当姓氏已经无法作为追寻祖先的可靠标记的时候，以现代的分子生物学技术为基础，研究Y染色体主干的类型分布，是直接追溯群体或者家族的父系起源的最佳方法，是验证祖先与后代的父系关联的唯一手段。实际上，在一段有较可信历史记录的时期内，整个家族的姓氏与父系遗传的关联是可以保证的，所以家族的姓氏往往与固定的Y染色体类型共同传递，紧密关联。
Y染色体在稳定中突变
在一代一代的父子相承的传递过程中，Y染色体也在慢慢地积累着变化。正是因为遗传突变的积累，使得人类父系遗传体系中，距离越远的个体的Y染色体差异也越大。Y染色体上的突变形成的个体差异主要有两大类，单核苷酸多态（SNP）和短串联重复（STR）。DNA分子由四种碱基（A、T、C、G）按照一定的顺序连接而成，SNP是仅仅一个位置上的碱基类型变化。Y染色体上的同一个SNP在人群中一般只有两种类型。STR则是在染色体的特定区段，由几个碱基组成一个单位重复出现，不同的Y染色体上的同一个STR位置往往有不同的重复拷贝数。SNP和STR由于突变性质和突变速度不同，在分析中有着不同用途。
要确立父系遗传体系，最重要的前提是祖先的突变可以稳定地保留在后代的Y染色体上。SNP突变因为突变速率极低，可以做到在后代中永久地保留，后代只能在祖先的突变基础上积累新的突变，而不会丢失祖先的突变特征。通过比较人类与黑猩猩的Y染色体差异，以及大家系中的Y染色体的差异程度，Y染色体上的SNP突变的速率被计算了出来。每出生一个男子，一个染色体位置上发生SNP突变的概率大约为3000万分之一。
实际上由于Y常染区的保守性，以及人类历史上大量男子都没有男性后代保留至今的事实，实际的群体中突变率应该低几个数量级。而我们通常研究的是Y染色体非重组区大约3000万个碱基对的常染色质区，按照每个碱基对3000万分之一的突变率，这个区段内每个男子平均都会有一个新的突变。这个新的突变随机地出现在Y常染区的任意一个点上，如果这个突变了的点上再发生一次突变，那么这个突变就在后代中丢失了，我们就无法通过后代确定祖先的Y染色体突变谱。但是突变点上重复发生一次突变的概率，按照概率计算方法就是3000万分之一的平方，也就是900万亿分之一，相对于人类自古以来的人口，这个概率就近似于零。所以我们可以说，祖先的Y染色体上出现的SNP突变特征在后代中肯定能够找到，而后代只能在祖先Y染色体突变谱的基础上增加新的突变。
由多个SNP突变构成的一种突变谱被称为一种单倍型。单倍型有祖先型和后代型之分。祖先型与所有后代型合称为一个单倍群。一个家族的所有Y染色体理论上都属于一个单倍群，因为其中所有的男性都应该来自同一个祖先。
单倍群的概念可大可小。大而言之，全世界的Y染色体都属于一种单倍群，都来自20多万年前的一个东非晚期智人男子。进而，全世界又可以分为20种主干单倍群，编号从A到T。最古老的A和B单倍群都没有走出非洲，C和D单倍群最早来到了澳洲和亚洲，E单倍群来到了亚洲又回到非洲，F单倍群衍生出G、H、I、J等单倍群在西方形成欧罗巴人种，衍生出K单倍群并形成N、O、P、Q等单倍群在东方形成蒙古人种，其中O单倍群成为了中国人的主流，而Q单倍群成为美洲印第安人的主流。所以Y染色体的谱系构建出了全人类的一部大家谱。
利用Y染色体上稳定遗传的SNP，我们可以构建出个体或家族之间明确的遗传渊源。而且，既然SNP有稳定的突变速率，当我们统计出不同人的Y染色体之间的突变差异数，将差异数除以速率，经过换算就可以估算两条Y染色体之间的分化时间。
但是，由于SNP的突变速率实在太低，个体之间的突变差异散布在Y染色体的各处，只能使用Y染色体全测序来寻找，而目前全测序的成本太高，不可能普遍应用。这一缺点被Y染色体上的另一遗传标记STR弥补了。一些STR位点分布在Y染色体上的固定位置，每一个STR位点内部的重复单位在传代过程中改变着拷贝数，这种改变也是有着固定速率的，STR的突变率高于SNP10万倍。因此STR位点成为了Y染色体上的“时钟”。
姓氏与Y染色体关联的实践分析
在实际应用中，姓氏与Y染色体是否具有基本相同的和平行的表现还要看姓氏传递是否连续和稳定。多项研究证实各国的姓氏传承是相对稳定的。对于中国的姓氏与Y染色体的相关性，也有许多研究见诸报道。
汉族大姓氏内部的不一致，有很多可能的原因。在理想的情形下，每种姓氏都有一个唯一来源，即该姓氏的奠基者只是一人或是有相同Y染色体单倍型的多人，在姓氏传承过程中没有发生过干扰（改姓、非亲生等），此时一种姓氏可以被一种SNP和STR的单倍型来鉴定。
在中国，姓氏有近5000年的历史，来源复杂，且存在避祸改姓、避讳改姓、过继改姓、皇帝赐姓与贬姓、少数民族用汉姓等等问题。如此，研究中国的姓氏难度极大，但是中国编修家谱的传统对厘清这纷繁复杂的血缘关系有很大帮助。
家谱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某一同宗共祖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兼及其他方面情况的特殊图书体裁。也就是说，入谱者必须是同宗共祖，即使同姓，若不同祖，也不能修入一部家谱之中。在中国的广大农村，人们一直有着同姓聚居的习俗，加上婚姻半径较小，由家谱确定的某一地域内同姓人群，可以认为是有相同或相近Y染色体的父系隔离群体，这也就为分子人类学分析Y染色体DNA多样性提供了极好的研究模型。然而，某些家谱里有假托、借抄的内容，因此对于家谱资料的应用必须审慎。但是在Y染色体检验这种无可辩驳的科学证据面前，任何家谱都可以得到检验和修正。姓氏、家谱和Y染色体的关联研究，必然成为研究中国人起源与演变的重要方式，开创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新篇章。
（王传超、李辉：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严实：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科院上海生科院计算生物学所） 本帖最后由 hf001 于 2018-3-2 05:42 编辑
郭瞿公出生年份的计算：
已知五派冠朝谱系线：
三、瞿、延嵩、洪霸、文暹、整（层溪始祖，冠朝）、二十郎、尧、仅、之美...
已知郭之美，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考中进士。假定郭之美在20岁中进士。
延嵩、洪霸、文暹、整、二十郎、尧、仅、之美 ： 中间7代，
假定每代父辈都是20岁时出生此谱线的下一代。20岁，这是一个唐宋时期代长支代际速率的统计平均数，采用平均数，可以消除几代人生子年份的上下波动。已知延嵩，整都不是长子， 故假定， 他们的父辈在22岁后出生此系所示的儿子。
于是，
1034-20（之美） -20 X 7 = 874 - 2（已知整不是长子） = 872
郭延嵩： 最晚于 872年出生。
假定郭瞿22岁生延嵩， 这样，郭瞿最晚要在850年出生。850与844年，郭仲恭去世年份很接近。
从上面的计算可以看出，这是最保守的计算。
因此，郭瞿公的出生年份应该早于850年。
这是从不同于老仙宗亲的角度，得出的相近数据。这个850年，也间接说明，仲恭公和瞿公之间，也不是非要添加一代。
如果， 我们能够知道瞿公四子的出生顺序， 结论还会更准确些。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关注瞿公四子的出生顺序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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