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日记中记载的与严复的交往
严复是清末极具影响力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翻译了《天演论》等诸多西洋学术名著，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但鲜有人知的是，严复的思想中之所以能产生那么强烈的启蒙意识，是因为受到了一个人的影响，这个人就是清经世派学者、外交家郭嵩焘，《郭嵩焘日记》中的相关记载，使我们可以了解到二人交往的一些细节。严复生于1854年，郭嵩焘生于1818年，二人年龄相差36岁，属于两代人，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两人的交往，两人相见后，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两人最初的交往，始于1877年5月13日，这是严复到英国留学的第三天，郭嵩焘那时任清国驻英国使馆公使，严复等几名留学生在留学生监督李凤苞的带领下前往清国驻英使馆拜见郭嵩焘，这是两人的第一次相见，但这一次的相见，严复并没有给郭嵩焘留下什么印象，在当天的日记中，郭嵩焘也只是笼统地记了“李凤苞带学生十二人来见”的字样，并没有提及严复的名字。
1878年2月2日，是农历正月初一，即中国传统的春节，这一天，严复及另外五名留学生一起到使馆给郭嵩焘拜年，郭嵩焘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留他们吃了饭，席间，严复的谈吐引起了郭嵩焘的注意，那天，严复讲了这样一件事：在一堂野战筑城课上，教官要求每个学生都为自己挖一个掩体，结果，中国学生挖得最慢……严复分析说这是由于中国学生从小缺乏锻炼、身体素质差的原因，认为这是中国教育与西方教育的差距所在。严复的观点引起了郭嵩焘的注意，他因此开始关注严复，在当天的日记中，他评价道：“严又陵谈最畅……其言多可听者。 ”有个叫张自枚的人，思想比较保守，曾写过一篇《瀛海论》，在此文中，张自枚认为中国不适合修铁路，也不适合造机器……这种观点遭到了严复的反驳：“西方有，中国不必傲以无；西方巧，中国不必傲以拙；人既跨骏，则我不得骑驴；人既操舟，则我不得结筏”。郭嵩焘对严复的此番言论特别赞赏，在1878年3月12日的日记中评论道：“只此数语，掉磬已尽”。在1878年4月10日的日记中，郭嵩焘记下了两人一次谈话的内容，严复说：“中国切要之义有三：一曰除忌讳，二曰便人情，三曰专趋向。 ”对于此番言论，郭嵩焘同样十分赞许，他在日记中评论说：“可谓深切着明，鄙人生平所守，亦不去此三义，而以是犯一时大忌，朝廷亦加之贱简，谁与知之而谁与言之！ ”1878年7月8日的日记内容，是严复向郭嵩焘介绍西方修建立交桥和改善道路交通情况，严复说：“火轮车、马车道路，交互上下，不相悖害。城镇行者如织，并出车路两旁，铺石高寸许以示别。长途因火轮车之利，无担负者。 ”郭嵩焘在日记中感慨地写道：“西洋于此穷极推求，而国家不敢擅其威福，百官有司亦不敢求便其家。即平治道途一节观之，而知天维地络、纵横疆理，中国任其坏乱者，由周以来二千余年无知讨论，此亦天地之无如何者也！ ”1878年底，郭嵩焘在驻法使馆接见留学生，并对每个人的才能进行讨论，郭嵩焘日记中记录了他所询问的几个人的具体情况，关于严复的记载是这样的：问：“严宗光宜何用之？ ”答：“以之管带一船，实为枉其材。 ”问：“何宜？ ”答：“交涉事务，可以胜任。 ”郭嵩焘对严复非常欣赏，多次表示：“又陵才分，吾甚爱之。 ”郭嵩焘千方百计推荐严复，可是，郭嵩焘的推荐未被理睬。 郭嵩焘于1879年1月31日启程回国，严复继续在英国留学，半年以后，严复学成回国，但他与郭嵩焘并不在一处，他们只能靠书信来往。 12年后，郭嵩焘去世，严复写了一副挽联缅怀郭嵩焘：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童毛，激赏深惭羊叔子；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
有一个成语叫“薪尽火传”，用在郭嵩焘与严复身上极为恰当，郭嵩焘是不幸的，因为他的思想得不到同时代人的理解，他的报国理念在生前没能实现；他又是幸运的，因为在他的影响下，严复继承了他的事业，完成了他未竟的心愿，诚如南开大学学者李新宇教授所指出的那样：“郭嵩焘去世了，但他影响了严复……严复后来的著作，许多地方都晃动着郭嵩焘的影子。郭嵩焘的思想没有得到播扬，却植于一个年轻朋友的心中，而在20年后生长了起来，影响了一代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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